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入门

基督教教育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起步甚早且成果最多、研究比较成熟的领域。其研究在美国起步，港台随其后，改革开放后大陆学者参与进来，共同将此领域的研究铺展开来。较早关注基督教教育是在中国的传教士，他们十分注重对自己事业的记述、总结与反思。受1920年代中国反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激发，美国在1920—1930年代有多本博士论文以基督教在华教育为议题。如赛特（Yau S.Seto）的《在华传教士教育的问题，历史性的和批评性的》、普腾（James Dyke.Van Putten）的《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其历史发展及其对中国人生活影响的考察》、福特（Eddy L. Ford）的《在华美以美会教育工作的历史：关于其发展和目前趋势的研究》、考克•维（Kok.A.Wee）的《新教在华大学和学院的体育教育》等，内容关涉宏观探讨和个案分析。其后影响较大的是格瑞格（Alice H.Gregg）的《中国和教育自主：新教教育传教士作用的变迁，1807—1937》。该书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教育给予了全面的评估和深入的探讨。另有皮特•李（Peter Hsing hsien Lee）的博士论文《从中国需要出发的基督教教育的进展研究》讨论了中国时代变革中的基督教教育应该掌握的方向[154]。

1950年代初，随着院系调整运动，基督教大学在中国大陆消失。在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的推动下，沪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齐鲁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大学、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都曾编写自己的校史。不过，这都属于自己写自己的校史实录。研究性的著作后来有韦斯特（Philip West）的《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这是一本利用档案文献和中文史料、从中西关系角度审视燕京大学的较深入的专著。哈利森（Drian Harrison）的《守候中国：马六甲的英华书院，1818— 1843年和19世纪初期的差会》、马丁（Gordon Martin）的《芝罘学校，1881—1951：历史和回忆》及新近王栋关于岭南大学的著作都是研究单个教会学校的著作[155]。其次，是对教会学校综合性或者某个方面的研究。较早的是刘广京的《中国早期的基督教大学》一文，从宏观层面对在华基督教大学进行了讨论，对其在中国的作用给予了肯定。其后是鲁珍晞的专著《中国与教会大学，1850—1950》，该书对基督教大学百年历史及其与中国政治、社会的互动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还有芳卫廉（William P. Fenn）的《变化中的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此三论著都有中文出版，对推动大陆的相关研究很有助益。芳卫廉还有一本记述亚联董历史的著作《永远新的地平线：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董事会的故事，1922—1975》。另外，叶文心、安德森（Mary R.Anderson）、坎宁（Patrick Cummins）和爱里斯（Anne L.Ellis）等人的著作也是此领域比较有影响的作品[156]。其次，此论题还吸引了海外诸多博士论文的参与，内容关涉基督教与政治、宗派教育、区域研究、人物个案等，如岭南大学校友李瑞明编译的《岭南大学》校史等，此类作品繁多，不再多述[157]。

港台学者的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起步较大陆为早。1949年后，教会大学裂为两半。一些随国民党往台的教会大学师生与校友开始编辑出版一些校史、回忆及纪念文集之类的著作。如圣约翰大学同学会编的《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东吴大学校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另有关于燕京大学的两本著作，彭国梁的《燕京大学之中国文化学术研究：1919—1949》，探讨了燕京大学的国学研究；董鼎的《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则是一本有史有文、雅俗共赏的介绍性论著。梁广汉的《1840年代和1850年代香港传教士教育的政治》讨论了香港早期的传教士教育。林治平主编的会议论文集《中国基督教大学论文集》也推动了相关的研究[158]。

香港也是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的重要推动者，早年有任教香港的王尔敏的著作[159]。其后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曾在这一领域用力甚多。该中心的吴梓明除主持文献、目录的整理，国际会议的举办外，还与梁元生、徐以骅、史静寰以英文合撰《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的范式转移，1888—1950》，探讨教会大学的神学、宗教及国学教学与研究，以及教会大学办学宗旨的转变与中国民族主义冲击之关系。吴还担任《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主编，出版了《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1999年）、《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等7种著作，覆盖了在华基督教高等教育的诸多方面。吴的近著《全球地域化视角下的中国基督教大学》则在全球化进程的新视角下来考察中国教会大学的作用，颇有新意[160]。另外，梁家麟的《广东基督教教育（一八零七至一九五三年）》，以广东为个案，探讨百多年间基督教在粤的办学情况，重在探讨广东基督教高等教育的源起、经过与特色。梁氏的《建道神学院百年史》记述了建道神学院从广西到香港的百年历史。两书从资料到论点都有可观之处。香港浸会大学的研究观照历史、宗教与哲学三个学科，出版的论文集《大学与基督宗教研究》提供了这一研究的新的面向[161]。

从1952年教会教育被整合到国立教育系统后直到“文革”结束，大陆一直将教会教育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这种评价取向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在“文革”结束前甚至80年代所写的几本中国教育史中，教会教育基本很少提及[162]。偶尔提及的，除语焉不详外，就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如在改革开放前成书而在1989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稿》专用一章来谈教会教育，认为教会教育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侵略了中国的教育主权，对中国人进行精神奴役[163]。1980年代，中国学术逐渐回归本位。顾长声、徐以骅、曹立前、史静寰、景钟等人逐渐走出简单化的政治批判，开始深入分析教会教育在政治、宗教、教育等方面的复杂面相，并把三者分开来讨论，评价也趋于多元化[164]。(www.xing528.com)

有规模的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始于1980年代末。在章开沅和林蔚等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大陆召开了数次国际会议，吸引了很多学者参与，成果相当丰富[165]。另外，一些处于历史学和教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先后有中国教会教育的通史性著作出版，如高时良主编的《中国教会学校史》、谭双泉的《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何晓夏与史静寰合著的《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吴洪成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中国教会教育史》、王忠欣的《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等。其中几本著作都有一定影响，唯吴著不大引人注意。实际上，该书作为一本从教育学角度关注教会学校的著作，较早地关注到了教会教育的分支，如女子教育、特殊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等[166]。

对中国基督教教育的深度研究方面，几本博士论文值得一提。较早的是史静寰的《狄考文与司徒雷登——美国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以两个影响很大的教育传教士为个案，讨论了其在华的教育活动，促使学界抛开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政治、宗教背景，而关注其教育活动中属于教育的层面。但对教会教育的教育功能的强调并不表明其宗教功能的丢失，在为教会大学教育功能正名的过程中，有不大注意其宗教功能的迹象。对这种现象进行纠偏的是徐以骅，他的《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以圣约翰大学为个案，讨论了作为直接或间接宣教媒介的教会大学，这是教会大学研究走向深入和全面的一种体现。此外，鉴于这一研究中“文化侵略”与“现代化”范式存在的某种缺陷，胡卫清在《普遍主义的挑战》中提出普遍主义的评价模式，认为基督教教育是西方宗教普遍主义的产物，而后者又是近代西方普遍主义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看法，胡的观点有一定的创造性，但似乎并没引起广泛的认同。而王立诚的《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则考察了沪江大学的历程。作者认为，沪江大学在华的发展是美国对华文化渗透的过程与中国社会包容、吸纳外来文化的过程两者融合的结果[167]。近年来，教会教育研究吸引了一些新生力量的参与，成为诸多历史、教育等学科博士论文的选题，内容涉及教会大学个案、区域研究及其他细部课题，使教会教育的研究更为深入、全面[168]。

教会教育的研究尽管成果丰富，但其研究是不均衡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明显是研究的重心。近年，学者们也看到了这种偏颇，开始将研究扩展到中等教育、特殊教育等领域。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与首都师大合作，召开“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会议，以推动相关研究，有《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论文集出版。其他则有关于盲人教育、特殊教育的论文多种，使教会教育的研究更趋于完整[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