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文化：基于知识体系建构的解读

汉中文化:基于知识体系建构的解读^[1]

李　锐

基于知识体系建构的立场来解读汉中文化，既来自于笔者对全球性经济下滑趋势和国人创新不足的担忧，也来自于对身边年轻人“郁闷”话语的思索，更来自于对多年汉中区域文化的研究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梳理和体系性的建构。笔者曾在《学科建设视野下的汉水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从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开始，在汉水沿岸的高等院校和地方文化机构成为研究的主要学科导向。根据笔者阅读和检索所及，汉水沿岸的高等院校和地方文化机构在过去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成立了一大批汉水文化研究机构，二是对汉水流域的文化资源的考辨，三是对汉水流域的文化现象和历史发展特点进行梳理。”现在的迫切任务是，需要从知识体系建构的角度进行总结，搭建出一个基本的知识体系构成平台，确定基本的观测点和技术路径。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化，汉中文化的发生、发展和历史形成的基本形态是有规律的，而且这种规律通过我们应用解释方法和历史方法，是可以把握的。

一、关于文化的概念

(一)基本定义

关于文化的定义，正像田汝康先生所言:“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术语，在1920年以前只有六个不同的定义，而在1952年便已经增加到160多个。”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给文化下定义的人就更多了，以至于有人感喟地说:“文化是个框，啥都可以装”。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本文采用框架式的文化定义，从文化的不同要素展开论述。

美国文化学家爱尔乌德在20世纪20年代所著《文化进化论》一书中写道:“文化是包括人的控制自然界和自己获得的能力。所以，一方面它是包括物质文明，如工具、武器、衣服、房屋、机器及工业制度之全体，另一方面它包括非物质的或精神文明，如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仪式、道德、法律和政治的全体。”此定义是最接近汉语的“文化”含义。许慎《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泛指人类的创造物，包括物质层面的创造物，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创造物，接近于人类控制自然的力量。“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化”又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接近于人类控制自己的力量。

借此结构性的文化概念，我们就可以方便地进行不同背景、不同地域的文化发掘了。

(二)文化的结构

如果要更细致地理解文化，我们可以把文化纵向地分为三个层次:物质器物、社会组织和心智观念。依循这三个层面，我们还可以析出文化构成的各个要素。

物质器物属于人造的物质环境，主要有器具、机械、工程和建筑。如果对于物质器物进行具体的文化考查，还可以再细分:①如果从时间上看，这里有古代和现代之分;②如果从空间上分，这里有东方和西方之分;③如果从朝野上分，这里有官方和民间的区别。

社会组织属于制度设计和形成，主要有成长的制度，如风俗和礼俗;有规定的制度，如法律和法规;还有各种团体组织，如血缘团体、地域团体、职业团体、阶级团体等。依此考察不同的文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①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本位的乡村社会，西方近代是工商为本位的都市社会。②前者分工简陋，自给自足，组织松懈;后者分工精细，组织严密。③前者的民俗社会，立足于身份与宗亲的意识基础;后者立足于契约与领土的意识之上。④前者偏重于情谊，以家族伦理为标准，社会制裁依赖于礼法明教;后者以经济伦理为标准，社会制裁依赖于法律舆论。

心智观念属于精神文化层面，主要有道德、宗教、语言和文艺。依此考察不同的文化，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①在基本的观念倾向上，西方社会注重改造自然，中国传统社会注重顺应自然。②在有意识地把握世界的路径上，西方注重智识主义，强调认识;中国传统社会重视感受，强调体验。③在面对困境如何有意识地超越方面，西方宗教关注彼岸，中国宗教重视此岸。④在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手段上，西方艺术注重焦点而写实，中国传统艺术注重散点而写意。

二、汉中文化的历史生成

(一)汉中文化的含义

汉中文化既不是一个历史断代式的概念，如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等，当然也不是一个时代文明的标志性概念，如古希腊文化、汉唐文化等。它是一个禀赋独特的区域性文化名称，是该区域所有文化现象的总和。

考查汉中文化，我们可以结合汉中发展的基本要素，确定自然环境、古道交通和人口迁徙这三个观测点，结合前文所讲的物质器物、社会组织和心智观念三个层面来透视它的特殊性。

(二)汉中的区位、地貌和交通

汉中地处陕西省南部，北有层峦叠嶂的秦岭，南有奇峰突兀的巴山，汉江横贯两山之间，嘉陵江由西北向东南延伸。这里是中国版图的地理中心，处于我国南北气候分界线西段的秦岭以南，属于亚热带气候。历史上，汉中人民通过汉江、嘉陵江这“两河”，通过故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金牛道、米仓道和荔枝道这“七古道”与周边的文化族群进行交流。了解汉中文化必须了解这样的一个区位、地貌和交通框架，而“两河”“七古道”必然地成为我们研究的观测点。

汉中在汉民族的融合与国家政权统一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民族融和、国家统一的实质，是文化的认同、融合与皈依。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中华民族的统一，其实质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期所在的黄河流域中原文化同长江流域上游成都平原巴蜀文化、长江中下游区域江汉平原楚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而汉中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必然是这三大区域文化交融的过渡带和交汇区，承担着缓冲阀、黏合剂的作用，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三)汉中文化的源头

如果按照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我们可以将汉中文化的源头追溯至远在20—3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期。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西北大学地质系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在南郑县梁山周围发现了旧石器大约2000余件。其中砍砸器和石球最多，既说明了原始的汉中人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证明了汉中盆地是古人类栖息、繁衍和生活的园地。

1983—198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分三次对于南郑县石拱乡的龙岗寺进行考古发掘。其最大的发现是:龙岗寺的新石器遗存，显示了老官台文化由李家村类型向仰韶文化半坡型过渡的传承关系。

李家村遗址位于陕西省南部的西乡县城西1.5千米，是1960年考古调查时发现的。李家村文化的陶器以圈足钵和三足器为主。陶器分泥质陶和砂质陶两类:泥质陶的器型以内黑外红的固足钵最富特色，外壁均饰线纹或细绳纹;砂质陶的器型以灰白色的大型筒状三足罐最具特色，器壁薄、火候低、遍饰细绳纹，三足矮小，呈三角形或乳头状。李家村遗址还发现了房基残迹一处、陶窑一座、墓葬一座、瓮棺葬三个及一些灰坑。亲自参加了李家村文化考古工作的陕西考古专家魏京武，对此进行了碳－14测定，确证了李家村文化早于仰韶文化。据魏先生讲:“1980年，我又到何家湾遗址进行发掘。这个遗址也是1960年考古调查时发现的，也在西乡县。这里主要是房屋基址和墓葬。我们在这里的最大收获是，在仰韶文化上层有龙山文化，在仰韶文化下层，压着李家村文化，三种文化的地层关系非常清楚，从碳－14测定上，也证实李家村文化早于仰韶文化。到1982年底，这里发掘工作全部完成，发掘面积两千多平方米。1983年秋到1985年，我们又对龙岗寺遗址进行了发掘。这个遗址位于陕西省南郑县石拱乡爱国村的西北部，有一个很完整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墓地，有三百四十多座墓。因为何家湾所发现的地层关系只是孤证，因此我们到这里做了发掘，使先前的结论得到了证实。”

从李家村到龙岗寺的考古结论至少证实了这样的事实:①汉中文化显示了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的融合，说明了汉中先民创造的文化具有交流和融合的特征;②汉中先民总是善于吸取不同文化的养料并结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进行文化整合，呈现出借用外地文化资源，利用本地环境资源，在生活中实现文化创新的文化精神。

(四)汉中的移民和文化交融

汉中虽然位居汉水中上游的秦巴腹地，但栈道贯通南北，汉江连接东西形成这一区域在农业文明时期难得的外向型地缘优势。这里既是中国自然地理的南北分界线，又是政治交锋、军事争夺、文化交流的结合部，因此，在人口构成上提供了迁徙、流动、群体重组的可能与便利，为思想文化的交流和交融提供了较好的客观条件，使汉中在农耕文明时期就初步具有开放、兼容、多样的潜质。

1.汉中历史上兼并融合中的移民文化交流

早在三代时期，褒国部族就居于汉江上游谷地。夏代汉中属古梁州，殷商时期属巴方，褒人服从周室最早，他们与巴蜀等南国(周人把秦岭以南的各部族称做“南国”)众部族曾参与武王伐纣之师，并很早就有婚姻关系，如褒姒嫁周幽王。

褒人从周朝学到先进的生产知识，使自己成为南国领袖的同时，也耳濡目染了周人的许多风俗习惯，其中就有祭神祀祖的做法。例如，褒人每年都要祭拜周边的神山圣水，尤其对矗立在汉中平原南缘的旱山，更是崇敬有加，设坛隆重祭奠。《诗·大雅·旱麓》有“瞻彼旱麓，榛苦济济，岂弟君子，干禄其弟”。“消酒既载，騂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的诗句，据说就是对这种祭奠的记录。据任乃强先生研究，在南国各部族中，褒人独主旱山之祀，使其领袖地位更加巩固。

如果检索典籍，三代以后关于汉中移民的记载更多。《左传》记载，“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郑为称”。《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汉书》记载，“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三国志》记载，建安十九年(214)，曹操攻武都，迁部分氐人至陕西汉中。次年破张鲁，又徙汉中氐人至略阳。诸葛亮第一次伐魏，“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华阳国志》记载，“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汉中“户出十万，财富土沃……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

移民使得汉中的文化变得有声有色，并留下了许多鲜活的传奇故事。例如，“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萧何月下追韩信”，“黄忠定军山刀劈夏侯渊”，“诸葛亮黄沙造木牛流马”，“马岱虎头桥头斩魏延”，等等。

2.汉中历史上商业活动中的移民文化交流

从南北朝时起，蜀道一直承载着川东、川北、湘、鄂和中原地区的以茶叶为主的商品与广袤的西北地区乃至中亚、西亚、北亚和阿拉伯进行贸易的运输重任。马可波罗也在其《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了汉中发达的商业活动:“骑行逾关中诸山，行二十日，抵一蛮子之州，名阿黑八里(Acbalec)。州境全处平原中，辖有环墙之城村甚众，隶属大汗。居民全是偶像教徒，恃工商为活。此地出产生姜甚多，输往契丹全境，此州之人恃此而获大利。彼等收麦稻及其他诸谷，量多而价贱，缘土地肥沃，宜于一切种植也。主要之城名称阿黑八里。”该书的翻译者冯承钧考证:“据此以考其所行之平原，应是汉水流域，而阿黑八里只能当今之汉中府也。”

宋代，因茶马互市一项，汉中的商贸地位就并列于开封、成都等城市，《宋史》曰:“汉中买茶，熙河易马。”《明史》载，汉中“繁盛虽不及长安，亦陕西第二大都会也”。(www.xing528.com)

明末清初之际，汉中盆地移民再现高峰。地处关中的兴平、武功、户县一带名门望族举家南迁洋县一带，晋、赣、川、鄂的流民和部分商人迁入南郑、西乡、城固等地。最终形成汉中人口“土著无多，老民不过元、明、清初，新民则数十年内侨寓……新民两湖最多，川民亦多，次则安徽两广，再次河南贵州”。

独特的区位特征、资源禀赋、交通形态和地缘政治，使得汉中在农耕文明时期形成了频繁的人口流动，而随着人口的流动，其他地域的民情风俗也被移入汉中，并在多元整合中继续发展，逐渐形成了汉中文化的表现形态。

三、汉中文化的表现形态

(一)物质器物层

虽经千百年的历史变迁，但汉中还是保存了一大批可作为文化符号的物质器物，如工具、工程和建筑。

就工具而论，北方农业的地犁、木齿耙、磨、碾等为汉中人所借用，并成为主要工具，而南方农业的田犁、铁齿耙、筒车等，也为汉中人所借用。值得一提的是，汉中人还发明了一种田地两用犁，适应了汉中农业的稻麦两熟的需求。其中最有创新性的就是相传为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晋代陈寿《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据统计，仅从1956年以来，全国各地就自发成立了7个木牛流马研究会。汉中洋县农民郭统霄制成了长1.4米，高1.1米，自重17.5千克，可载重35—40千克的木牛流马;旅澳学者康弘对木牛流马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认为木牛流马是齿轮组传动的绞盘索道系统。目前的共识是:“历史上有无数个谜团需要我们去解决，这可能只是一个虚构的物品，但是在谜团未揭开之前，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就工程而论，汉中的“古代栈道”和城固的“五门堰”均堪称为杰作。栈道又称为“阁道”或“栈阁”。古代汉中人为了在秦巴山地行走便利，便在悬崖绝壁上用器物开凿孔穴，孔穴内插上石桩或木桩，然后再在上面横铺木板，这样天堑就成了通途。令人惊叹的是，秦惠王始建陕西褒城褒谷至郿县(今眉县)斜谷的褒斜栈道，长235千米;秦伐蜀时修了金牛道，长247.5千米，成为千古奇观。五门堰坐落于城固，是截湑水河而建成的低坝拦河灌溉工程。据史料记载，最早修堰时间是“西汉居摄二年”，后不断增修，到元代至正七年(1347)，县令蒲庸“重修五洞，改创石渠，凿开斗山后之石峡通水道，灌水田四万零八百四十余亩，动磨七十”^[2]。五门堰至今仍旧发挥着效益，并成为陕西省人民政府重点保护文物。

就建筑而论，汉中的传统公共建筑主要是庙宇、祠堂、戏楼和学校。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古汉台和开明寺塔。古汉台是汉王刘邦的宫廷遗址，台高7米，坐北朝南，分三个台阶，是人工夯土建成的具有典型秦汉宫廷模式的遗址。宋代之后，古汉台成为汉中府署的后花园。古汉台具有“外雄内秀”的特色:南宋时修建了天汉楼，后改称为望江楼，楼高虽然只有大约17.5米，但由于它位于古汉台的最高处，因而远远看去，依然显得巍峨壮观。古汉台内部则由于历朝不断增添，又受到古汉台台基本身面积的限制，反而具有“移步换景”之妙，显出南方的园林特色。开明寺塔位于洋县城。据《汉中府志》记载，开明寺塔始建于唐开元中(约727)，宋庆元元年(1195)重修，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为丛林。“丛林”即僧堂，这说明塔与堂的建筑时间不同步。开明寺塔为方形单层多檐式砖塔，高13层，约27米。从外观上看，方形基座上再立须弥座式的台基一重，台基上部向内用迭涩建筑手法收进5层，塔身亦用菱角牙子与迭涩手法结合砌成塔檐，各层间自下而上逐层缩小至顶，复以半圆形的复钵及八边形的刹柱和宝盖;自第二层以上塔身各面设佛龛52个，及方形单层小塔100个，佛龛之间雕有龙凤壁画，佛龛内有石雕佛像，各层塔檐角上均有风铃。整体建筑古朴雄峻，结构精致优美。

在物质器物层面上，汉中文化给我们的启示是:这些标志性器物的决策者或设计制造者，如与木牛流马相关的诸葛亮、与五门堰相关的蒲庸、与古汉台相关的刘邦等人，基本上都属外地移民。他们带来了新的文化和制造技术，并结合汉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特征加以实行，从而使得汉中在文化上始终不落伍。

(二)社会组织层

1.规定的制度

葛剑雄先生曾经指出，历史上各个王朝“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制度基本上都存在着两个系统:由皇帝和官员们制定的正式制度，由吏们执行着的实际制度。前者是官方的、法定的、成文的，见于记载，却不一定起实际作用;后者是实际通用的、得到法律认可的，不成文的习惯做法，但从来未被正式记载，却真正得到了执行”。这种不成文的习惯做法，依赖的是人们内心的伦理价值观，也是我们观察汉中文化的社会组织方式方面的主要观测点。

《南郑县志》在《政权志》中对此进行了量化的分析:“旧志记本县清代86任知县，多数‘政绩’平平，最突出者如王行俭、周番寿等，则是在镇压农民起义军时被杀死。也有少数人有所建树，如班逢扬、杨大坦等，任内重视兴修水利;秦俊声等捐资兴学。”由于《南郑县志》在此处未详述南郑知县王行俭、周番寿的“政绩”，也未详述知县班逢扬、杨大坦的“建树”，加之历史久远，考证无据，这里笔者只能用解释学的方法，对于《南郑县志》编撰者的上述分析进行再解读。在编撰者看来，那些忠实执行封建王朝制度规定的知县，总会因为实际操作中的苛捐杂税而得到上司的“政绩”表彰，但也容易引起“官逼民反”;那些关注民生的知县则会软化官民冲突，虽未得到封建王朝的关于“政绩”表彰，但得到百姓的拥戴，从而获得实际的建树。表彰来自于朝廷的认同，而建树则来自于百姓的认同。编撰者们是想说明规定的制度如何在实际中被变通为执行的制度的:由于有变通，所以多数官员“政绩”平平;由于无变通，“政绩”卓著，但得罪了民众，被起义军杀死;而有所“建树”者，则是关注民生的官员。

笔者想说明的是:《南郑县志》编撰者们的这种认知，应该说是有历史根源的。因为现有的史料显示了规定的制度是如何在实际执行中被软化的。按说，东汉太尉李固卷入了政治纠纷而被梁冀诬陷乃至逮捕下狱终至杀害，但他的学生将李固的遗体送回汉中，并安葬于故土。蔡伦当初受窦后指使参与迫害安帝皇祖母宋贵人致死、剥夺皇父刘庆的皇位继承权而被审讯查办，自知因为卷入宫廷斗争，死罪难免，于是自尽而亡。但汉中人在龙亭封地为其建墓，以纪念发明造纸的丰功伟绩。从历代汉中人对于李固和蔡伦的尊重里，我们也可以读出的是:人们依赖内心的伦理价值观，而软化着规定的制度。

2.生长的制度

生长的制度是风俗和礼仪。汉中风俗礼仪的特征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种文化制度特征是由人口流动导致的。《汉中府志》称:“汉中府，其俗强劲质朴……氏叟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戆;土地险隘，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沔州郡同;其俗多猎山伐木，深有楚风”^[3]。正如《宁强州志》所言:“风气兼南北，语言杂秦蜀。”

从不同地域，从事不同营生的人口迁徙到汉中，和汉中本土文化逐步融合，并在融合中各自又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征，在清代就呈现了秦风、楚韵、巴俗、羌习融为一体的趋势。这种风俗文化混合体有点类似于现代的联合国组织，各自有各自的主体性，但在主体关系中又形成了互相认同的大致的趋势:自在、随意、松散的习俗约束。

通过汉中和关中的风俗礼仪比较，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来。笔者在1990年曾通过对杨虎城、邵力子主持编纂的《续修陕西通志·风俗卷》的解读，把汉中和长安作了比较，结论为长安有两多、汉中有五大特点。长安两多，一是指理学堂多，二是贞节牌坊多，这反映了关中地区浓厚的伦理至上的文化特质。汉中则呈现综合性的五大特点:①“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柴蓬茅屋，食必兼肉”。②汉中女子喜穿戴，“可以与上海汉口媲美”。③汉中男子“读书罕趋仕”。④“信巫鬼，重祭祀”，“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⑤“人伦规范淡漠，山区有‘招夫养夫’，’招夫养子’之俗”。这五大特点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汉中人自在、随意、松散的生活习俗。

在社会组织层面上，汉中文化给我们以启示的是:以包容的心态，来对待不同的风俗礼仪，以共处的方式，认同移民带来的风俗礼仪的合理性，取长补短，相安无事。

(三)心智观念层

汉中人的文化观念主要体现在伦理追求、宗教信仰、语言和文学艺术中。尽管是多元的，但由于优越的自然环境，存在着基本倾向。

1.伦理追求

汉中文化中伦理追求的基本倾向是:顺应自然，重视生命质量，追求安逸、稳定的社会生活。这很符合农耕时代普通的民众精神需求。我们可以从两个典型历史个案中体会到这种倾向。一是西汉时汉中城固县人杨王孙，久居长安，家累千金，却竭力提倡简葬。临终，嘱其子:“吾死，裸葬，以复吾真。”并对劝告的亲友说:“厚葬无益死者也。”死后裸葬于终南山。二是张鲁割据汉中的个案。张道陵创立道教，本来就与追求安逸稳定有关，“陵家素贫。欲治生，营田牧畜非己所长，乃不就。闻蜀人人多淳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而张鲁在汉中则又把安逸稳定的追求进一步发扬光大:依照《月令》，春夏两季万物生长之时禁止屠杀，又禁酗酒;教民诚信不欺诈，令病人自首其过;对犯法者宽宥三次，如果再犯，才加惩处;若为小过，则当修道路百步以赎罪。他还创立义舍，置义米肉于内，免费供行路人量腹取食，并宣称，取得过多，将得罪鬼神而患病。任乃强先生也感叹地说:“一隅农民悦之，一州农民皆悦之，一国农民皆悦之，则其道虽欲自晦亦不可得矣。”而追求安逸、稳定的社会生活是汉中人伦理追求在当代的体现。

2.宗教信仰

在汉中文化中，尽管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活动也不少，但民众信仰的基本倾向是:遵奉道教。张鲁的《老子想尔注》为这一倾向奠定了基础:①提出“道”“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认为“道精”“分之与万物，万物精共一本”;主张君臣民皆须“顺道意，知道真”，“行诫守道”。②又认为，“生”是“道之别体”，道人“但归志于道，唯愿长生”。“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只有“奉道诫”，将“积善成功”和“积精成神”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不死成仙。③主张“治国之君务修道德，忠臣辅佐在行道”，指出如此一来，“道普德溢，太平至矣。吏民怀慕，则易治矣。悉如信道，皆仙寿矣”。这样一来，五斗米教中蕴含的那些原始共产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与汉中文化中的那些自给自足、封闭自守的小生产基因一拍即合、互为声张。

3．语言与艺术

汉中的语言、艺术的基本艺术风格是追求柔美。

就语言而论，在语调上，追求柔和。普通话中许多去声词在汉中方言中改为发三声，亦即发“上声”;在话语的词汇中，汉中人最喜欢说的词是“没法”，表达了只想顺应而不想改变的文化追求。

就艺术而论，汉中地方戏曲也是对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关陇文化的精华广为吸纳、兼收并蓄的结果。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端公戏”，本来是端公为人迎神、庆坛、禳灾、祛疫演唱的“跳坛戏”，但在发展中，逐步淘汰了一些颂神歌词与祭祀节目，而加入了山歌民谣和民间舞蹈的要素，人情味愈来愈浓。僵硬的祭祀仪式让位于表述生活中的男女柔情。据王继胜先生考察，现存的端公戏“多为小戏、喜剧，以反映群众日常生活、精神面貌、乡土风俗和儿女私情内容居多。例如，《让课》《请长工》《审缸》《十八里相送》《刘海砍樵》《洞宾戏牡丹》等”。同样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汉调桄桄，本来属于南路秦腔，但明万历年间前传入汉中后，本地戏班吸收了当地语音、民间音乐，尤其是民间山歌、小调的唱法，丰富了唱腔曲调，同时又以包容的态度对待流入汉中的川剧、汉调二黄。这样一来，既保留了秦腔高亢激越的特点，又融入了川剧、汉调二黄柔和婉转之长，使激越的北方梆子腔系秦腔在汉中被柔化，形成汉调桄桄鲜明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风格。

在心智观念层面上，汉中文化给我们的启发是:重视生命质量，平和地看待移民带来的各种心智观念，并以生命的柔情来同化它们，包容性强而思辨性弱，体验性强而分析性弱。

总之，“文化在团体中，是一种累积的东西，而文化之对于个人则是一种和同伴交互影响后，所获得或学习的思想行动的习惯”。在特有的区位优势与特有的资源禀赋中，各地移民来到汉中，并开始了自己的文化创造活动。他们与汉中历史时期先民的文化选择一致，善于吸取不同文化的养料并结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进行文化整合，呈现出借用外地文化资源，利用本地环境资源，在生活中实现文化创新，而这也成为了汉中地域文化的基本精神。

【注释】

[1]该文原载《陕西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2]《五门堰碑记》，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编，2000年版，第1页。

[3]严如煜:《汉中府志》，载民国《重刊汉中府志》卷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