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地主作为一个剥削阶级(不论其中的个别人如何真诚地拥护和倡导过符合德行的美学理想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其本性必然要走上背叛这一美学理想的道路。其减轻赋税正是为了加重剥削,提倡法制正是为了实行人治,崇尚清高正是为了放纵肉欲,隐迹山林成了出仕的途径,宣扬德行成了掩盖和推行剥削与压迫的手段,只不过这一切都被田园诗般的外衣和礼教面纱遮盖着。他在上升的时期,曾经颇有气度地容忍过对其丑恶现象的抨击,因为他曾经自信地认为这些丑恶只是他们中少数不肖之徒的癣癞小疾,而不是整个阶级必不可免的心腹之患。当时的艺术也正是这样来看待这些丑恶的,可是在他们的社会地位一经巩固或自己觉得已经巩固之后,丑恶的本性就无法控制地暴露出来。父杀子、子杀父、兄除弟、弟除兄、父占儿媳、儿占父妾,不但出现在上层中,首先是出现在宫廷里。其曾经引以自豪的平等的法制已经成了历史的向往,现实不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是民谣中的“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有钱的当然是地主阶级。各种凌驾法律之上的“丹书铁券”也制造出来了,对皇亲国戚、高官显宦的审判就是在小说和戏剧中也成了奇闻,这恰好表明,在现实中不受制裁已经是通例。封建等级的森严壁垒已经超过了简单的奴隶制,这一切都由血腥的屠杀来维持。对封建秩序的任何一点违犯乃至在语言和书写上的偶误,都要受到骇人听闻的严惩,史称“文字狱”。简单的死刑已经是轻判,“剐”和“车裂”都还嫌威慑性太小,还要“族”,从灭三族到灭九族。但是仍然没有忘却对这种残酷的暴行加以打扮,在“死”字的前面添上一个“赐”字,使它成了一种奖赏。在三妻四妾已被目为荣耀旁边,不好女色岂不成为冷嘲。此刻,哀叹世风不古也成了常事。不古者,农民和下层民众不听话、不服帖、不能忍受极度贫困的物质生活是也。但是又拿什么还能见人的东西来“感化”大众呢?大家都“竹篱茅舍自甘心”,不便再宣扬了;“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能再宣扬了;妇女守妇道,丈夫也守夫道?不好再宣扬了。……生活中德行已经不剩什么了,艺术中又还能有什么呢?
尽管统治阶级可以依仗权势胡作非为,但是还得给丑行和罪恶解开精神上的枷锁。
“解铃还得系铃人”。这种精神枷锁开始是由宗教带来的,现在也得由宗教来解除。只要需要,办法总会产生。在中国有两个办法,一是向寺院舍施财物,这就是“行善”,一切罪过都可以赎还,尽管罪恶累累,仍可用“兴建浮屠,再造金身”来抵偿;另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削发为僧或出家修道,而这又可以用钱买个替身来进行,于是只要有钱,丝毫不妨碍成为善人,上升到极乐世界。西方的基督教会(这大概可以归于民族性了)就干脆得多,印制各种价格的赦罪符出售,可以按罪选购,大大简化了手续,圣经说的“富人进天国比缆索穿针眼还难”就只剩下讽刺意味了。现在富人进天国根本不需要穿过针眼,而是用金钱筑成了宽阔的天梯。穷人就只有在禁欲主义的胁迫下用压制最起码的物质生活需要来赎还“原罪”直到告别这个世界。东方的佛教里虽然没有这简单的原罪,却有着数不清的无法避免的罪孽。今生受穷便是前世犯了罪,喝酒是犯罪,酿酒是造成喝酒的根源,酿酒是更大的犯罪,是首犯。以此类推,养鸡养猪是首犯,杀鸡杀猪的是从犯。卖淫的妓女是首犯,开妓院的是从犯,嫖客大概就成了受害者了吧。剥削阶级的罪恶得由劳动者承担。大足宝鼎佛教石刻群中为什么要刻个养鸡女郎?在这里,它想达到的目的是告诫人们:养鸡的来世变鸡。穷人今生要活命就得来世变猪变鸡,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要想逃避这可怖的厄运,就得自觉地忍受剥削、压迫和奴役,并把偶尔留下的一点劳动剩余施舍到佛门中去。于是被宗教推向禁欲主义的德行观念就完全成了对付被剥削的劳动者的精神枷锁,于富有的剥削阶级不但不是束缚,反而成了各种罪恶丑行的精神支柱,完全背离了当初提出来时那主要是约束统治阶级的本意。禅宗的顿悟说就更进一步了,要地主大户、达官贵人刻苦修炼,长期节欲能办得到吗?就是要他们出资建七级浮屠,塑丈八金身也够教人肉痛的。而今只要“顿悟”,我心即佛心,酒肉可以穿肠过,佛祖却能心中留,何等节约和省事。
罪恶可以赎,丑却无法用金钱来使它变美。历代文豪笔下对金钱万能的描绘只不过是激愤之词。金钱换不来美,权势也夺它不到,这就使得站到美的对立面上去了的统治阶级不得不使用所掌握的一切艺术生产手段来粉饰和美化自己。口头上、纸面上是不得不认可这个时代的美学准则的,然而又总在实践中从偷偷摸摸到肆无忌惮地背叛它。但是迫于阶级斗争的情势却又不得不在表面上,有时还不得不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回过头来承认它。每次封建王朝的更替,往往同时就伴随着这样一个过程。
由于丑恶同样具有历史必然性和观念落后于存在的惰性,统治思想还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支配人们的头脑,使已经蜕变为丑恶的东西充分发挥其摧残人生命力的作用,好为它的被抛弃创造条件。束胸大概中外都有,缠足却是中国地主阶级可以引为自豪的独创。妇女两个乳房高高翘起像个什么样子,岂不勾引坏了男人,束起来;妇女和男人一样到处乱跑成何体统,岂能遵守妇道,把脚缠起来。除了便于管束外,那扭捏的步态使他们在统治阶级的眼里就更像一个玩物:这样缠足就像瘟疫一般蔓延于神州大地,不但官宦人家的女人缠,连要以劳动为生的农家女儿也得缠,不缠就嫁不出去。没有一双小脚是最丑的,这双畸形脚的重要性竟凌驾于面孔和身材之上。异族皇帝康熙曾经下诏禁止都阻挡不住,七年之后也只好悄悄地罢了禁。各少数民族因为都不被认为是人(他们被“赐”的族名:獞、猺、狪…的偏旁就可作证),只不过是野兽,所以因不配缠足而得以幸免。好在那时地球还大,东方和西方还极难相通,否则可以断言:李煜这一创造将风靡全世界(其实,西方也出现了这样的苗头:《灰姑娘》里不是描写了众多切盼当王后的少女都由于脚太大,穿不进灰姑娘丢落在王宫门口那只娇小玲珑的水晶鞋里去而没能遂愿么。从夏尔丹所画妇女裙边下露出的又窄又尖的鞋来看,这种倾向决不只存在于童话中。要是欧洲的封建制度再延长一两个世纪,他们也会把妇女的脚缠起来,而不会让中国妇女专“美”于世的)。我们的儿孙看到那敲去门齿和戴上坯来来的妇女时会大吃一惊,看到令人肉麻的“美足”也要大吃一惊,看来他们以后大吃一惊的机会还会有。
随着统治阶级的堕落和伪善,随着禁欲主义已经成了压制人生理要求的丑恶,封建美的形态在劳动者中越来越失去影响。属于封建下层的画家们既不能与农民结合,走上斗争的道路,又不能从俗,和商人、小市民结合,向资本主义发展。至多只能坚持封建美的形态,在中下层地主中发生影响。其进步之处,只在于以象征、暗喻的方式,通过山水花鸟来表达对异族统治者的不满而已。八大和板桥那么点“名士的牢骚”已属不可多得。封建美的形态和他们的阶级地位,局限着他们的审美内容和题材范围;题材内容的狭窄,又造成了形式和手法的贫乏。就以郑板桥为例,一生只画墨兰墨竹,即令靠题词表意,要使几十年来画的不计其数的作品不一样,赖自觉构思形成截然不同的审美内容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此,他不能再走“胸有成竹”、反复酝酿构思、形成独特内容的创作道路;而只能是“胸无成竹”地“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靠下意识提供出来的偶然性,使这一张不同于上一张。风神情调只能大同小异,使绝大多数作品实质上成了无自身特点的“复制品”,只靠着艺术家不同于其他人的特色,残存着些萤火之光罢了。他认为“胸无成竹”和“胸有成竹”只是一个道理,不过是把它们当成追求表面现象不同的手段来看待才一个样,从审美实质上看,是大不相同的东西。
再看看山水画。认真创作内容实在,形象感人的作品是要付出艰辛努力的。对此刻的大多数封建文人来说,已有些望而生畏了。在禅宗顿悟说出现后,绘画界自然也是从者如云。董其昌就作了一个很好的自白。他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李昭道一派……精工之极,又有士气。后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在昔文太史极相推服。太史于此一家不能不逊仇氏,故非以赏誉增价也。”不得不承认仇英的功力和才干。然而“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如隔壁钗钏,顾其术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画殊不可习。譬之禅定,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地也。”既怕付力气,想成董、巨也办不到了。封建艺术从总体上随封建统治阶级的堕落而没落是必然的。(www.xing528.com)
上面举的都是名家。所以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形成了一种特殊现象:名家很多,名作则甚少,乃至名作全无,再也找不到能强烈地震撼人心、过目一次即终身不忘的美术杰作了。那些二、三流的画家们,就连这样的水准都无法达到,只好凭着已经流行开来了的表现手段对之进行夸张、强化,不断地炮制出既脱离现实又庸俗虚伪的艺术“怪胎”。那些按照“皱、瘦、漏、透”的公式炮制出来的奇石,那些按照“拳、曲、倚、侧”的公式炮制出来的怪树,那些在书斋里构想出来的违情背理的构图,那种已经毫无境界可言而只在脱离物象和丘壑的“笔墨”上故作狂怪的墨戏……是何等伪善,扭曲自然(人)生命力的特色又是何等鲜明。难道从中不是可以清楚地感到它们和封建制度晚期的伪善以及束胸缠足之类行为的内在共同点吗?在封建时代的文艺理论中,美与丑常用雅和俗这一对概念来表达。初意是追求精神享受为雅,沉溺于物欲满足为俗,但并未把二者对立起来。“古之人与民偕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是最高的雅。此刻各方面都腐败了的封建统治阶级在舆论上竟然达到了以正常的物质生活为俗,禁欲才算雅。出家自然最雅,正常人则俗,不再当和尚叫“还俗”。到了这步田地,它还能不被人厌弃吗。
在封建美的形态向对立面转化的时候,新的美的形态正在城市商人和小市民中萌芽。宋代就开始有了满足他们要求的“说话”,随即也就出现了文字形态的“话本”和“拟话本”,这就是能比较及时地反映现实变化的短篇小说,和能一次一段宣讲的章回小说。到了手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明代,就出现了“三言”、“二拍”。“三言”即冯梦龙汇集编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三言”问世大受市民欢迎后,凌濛初应书商要求编写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在那封建美的形态还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时候,对它们的评价当然不免是“粗俗”、“色情”、“低级”。后来在文学史上也没有给以足够的评价。要点不在于评价它们的反封建意义,而要注意它们是从什么角度来反。坚持封建社会美的形态也同样能抨击社会上的罪恶现实。“三言”、“二拍”大部分离不了封建羁绊,但其中有些篇章和描写已经显出新的审美趋向。主要表现在歌颂下层人物爱情的篇章之中。一是追逐爱情的方式,不但多为女方主动,而且通常在妓院这种传统视为下流乃至罪恶之地进行,这些被视为腐蚀男人、败坏德行的罪恶元凶成了歌颂的对象。二是这些爱情的内容也超出了封建的规范,肉体的欢爱坦率地成了爱情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的描写当然只能得到下流色情的评价。三是幸福生活的理想不再都是金榜题名,而常是被视为庸俗的小家庭物质幸福生活。例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一篇的结局便是秦重拿妓女美娘积蓄的钱开了一个大油铺,发了大财。可以说是直接在宣扬资本主义了。封建时代等级贵贱的顺序是士农工商,手工业者和商人是社会中最受鄙视的,然而在这几部著作的不少篇章(《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徐老仆义愤成家》……)里成了歌颂的主角和追逐的理想,当然要被视为庸俗。此外,其中不少篇幅揭露着封建德行的典范人物——僧道的秽事丑行。它反映了早就存在的事实——在群众心目中,和尚道士已经成了道德败坏的代表。这是向神权的要害进攻。而在《红楼梦》这一长篇巨构中,则达到了从审美角度对封建丑恶全面进攻的高度,堪称封建黑暗中一线资本主义美的形态的曙光。它鄙弃了封建社会里传统的人生理想,向皇权、政权、父权、男权进行了全面的挑战。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男主人公在一举高中之后,弃高官厚禄、娇妻美妾而去,发出了打破封建枷锁争取自由的大声呼喊。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在那风靡一时的“三寸金莲”面前,文艺作品也都一致拜倒,连前述的几部短篇小说也都不能例外。而通翻《红楼梦》竟不见赞赏它的一字一句,恐难说事出偶然。
资本主义美的形态在绘画里也有出现,但不如在文学中多。宋代的李嵩就在他的《货郎图》中描绘了一个解开上衣,露出乳房给孩子喂奶的民间妇女。在《骷髅幻戏图》中又描绘了一位正在喂奶的妇女,这就不能视为偶然。他还画了世界上第一幅静物画《花篮图》,这都非同小可。但这些作品都被视为他不重要的作品而排出大雅之堂外,是十分自然的。在后来的几个王朝有没有他的后继者呢,无疑有。但相应的作品却没能见到。一些可能被目为“春宫”而被毁掉。另一些则可能被视为不足道之作而湮灭。绘画自然比文学作品难于保存和流传。由于资本主义因素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发展十分缓慢,直到沦为半殖民地也没能建成资本主义社会,体现资本主义美的形态的绘画作品没能大量地从民族传统绘画中孕育和演变出来,而是走了一条极为特殊的道路。
【注释】
[1]现在某些人又把中国封建末期退化到鄙弃题材内容、只孤立地玩弄笔墨趣味的东西捧到天上,说中国人不讲科学正是艺术禀赋高的表现……看似完全对立,却同样表现了不懂历史的偏见。
[2]后来有人赞美李隆基文艺政策“开明”,是站在文艺复兴时期反禁欲主义立场上,违反历史观点的结果。现在有人赞美他,则是出于提倡多元化的政治目的。
[3]现在看来,在写这句话时我是过于“迂腐”了。紧跟西方现代派的中国“先锋作曲家”谭盾已经青出于蓝,把fuck这个美国下流脏词用十九种语言骂出来,构成了他的新作《纪念十九个×(fuck you)》。为了追求绝对精神自由。“要脸”这个传统精神枷锁是必须打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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