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开拓题材的选择

第二节　题材选择的开拓性

有人认为，“艺术的价值特性”“就其构成因素而言，它却不是纯客观的，也不是纯主观的，而是客体美的内在规定性与主体审美心理结构的双向建构”^[46]；艺术的价值是客观的，体现为一种“潜在价值”，决定于艺术生产者创造价值的目的和“艺术品所反映的人生和‘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真实性和客观有用性”。^[47]的确，我们一般说的“创作客体”主要是与“创作主体”相对而言，即是指创作完成后的作品，前面我们说报告文学是典型的“文化复合体”也是如此。其实，这种“客体”也是主体意识浇铸的结果，是主客体的有机统一；真正的“客体”应是指题材即“‘自然’本身”。同时，还应强调的是，“新五性”是一种“价值特性”，也是其评价标准。因此，“题材选择的开拓性”也是其重要的“价值特性”与评价标准——甚至，因报告文学文体的“特殊”，它比小说等虚构文学更体现了其“潜在价值”与“客观真实性和客观有用性”。因为，受“非虚构性”与文体形式等方面的限制，报告文学与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相反：首先不在于“怎么写”，而在于“写什么”，“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正如有人所指出的：“无论如何强调它的文学性，写什么依然比怎么写重要”^[48]；“严格地说，社会对报告文学的审美期待，恰恰不是‘文学’，而是‘报告’。期待着对某个重大事件内幕的揭示，对某种重大的社会现象的综合归纳，对某类人生存状态的关注，等等”，^[49]。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门选择的艺术，故有“七分题材三分写”之说。正是如此，报告文学创作就更强调其题材的重大、“独创性或首创性”，强调其“时代精神”、“宏大叙事”与“社会价值”，并把它作为评奖等活动时的重要标准或依据。^[50]这一点，我们从报告文学创作发展等方面可清楚看出。

一、报告文学史是题材不断开拓、深化的历史

可以说，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史，就是其题材不断开拓、深化的历史。如我国的报告文学创作，从现代周恩来、瞿秋白、邹韬奋等的域外通信，到刘白羽、华山、魏巍等的战地报道，再到新时期以来“问题报告文学”的全面拓展与“史传报告文学”的向历史延伸，其时空领域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科教、改革、问题、文体、生态和史传报告文学等各个分支与流派。

众所周知，新时期以前，报告文学被称为“轻骑兵”，被强调“写中心”，同时，它比其他文体更被强调为政治服务，强调只能歌颂不能批判。尤其是“四人帮”还设置了“不许写活着的真人真事”等禁区。这些，都严重地束缚了报告文学的题材选择与文体发展。因而报告文学不但形不成流派与“多样化”，而且数量少、篇幅短、分量轻、内容薄。而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由附庸蔚为大国”，首先就在于其冲破题材禁区，不断向题材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如科学家与知识分子题材，在新时期以前是禁区，而以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报告文学创作，不仅率先写了“活着的”知识分子，而且理直气壮地为科学家立传，从而开了科教报告文学的先河。此后，黄宗英、柯岩、陈祖芬、肖复兴、胡平和王家达、文乐然等作家，以丰富多彩的人物和风格，对其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补充与深化。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两弹一星”的解密，郑重、彭子强等率先对此进行了报道。而至90年代以后，以李鸣生、徐剑等作家和《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等为代表，又出现了“航天文学”与“国防科技文学”等，从而使科教报告文学形成成就斐然的显赫流派。又如“社会问题”派的形成与发展，也是新时期以后思想解放、冲破只能歌颂不准批判禁区的结果。它由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等开其端，以一人一事的典型描写方式，率先开了新时期报告文学干预生活、批判现实的先河。至80年代中后期，以苏晓康、钱钢、赵瑜和胡平等为骨干，以集团优势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创作热潮。它以文化启蒙的立场和宏观综合的方式，对现实社会的各种现象与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与探讨。其题材之广泛，可以说无所不包。90年代以后，虽然它不再成为具有轰动效应的社会与文化热点，但却沉稳内敛、暗滋潜长，以多元形式与多样风格——尤其是以长篇“重武器”向纵深发展。因而，从20世纪末至本世纪，它实际上又形成了新的创作高潮。其具体表现，一是赵瑜、胡平、邢军纪、卢跃刚、徐刚等80年代的骨干作家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贡献了《马家军调查》、《革命百里洲》、《战争状态》、《100个理由》、《大沉浮》、《第一种危险》、《大国寡民》和《世纪末的忧思》、《守望家园》等精品力作；二是陈桂棣、何建明、杨黎光、王宏甲等从90年代成名或不以问题报告文学创作为主的作家，也推出了《淮河的警告》、《中国农民调查》、《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灵魂何归》、《瘟疫，人类的影子》和《中国新教育风暴》等优秀杰作；三是涌现了一批来势很好、值得关注的新人新作，如朱晓军与《天使在作战》《造假者的救赎》、张庆洲与《唐山警世录》、杨豪与《中国农民大迁徙》、史家杰与《国葬》、郭文杰与《学生恋爱报告》《中国大学生失恋报告》、阮梅与《世纪之痛——中国留守儿童调查》（以下简称《世纪之痛》）《天使有泪》以及聂茂与《伤村》等；四是形成了新的文体与热点题材，如以胡平等为代表的“学术体”、以《中国农民调查》等为代表的“三农”热和以叶永烈、邓贤、王树增等为代表的史传报告文学创作热等。

“生态环保”派的形成与发展也主要是题材拓展的结果。它在20世纪80年代还只是问题报告文学中的一部分，还只有徐刚的《伐木者，醒来！》与《沉沦的国土》、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等少数作品。而至90年代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的制订与生态文论的兴盛，生态报告文学逐渐形成流派并呈不断上升之势。在这方面，除作为领军的徐刚出版了《守望家园》系列、《长江传》、《地球传》和《大山水》等外，还有作为重要骨干的哲夫的《帝国时代的黄河》、《黄河生态报告》、《长江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与《世纪之痒——中国生态报告》（以下简称《世纪之痒》），陈廷一的“当代国土三部曲”（《皇天后土》、《国土九章》、《地球遗书》）与王治安的“人类生存三部曲”（《靠谁养活中国》、《悲壮的森林》、《三峡大移民》），以及李林樱的《啊，黄河…——万里生态灾难大调查》（以下简称《啊，黄河……》）和李伶的《西藏之水救中国》等。尤其是史传报告文学的形成与兴盛，更与其观念革新与题材拓展密切相关。因为，按照传统的报告文学观念，报告文学的母体是新闻，因而其“新闻性”是不可动摇的首要因素。而新闻的最大特点是“新”，与此相关的是“快”、“短”、“轻”。而报告文学要向纵深发展，必然要向历史文化的深处拓展。这样，报告文学“新闻性”的传统观念就受到挑战。而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最深刻变化之一，恰恰就在于突破传统的“新闻性”观念，不仅注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认识现实，而且大胆、持续地向历史题材掘进，从而使史传报告文学成为当今报告文学创作中分量最重、内涵最丰富也最复杂者之一。它不仅着重反思中国现当代历史，而且把笔触伸向了晚清与民国初年；不仅涌现了黄济人、叶永烈、邓贤、麦天枢、董汉河、程童一、张建伟、胡平、冷梦和张正隆、王树增等大批影响广泛的专业作家，而且贡献了《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红色三部曲”、《大国之魂》、《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志愿军战俘纪事》、《中国的眸子》、《南京大屠杀》、《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以下简称《开埠》）、《温故戊戌年》、《黄河大移民》与《战争状态》等精品力作；不仅有长达百多万字的《中国海军三部曲》、《解放战争》（上、下）与《雪冷血热》（上下卷）等，尤其是还有长达上十卷甚至几十卷的《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新中国纪实丛书》、《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和《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等。总之，报告文学流派的发展标志着报告文学文体与创作的发展，而流派的发展又离不开题材的开拓与掘进。

二、报告文学更注重重大题材与宏大叙事

与题材拓展紧密相关，报告文学还必须与时俱进，报告时代最新、最重要的人物和事件，表现鲜明的时代主题。也就是说，与小说等虚构文学相比，报告文学更注重重大题材与宏大叙事。本来，注重重大题材与宏大叙事是小说等叙事文学的共同特性与审美追求。如从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情况来看，就是如此。因为，重大题材有“自己的独特优势，特别是重大历史题材，由于阐述和重构了历史的隐秘存在和复活了被湮灭的历史记忆，既能给当代社会提供经验和借鉴，又提升了我们对人生、现实与世界进行有比较的审美观照与反思”^[51]。而报告文学，由于其反映的是真实的社会存在，因而就更能为人们提供直接、新鲜的信息、“经验和借鉴”，也更能为人们所重视和关注。就这一点而言，它也的确继续具有“新闻性”。这也是它比小说等虚构文学更注重题材选择尤其是重大题材选择的原因。如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审判，也是如同“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一样震撼20世纪全人类的特大审判。这一点，不仅因为它开庭时间长（77天）、旁听人数多（6万多人），而且在于这两个集团十余名主犯所窃取的位之高、权之重、势之显赫，和它们所形成的复杂深邃的历史渊源、矛盾与纠葛，以及它们对国家、军队和人民所犯下的深重罪孽等等，这一切就构成了“超级审判”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庞大和千头万绪的纷繁——“对一位法官来说，这是一次超级审判；而对一位作家来说，这却是一个‘超大题材’，如果没有相当的胆略和气魄，即便想一想要写它都会令人头皮发乍的”^[52]。而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图们将军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亲历记》（济南出版社，1993年，以下简称《超级审判》）写的即是这样一个“超大题材”。它“不仅为当代中国存留了一份珍贵而翔实的‘史料’，而且还给未来中国提供了一种警示和一种参照。这也是它之所以能在同类题材作品中拔萃出来的重要原因”。^[53]与《超级审判》一样，肖思科的《最后的圣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年）选取的也是这样的“超大题材”：“如果说前者更突出的是现实的纷繁复杂的话，那么后者更侧重的是历史的深长悠远。尤其当我们不仅仅把延安精神作为一种革命精神或者共产党人风格的一种象征来加以简单的歌赞，而是把它视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一种积淀与结晶来进行叩问与探寻时，就更加显出了这个选题的沉甸甸的分量。”^[54](www.xing528.com)

的确，报告文学题材的重大、开拓与“新闻性”等特征，主要表现在对人物与事件的选择上。如在人物方面，它配合时代政治，追踪报道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英模典型，如当代报告文学中的“最可爱的人”、“特别姑娘”、“铁人”、雷锋、焦裕禄、陈景润、蒋筑英、吴吉昌、张志新、钱宗仁、孔繁森、郑培民、牛玉儒、黄昆、袁隆平、杨利伟、梁雨润、吴仁宝以及某些革命家、政治家与改革家等；同时，它也揭露和批判各类贪官、骗子或罪犯，如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中的王守信、王建业、胡长清、成克杰、陈希同、毕玉玺、李纪周、程维高、李真、慕绥新、马向东、马德、韩桂芝、田凤山、郑筱萸、禹作敏、牟其中、赖昌星、张君、张子强等。在事件方面，它也立足现实、紧跟时代，追踪反映各类重大改革、重点工程与重要建设等。如新时期以来的粉碎“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农村生产责任制、大兴安岭火灾、深圳特区、海南建省、宝钢建设、邓小平南巡、市场经济、港澳回归、西部开发、国企改革、三峡工程、青藏铁路、抗击“非典”、北京奥运以及“两弹一星”、航空航天、“神七”发射与南方冰灾、汶川地震等，就在报告文学中得到了全面、具体的反映。如《瘟疫，人类的影子》（杨黎光）与《蜀道重光》（邹瑾）等对2003年全民抗击“非典”的总结与反思，《冰冷血热》（徐剑）、《开眼》（赵瑜）、《南方冰雪报告》（陈启文）和《回家——2008南方冰雪纪实》（聂茂、厉雷）等对2008年初电力战线干部职工抗击南方特大冰灾的报道，《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关仁山）、《晋人援蜀记》（赵瑜）、《震中在人心》（李鸣生）、《遍地英雄》（徐剑）、《废墟上的觉醒》（陈歆耕）和《巨灾对阵中国》、《天堂上的云朵——汶川大地震，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朱玉）等对汶川大地震的真切反映，等等，就是其例。与此相关，在探讨问题方面，也必须与时俱进，围绕时代的新发展、新动向与新课题积极思考，主动参与，奉献作家的聪明才智与思维成果。如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就积极配合和推进了真理标准的讨论、计划生育与环境保护等基本国策的制订、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文化启蒙、民主建设、文明进程、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重大时代政治。至于史传报告文学，就更重视“重大历史题材”。综观现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史传报告文学创作可知，它们所选择和反映的，都是如戊戌变法、北洋水师、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西安事变、国共合作、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文革”动乱、改革开放，以及建党建国、党派斗争、军队成长与各种政治运动等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

因此，那些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典或准经典作品，一般都是对重大题材（人物或事件）的首次报道，即既具有题材的开拓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如《震撼世界的十天》、《西行漫记》、《包身工》、《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哥德巴赫猜想》、《唐山大地震》、《胡杨泪》、《马家军调查》、《落泪是金》、《中国农民调查》与《根本利益》等，均是这样。一般来说，它忌讳题材的重复性，即“抢题材”，但如果有史料的新发现、思想的新超越与艺术的新突破，同一题材的“再写作”也具有“开拓”与“深化”的意义。如继《西行漫记》之后，选择长征题材的先后有《地球的红飘带》（一般视为小说，但也有人视为纪实文学）、《长征》、《红色远征》与《马背上的共和国》；继《哥德巴赫猜想》之后，表现知识分子与人才问题的先后有《胡杨泪》、《世界大串连》、《敦煌之恋》和《国家大事》；继《唐山大地震》之后，反思唐山大地震的有《唐山警世录》、《悲壮的历程》；继《丙子“双十二”》之后，描写西安事变的有《西安事变的序曲》；等等。它们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前者作了补充与深化。当然，更多的还是根据时代社会的发展，对某一题材进行追踪报道，或站在新的时代高度进行更科学的理性思考。如对于改革题材，在新时期初，其创作主要是反映改革新貌、歌颂改革成就与为改革勇士立传等，而随着改革的深入与各种问题和矛盾的暴露，其创作就着重反映问题、探讨解决办法。与此相关，在艺术手法、表现形式与风格上，也逐渐实现了由短篇到中长篇、由典型描写到宏观综合、由热情乐观到客观理智的转换。如农村题材方面的由《中国农民大趋势》到《中国农村大写意》、《大沉浮》，再到《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国农民调查》、《山脊》与《中国农民大迁徙》，工业与工程建设方面的由《在这片国土上》、《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鲁布革神话》到《宝山》、《发兵治水》、《中国动脉》、《青藏大铁路》、《梦之坝》与《东方哈达》，人口与教育方面的由《神圣忧思录》、《中国的“小皇帝”》、《东方大爆炸》到《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恐惧无爱》、《只有1个孩子》、《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与《中国新教育风暴》，体育题材的由《中国姑娘》、《中国男子汉》到《强国梦》、《中国体育界》、《马家军调查》与《五环旗下的中国》，历史题材方面的由《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命运》到《志愿军战俘纪事》、《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喜马拉雅之谜》，再到叶永烈、张正隆、邓贤和王树增等人的创作以及《南京大屠杀》、《开埠》、《8·23炮击金门》、《上海1949》、《中国海军三部曲》、《解放战争》（上、下）、《大逃港》与《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以下简称《中山路》），等等，均有力说明了这一点。

三、题材领域与风格特色密切相关

正因为报告文学的题材选择具有独特性、开拓性和不可重复性，因而许多有追求的作家总是努力建立自己的创作根据地，在自己所熟悉或所擅长的题材领域“建功立业”，形成风格和特色。如叶永烈的成就和地位主要得益于他三个系列即三个题材领域的开拓：一是“红色系列”，即《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和《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以下简称《邓小平改变中国》）等；二是“黑色系列”，即《四人帮全传》和《陈伯达传》等；三是“知识分子系列”，即《沉重的一九五七》、《傅雷一家》和《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等。其他如徐迟的“科学家”系列、陈祖芬的“爱国知识分子”系列、刘亚洲的“国际题材”系列、黄济人的“战犯”系列以及赵瑜的“体育四部曲”、何建明的“教育三部曲”、傅东缨的“大教育文学”、李鸣生的“航天七部曲”和黄传会的“反贫困”系列与《中国海军三部曲》，等等，均是这样。

正因为报告文学具有题材选择的开拓性，许多作家在创作时就自觉地独辟蹊径、避免重复，宁愿“雪中送炭”而不“锦上添花”。在这方面，叶永烈与黄宗英可为代表。叶永烈说：“我选择传主的原则，大凡有二：第一，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第二，无人涉足。（知名度高）表明往往是众所关注的，（透明度差）则表明读者欲知而未知。……基于以上原则，所以我写傅雷，写傅聪，写马思聪，写殷承宗，写戴厚英，写罗隆基，写王造时，写陶勇，写常溪萍，写彭加木。”^[55]其实，不只是这些，以上所提到的叶永烈的“红色系列”、“黑色系列”和未提到的“自传系列”与《反右派始末》、《离人泪》等均是这样：都是作家的首次开拓。由此可知，叶永烈的纪实文学创作之所以被人重视和影响较大，除资料的翔实与严格遵守“非虚构”原则外，其题材的重大与开拓性是关键。黄宗英则坚持：不写大家争着去写或别人写过的题材，而要写“原始森林”中的，或被人遗忘的角落里的“普通人”和“正在行进的人们”；“写胜利者，也更写失败者；为最需要援之以手的人们，助一‘呼’之力。不重在写一个人做成了什么，而重在写他是个什么样的人”^[56]。因此，同样写知识分子，她写的不是如徐迟笔下的著名科学家，而是名不见经传的、有争议的“小人物”，如《大雁情》中的秦官属、《小木屋》中的徐凤翔和《越过太平间》中的宋慕玲等；《橘》中的曾勉和《固氮蓝藻》中的黎尚豪虽是知名专家，但也是有争议而未落实政策、需要“援之以手”的人。正是如此，作家才以艺术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拂去他们身上的尘埃，还他们以顽强拼搏、默默奉献的本来面目，并热情呼吁社会为他们在政治上、人格上平反。总之，黄宗英报告文学创作的杰出成就与鲜明风格和她独具个性的题材选择密切相关。^[57]

关于报告文学题材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从各类获奖作品中进一步看到。如获第五届（2007～2009）鲁迅文学奖的五篇报告文学作品，除自传《生命的呐喊》外，其他《震中在人心》、《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解放大西南》和《胡风案中人与事》四篇，不能不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题材的“重大”与“开拓”：前三篇中的“汶川地震”与“解放大西南”不用说，第四篇的“胡风案”虽不是首次“原创”，但也是对以往题材的深化与拓展。即以往大多是写案件过程与“骨干成员”，而此作则将镜头对准以往被忽略的次要人物或“小人物”——正是通过对其悲剧命运的真切揭示，作品才在广度和深度上实现了对原有题材与主题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