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阿·涅克拉索夫：俄罗斯文学简史中的重要人物

尼·阿·涅克拉索夫是19世纪中期最著名的俄罗斯诗人，革命民主派文学和“公民诗歌”的杰出代表。他的诗歌朴素自然，饱含对多灾多难的祖国命运的关注，对受苦受难人民的同情，以及为祖国、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激情。

生平创作道路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Некрасов，1821年12月10日出生，1878年1月8日去世）出身于一个贵族地主家庭。3岁时全家随退役的父亲迁居到雅罗斯拉夫尔省祖传庄园格列什涅沃。在伏尔加河畔，在西伯利亚流放犯必经的、著名的“弗拉基米尔大道”旁，未来的诗人度过了自己难忘的童年，他对俄国社会、特别是农民生活有了切身感受，而他专横、残暴的父亲的恶行，也使他产生了最初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在省中学学习期间，他对文学创作产生浓厚兴趣，大量阅读了普希金、茹科夫斯基等人以及当时其他一些有名文学杂志上的作品，但是他的学习成绩非常糟，以至于父亲不愿为他付学费。1837年他离开学校，在家闲居一年后，他满怀对文学事业的憧憬来到彼得堡，想先在那里上大学，然后从事文学创作。涅克拉索夫违背了父亲执意要他进军校的意愿，父亲得知此后便中断了对他的经济资助。为此涅克拉索夫生活陷入困境，他上不了大学，周围又没有任何亲人帮助，他只好靠给穷人写信、抄讼状挣钱糊口，经常忍饥挨饿。

生活的艰难没有摧垮涅克拉索夫的坚强意志和不懈追求。他开始在一些杂志上发表作品，1840年，他匿名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幻想与声音》。这本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诗集出版后，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评价，只有别林斯基给予了认真而尖锐的批评。1842年，涅克拉索夫与别林斯基相识，此后他的创作道路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涅克拉索夫与《祖国纪事》杂志的合作使他接受和明确了“自然派”的写实原则，把注意力投入到普通民众、首先是农民和城市下层民众的生活，而仇视俄国的农奴制和贪官污吏。1843—1846年间，他编辑出版了多种文集，其中最重要的是《彼得堡风貌素描》（1844—1845）和《彼得堡文集》（1846），集中了俄国早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精华。除了作家本人的散文和诗歌作品外，《彼得堡风貌素描》包括别林斯基的论文以及格里戈罗维奇、达里等“果戈理派”作家的创作，《彼得堡文集》则包括В. 别林斯基、А. 赫尔岑、И. 屠格涅夫、Ф. 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创作。从1846年底开始，涅克拉索夫与作家И. 巴纳耶夫（1812—1862）一起，接手出版当年由普希金创办的《现代人》杂志。在他的努力下，这份杂志成为当时进步作家的核心阵地，先后刊载了赫尔岑的《谁之罪》、《偷东西的喜鹊》，И. 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别林斯基的著名年度回顾《1846年俄罗斯文学一瞥》和《1847年俄罗斯文学一瞥》，诗人涅克拉索夫本人《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1847）以及Н. 奥加辽夫等人的诗歌作品。

1848年的欧洲革命使沙皇政府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对待自由思想在俄罗斯的传播，《现代人》杂志举步维艰。为此，涅克拉索夫付出巨大的辛苦来维持杂志避免被关闭。1853年，他长期积劳成疾，患了重病。当时诗人自认时日不久，于是更加勤奋从事创作，并且于1856年出版了自己的诗集，精选了诗人从1845年至1856年的优秀作品。

涅克拉索夫早期创作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两部分题材的创作，一是公民主题，一是乡村生活主题。在前一题材的创作中，最具纲领性的作品当属《诗人与公民》（1856）。在诗人与公民的对话中，作者明确表示：“你可以不做诗人，／但是必须做个公民。／而公民又是什么呢？／一个当之无愧的祖国的儿子。”^〔31〕在同时期尖锐的文学论战中，涅克拉索夫用文学评论和诗歌作品，反对把普希金作为“纯艺术派”的代表，推崇“果戈理流派”的写实精神。诗人早在1848年写成的八行短诗《昨天五点多钟……》中，在目睹鞭打乡下姑娘场景之后写道：“我对缪斯说道：‘看呀！／这就是你亲姊妹的形象！’”^〔32〕《缪斯》（1851）一诗把这一思想表现得更加完整，诗人称是缪斯“教会了”他“感受自己的痛苦”，并且让他“把这些痛苦向人世上宣布”。^〔33〕因此他在《果戈理忌日》（1852）中称赞果戈理是“高贵的天才”，在诗作《别林斯基》（1855）中颂扬别林斯基是祖国“忠实的儿子”。

涅克拉索夫的乡村生活题材的许多作品具有明显的故事性。《一块未收割的田地》（1854）讲述秋天来临，而农民却因劳累过度病倒，无力收割成熟的庄稼。《被遗忘的乡村》（1855）描述身受欺压的农民盼望城里的老爷来主持公道，结果等来的只有灵柩。涅克拉索夫尤其关注女性人物的生活命运。《在旅途中》（1845）描写一个被贵族生活方式惯坏了的女奴，无法适应农村劳动而不幸死去。《三套马车》（1846）则描述了农村姑娘所面临的生活的艰辛。长诗《萨莎》（1854）试图探讨谁是现代新主人公问题，肯定了女主人公、迷人的少女萨莎的坚定追求。与此同时，他的另外一些诸如《犬猎》（1846）、《道学家》（1847）等诗作，刻画出地主、官吏和资本家等压迫者形象，具有很强的讽刺性。

1856年8月至1857年6月，涅克拉索夫旅居国外。将近一年的治疗疗养使他的健康有所好转，同时在国外他创作了描写苦役犯的长诗《不幸的人们》（1856），其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叫克罗特，这个形象包含了别林斯基的某些特征。回国后他完成了长诗《寂静》（1857），表达了他归国后的喜悦之情，并且在勤劳勇敢的俄罗斯人民身上找到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但是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俄罗斯复杂的社会环境根本无法使他平静，相反更促进他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

1858年，他创作了著名的诗篇《大门前的沉思》，表现了对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和俄罗斯的历史命运的强烈关注。诗人首先描写了自己住宅对面，一座高官的官邸门前，一群长途跋涉的农民前来请愿遭到驱逐的景象。一面是骄奢淫逸，纸醉金迷；一面是衣衫褴褛，求告无门，这一景象触目惊心，令人心痛。在这首诗的后半段，诗人发出“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呻吟”的感叹：

走上伏尔加河畔：在伟大的俄罗斯河上，

那回响着的是谁的呻吟？

这呻吟在我们这里被叫做歌声——

……

伏尔加！伏尔加！在春天涨水时期，

你横扫田野，茫茫无际，

但怎比得人民巨大的悲哀，

到处泛滥在我们这辽阔的土地——^〔34〕

因此，诗人表达了对人民命运的担忧：

你这绵绵不绝的呻吟意味着什么？

你是否充满了力量，还会觉醒？

难道你还要服从命运的法则？(www.xing528.com)

难道你所作的，都已经完成？

难道你创作了一支婉转呻吟的歌曲，

而灵魂就永远沉睡不醒？……^〔35〕

作品结尾抒情部分后来被谱成曲子，在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同样创作于1859年的《叶辽姆什卡之歌》也对人们普遍存在的逆来顺受心理有所批判，同时提出了“自由”、“博爱”、“平等”的生活理想。

60年代农奴制改革前后，俄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促使诗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不断扩大和深化，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先后问世。在诗人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以童年生活回忆为主题的《伏尔加河上》（1860），反映工厂童工痛苦生活的《孩子们的哭声》（1860），赞美农村儿童朴实、善良、淳朴的《农民的孩子们》（1861）。《片刻的骑士》（1862）表现了诗人的远大志向和崇高信念，同时又备感前途艰辛、力量不足所带来的痛苦。诗中刻画了感人至深的母亲形象。在故乡的土地，诗人想起了故去的母亲，母亲辛劳一生，但却勇敢面对生活，以博大胸怀和坚强意志鼓舞子女走上正确道路。母亲的精神鼓励诗人“为了爱的伟大事业”，“走上荆棘丛生的道路”。但是睡梦醒来，母亲已经不在身边。当周围响起一片恶毒嘲讽的歌声：“你们注定有善良的激情，／但什么事你们也没有完成……”^〔36〕到哪里去寻找那催人奋进的力量？总的来看，母亲的形象在涅克拉索夫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1868年的短诗《母亲》也表现了与上述作品相类似的主题。

诗人对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命运的关注，突出表现在《严寒，通红的鼻子》（1863）这部长诗作品中。诗人一开始便指出了俄罗斯妇女所遭受的可怕命运：“第一段：同奴隶结婚，／第二段：做奴隶儿子的母亲，／而第三段：至死也服从奴隶……”^〔37〕但是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生活重压下，俄罗斯妇女却不失其特有的庄严美丽，“女皇般的步态和目光”。长诗塑造出达丽亚这样一个女性，她忍住失去丈夫的悲伤，为拉扯子女在严寒中去森林砍柴，不幸被冻死。长诗最为感人的是第二部分，是对达丽亚的梦境的描绘，其中饱含了对美好生活前景的憧憬。用诗人的话来说，对达丽亚的命运“只有石头才不哭泣”。

长诗《货郎》（1861）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广阔的生活场景，其中的“穷流浪汉之歌”曾被车尔尼雪夫斯基引用来说明起来干革命的重要性。《铁路》（1864）讲述了劳动人民为修建铁路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受到的种种剥削压迫。和以往许多俄罗斯诗人不同，涅克拉索夫首先在诗歌中开拓了城市生活的创作领域。《天气之歌》两部分分别完成于不同年代（1859，1865），但贯穿了同样的主题：诗人在作品中揭露彼得堡生活的贫富悬殊的现实。与他的农村题材作品不同，他的城市题材作品主要以讽刺、批判为主，如《阅览室》（1865）、《自由言论之歌》（1865）、《芭蕾舞》（1866）等。

1866年，《现代人》杂志被关闭，一年半以后涅克拉索夫接管了《祖国纪事》杂志。在他的努力下，该杂志团结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进步作家，成为进步力量的喉舌。而诗人在紧张的编务工作同时，也创作了许多优秀诗歌作品。

历史题材长诗《祖父》（1870）、《俄罗斯妇女》（1871—1872）取材于十二月党人及其妻子们的事迹，但是诗人并不拘泥于人物原型，而是从他们思想和行为中总结出富有时代气息的崇高精神，以此来激励同时代人为高尚事业献身。《祖父》以流放归来的沃尔康斯基为原型，诗人借助这个人物之口表达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幸福未来的向往。《俄罗斯妇女》由“特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和“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两部分组成，作者歌颂她们所代表的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的勇气和毅力，她们理解丈夫的事业，为了爱情毅然抛弃荣华富贵，克服重重阻力奔赴西伯利亚，与爱人生活在一起。第一部分的核心是公爵夫人与阻挠她前行的省长的激烈交锋，极具戏剧性。而后一部分则是以回忆方式写成，心理刻画细腻入微。

在这一时期，他还完成了他的讽刺作品巅峰之作《同时代的人们》（1875），并且花费十几年功夫创作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7）。而他的最后一部诗集《最后的歌》（1877）收入了他晚年的优秀抒情诗作。“《最后的歌》真实地记录了诗人晚年在疾病的折磨下对自己一生所走道路的回顾，表现了诗人严格的自省、对自己创作的评价，对后人、对祖国所寄的希望”^〔38〕。

史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是涅克拉索夫一生最重要的作品。这部作品构思于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从1863年开始动笔，在后续的十几年中陆续写成和发表了前三部，第四部是诗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抱病写出的，但是未能通过检查机关审查，诗人生前未能付印。应该说，漫长的写作过程使作者对作品所涉及的问题的认识、对主题深度的开掘，远远超出了其最初的构思，但是由于身体原因，这部宏大的艺术作品没能最终完成。虽然如此，仅就已完成部分而言，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作品强有力的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可以说这是19世纪俄罗斯诗歌史、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学史上一部绝无仅有的艺术奇葩。

涅克拉索夫为长诗设计了一个富有民间口头文学色彩的开篇。七个刚从农奴制下“解放”的“暂时义务农”^〔39〕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发生激烈争论，他们分别提出了地主、官吏、神甫、富商、大臣和沙皇，却彼此难以说服。于是，他们离开家乡，许下心愿，直到找到答案再回家。作品中出现了“会说话的柳莺”和“会开饭的桌布”等典型的俄罗斯民间文学因素。按照原来的构思，这几个农民应该依次去拜访那些权贵和富人，诗中讽刺和批判的成分占据上风，这也部分地可以解释作者为什么选用了罕见的三音步抑扬格诗律，而不是叙事长诗惯用的四音部抑扬格。但是所有这些民间文学的因素都迅速被另外一些更为重要的内容所替代，作者把更多的笔墨放到了俄国社会更为重要的力量——农民生活的身上，而对于有产者的叙述仅停留在神甫和地主层次上。诗人以这七个农民四处漫游为线索，借助各色人物的讲述，串联起大大小小几十个故事，通过这些故事向人们展现了俄国当时农村生活的广阔场景，对俄国社会严峻的生活现实、贫穷落后的根源、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对生活幸福的理解和幸福出路的寻求以及谁是生活的强者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认识和解答。

作品留给读者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来自作者对农奴制改革给农村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的描述。正如作者所言，“一条大铁链扯断了，／猛地向两边绷开：／一头打中了老爷，／另一头打中了庄稼汉！……”在作者笔下，1861年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并没有给农村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善，农民依旧无权无势，生活贫困，痛苦和艰辛、泪水和血汗依旧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长诗中的重要人物、壮士萨威里把农民的命运做了如此归纳：“男子汉面前三条路：／酒店、苦役、坐监牢；／妇人面前三条绳套：／第一条是白绫，／第二条是红绫，／第三条是黑绫，／任你选一条，／把脖子往里套！”光腚亚金拒绝把农民贫困的根源归结为酗酒和懒惰：“我们当中常见醉汉，／可是清醒的人更多。……不喝酒同样受苦情，／倒不如借酒浇愁好……”农民辛苦一年，可结果“干活的时候只有你一个，／等到活刚干完，看哪，／站着三个分红的股东：上帝、沙皇和老爷！／还有第四个强盗／比鞑子还凶恶，……每年三伏天／有多少庄稼汉的血汗／被一把火烧掉！……”勤劳、有才干的叶密尔尽管正直、善良，为众人做了许多好事，仍免不了坐监牢的结局。长诗指出，农奴制虽然被废除，但是农民却还要付出高额赎金的代价，同时还要受到地主克减份地、村正从中渔利的盘剥，幸福对他们来说仍然是梦想和憧憬。

另一方面，地主们的好日子也走到尽头，尽管他们无限留恋自己“意志就是法律”、“拳头就是警察”的“黄金时代”，仍然指望能继续不劳而获、作威作福。作者尽情嘲笑那个乡村“最后一个地主”，在聪明的农民的愚弄和遗产继承者的欺瞒中，过着仿佛依然“说一不二”的日子，成为人们的笑柄。农奴主的末日已经来临，对这一点另一个地主饭桶耶夫非常清楚。农奴制寄生腐朽的生活方式早已毒害了他的身心，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好逸恶劳、骄奢淫逸，这一切曾经构成他的全部生活内容和情趣，并且被看作是天经地义。世袭的特权使他们误以为他们就是俄罗斯的主人和代表，全然无视农奴们的辛劳和痛苦。而此时他听见了地主生活的丧钟已经敲响，自由自在的好日子即将过去，他不禁为之号啕痛哭。农奴制一废除，贵族们的娇生惯养、不善经营的弱点更加暴露无遗，作者多处写到地主庄园的凋敝景象和庄园主的哀叹，“美丽的宅第拆成了砖头瓦片”，贵族们散布四处，不知所终，往昔的“胜景”荡然无存。

诗人最可贵之处，不在于他仅仅勾勒了苦难深重的俄罗斯大地，而在于他揭示了“罪孽的总根是农奴制”，在于他指出了改变这一局面的根本力量源泉是人民。这一思想在长诗末尾、助祭儿子格利沙的“新歌”《俄罗斯》中有明确的体现。歌中有一段著名的诗句广为传诵：“你又贫穷，／你又富饶，／你又强大，／你又衰弱，／俄罗斯母亲！”造成俄罗斯贫穷落后的是农奴制，改造俄罗斯的力量是人民，“奴役压不服／自由的心，——／人民的心／就是真金！／人民的力量／强大无比”。在自己作品中，涅克拉索夫塑造了众多感人的农民形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百岁老人萨威里和“仪态端庄”的农妇玛特辽娜。在萨威里形象中，诗人赋予了壮士歌中许多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他勇敢过人，特别是敢于起来反抗任何压迫。他曾经和其他农民一起活埋了欺压他们的德国管家，并因此被判流放服苦役，但是他坚信“烙了字，却不是奴隶”，“压不垮，不倒下”的庄稼汉就是壮士。玛特辽娜是作者着意歌颂的人物形象，在她身上集中了勤劳善良而又坚韧不屈的俄罗斯性格特征。作品将近一章的内容，详细描述了她的一生：无忧无虑的童年，出嫁后受到夫家的虐待，丧子的悲痛，为丈夫不幸被征兵而奔走，丈夫死后操持家务、抚养子女的辛劳……她劳累一生，却从不知什么是幸福，但是任何生活磨难都没有使她失去坚强的意志和美的魅力。她的命运可以说是俄罗斯劳动妇女的典型写照。

长诗中最能体现作者思想倾向的人物，是乡村助祭的儿子格利沙·杜勃罗斯克洛诺夫。这个人物的原型来自同时代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杜勃罗留波夫。他是作品中最有见识、最有理想、最懂得什么是幸福的人。他深知万恶之源是农奴制。他抱定“人民的命运，／人民的幸福、／光明与自由——／在一切之上”的信念。他了解人民的苦难并且愿意充当“人民辩护者”，不惧“肺病和流放西伯利亚”。他把自己的命运与人民结合在一起，因为他知道昏睡的俄罗斯“地下燃烧着火星”，“俄罗斯人民正在把力量聚积，／正在学习着做一个公民”，虽然俄罗斯“今天依旧是一名奴隶，／却已是自由儿女的母亲”。他想用自由的歌声来唤醒人民，并且认为为人民的事业而献身就是最大的幸福。这是涅克拉索夫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俄罗斯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对生活幸福理解和追求等重大复杂社会问题所给予的明确答案。

这部长诗是19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现实主义的一大杰作。涅克拉索夫把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与真实全面的生动展示结合起来，既直面现实的矛盾和全部复杂性，又揭示矛盾背后的根源，并且试图提出解决途径。他率先把广阔的农村生活、特别是农民的喜怒哀乐作为描写的对象，力图从农民的立场去看待社会生活。不仅如此，他在长诗的诗歌语言和诗歌形式方面也颇有建树。长诗明显具有很强的民间口头文学因素，作品中的故事绝大多数由不同人物亲口讲述，中间穿插许多抒情性的歌曲段落，语言平实、质朴、生动。诗歌采用歌曲性很强的格律，全诗基本无韵，体现出口语化倾向，而扬抑抑式结尾的广泛使用，又使其与民歌惯有形式相呼应，使全诗节奏别具特色。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涅克拉索夫并没有简单地使用这些口头文学因素，作品既有仿民歌的语调，又明显是作者精心构建所然，这一传统在当时成为民主主义诗歌的楷模和典范，在20世纪又被伊萨科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等许多农村诗人所继承和效法。

涅克拉索夫是19世纪后半期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他把民主精神和现实主义写作原则贯注于诗歌创作，拓宽了诗歌的创作领域。他始终在创作中坚持公民精神，努力维护广大人民，特别是下层劳动者的权利，成为他们思想感情的喉舌。他把诗歌题材领域从乡村扩展到城市，而以往诗歌创作对此极少涉及，特别是对城市下层人民以及劳动工人的生活关注更少。他在诗歌语言和形式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诗歌语言朴实流畅，接近日常生活但又进退有度，更加注重与真正民歌和民间口头文学精神上相呼应，而不是靠滥用俗语、方言、土话而获得廉价的“大众性”。他在总结前人在诗歌格律、韵律、节奏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基础上，探索出新的发展道路，努力消除各种诗律语义差别对诗歌内容的限制，特别是对三音节诗律、如抑抑扬和扬抑抑格的使用更为出色，丰富了俄罗斯诗歌艺术宝库。他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在俄罗斯诗歌史上占有突出的、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