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俄罗斯文学简史

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是苏联著名的诗人和文学活动家。他和自己的同乡、著名诗人伊萨科夫斯基一起，继承和发展了19世纪后半期涅克拉索夫流派现实主义诗歌艺术传统，使诗歌更加面向传统、面向民众和面向现实生活，对苏联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生平创作道路

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Трифонович Твардовский，1910年6月21日出生，1971年12月18日去世）出生于一个农村铁匠家庭，早年曾断断续续在乡村学校学习过，从小喜欢写诗，15岁时开始发表作品。后来结识了诗人伊萨科夫斯基，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其很大影响。1928年初离开农村，曾进入斯摩棱斯克师范学院学习，三年级时离开学校，成名后于1936年来到莫斯科，1939年毕业于莫斯科文史哲学院。

特瓦尔多夫斯基最初的创作以描写农村风光和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劳动为主，表达了一个青年对新生活很快会给偏僻农村带来幸福的火热憧憬和渴望。在他的创作初期，正值苏联大规模进行农业集体化，因此他这一时期重要作品如长诗《社会主义大道》（1931）、《入社》（1933）等都取材于乡村这一巨大变革。特瓦尔多夫斯基后来认为自己这一题材最初的文学尝试不成功，由于过于以直浅的散文化语言触及生活现象，导致作品“如同行车放松了缰绳，失去了诗歌的韵律”。而实际上这些作品的最大缺欠，在于诗人在主题选择和形象塑造上还缺乏独到之处，对矛盾的解决过于简单。

他的第一部具有影响的作品长诗《春草国》（又译《穆拉维亚国》）发表于1936年，是斯大林文学奖金（即后来的苏联国家奖金）首批获奖作品之一。在追述这部作品创作过程中，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法捷耶夫当时对潘菲洛夫的小说《磨刀石村庄》的评论产生了直接影响。法捷耶夫认为，只要概括好最后一个私有者四处寻访没有集体农庄的角落而未得，最终回归集体劳动这样一个题材，就可能产生一部巨作，“使《堂吉诃德》相形见绌”。诗人对这一题材十分感兴趣，因为正好可以利用它来反映自己所掌握的生活素材。长诗中的主人公尼基塔·莫尔古诺克与潘菲洛夫笔下的那个农民同名，姓则取自邻村一个父亲朋友的绰号。主人公要寻找的那个国度与潘菲洛夫作品中一样，源于农民世代相传的富庶“自由之地”的神话。在这部与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有着类似主题和结构的长诗中，主人公这位勤劳本分的庄稼汉对现实的改变感到困惑，于是他的长途漫游四处寻找真理便构成了长诗的主导线索。在长诗中，道路的主题占突出位置：“天下道路千万条，／横的、斜的，一条一个方向。／世上走路的人可不少，——／一个跟一个走的不一样。”

勤劳能干的农民莫尔古诺克惦记着有自己的几亩地、自己的马，“就连种粒小豆儿，也是你的”，他赶着马车踏上漫长里程，寻找自己的“春草国”，甚至幻想能向斯大林请求哪怕先让他过上这么一段“想割草就割草，想出门就出门”的日子。他在旅途中目睹了集体化过程中正反两方面不同的生活景象，在以自己的眼光观察各地农民生活的同时，内心深处也在经历与固有观念告别的艰难历程。

尽管现在人们对这一历史问题的分析和评价尚无定论，但是诗人的文学才能是显而易见的。诗人以其特有的接近民间文学的语言和诗歌形式，集中概括、有时又幻想夸张地描述现实事件，穿插了许多类似歌谣的抒情和叙事段落，体现了诗人对充满喻意的民间叙事手法熟练的掌握和运用。作品发表后受到舆论界广泛好评，认为它既体现了与涅克拉索夫长诗的传统联系，又集中了苏维埃文学“人民性”、“党性”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特瓦尔多夫斯基30年代的抒情诗大多收在诗集《道路》（1938）、《农村纪事》（1939）和《扎戈里耶》（1941）中，其中大多数是以普通劳动者肖像画为中心的叙事诗和抒情诗，巩固了他作为“新农村歌手”的文学地位。

1939年，特瓦尔多夫斯基应征入伍，参加苏军在白俄罗斯西部的军事行动以及苏芬战争，任军报记者。当时他与其他诗人、作家一起塑造了士兵瓦夏·焦尔金的形象，以他为中心创作了许多幽默、风趣的诗歌、小品，但多以宣传教育为主，和他后来的杰作中的焦尔金有很大区别。卫国战争期间，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前线作为军报记者，写了许多不同体裁的作品，这些作品后来收入《前线纪事》（1945）以及散文集《祖国和异邦》（1946）等书中。诗人在整个战争期间最主要的作品是长诗《瓦西里·焦尔金》（1941—1945）。

战争促使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创作从农村题材转入战争题材，他的诗歌逐渐减少了幽默调侃的情调，而加入更多的讽刺和反思。战后初期，特瓦尔多夫斯基把战争期间的感受以各种形式更新更深刻地赋予对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思考。

1946年，他完成了长诗《路旁人家》。长诗仿佛是对祖国严酷命运的哭诉，以强大的悲剧力量讲述了战争给安德烈·西弗措夫一家所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与《瓦西里·焦尔金》相比，这部长诗既没有玩笑和俏皮话，也没有轻松诙谐的笔调，更没有幸福大团圆的结局。诗人已不再以传奇的英雄业绩来记述战争的历程，而是以痛苦的家庭悲剧来表达对于这一世纪性灾难的伤悼之情。全诗多次重复“割吧，刀镰，／趁着露水，／割到露水干——／我们把家回”这四行短诗，它曾是和平生活的写照，也是战时人们的企盼，更是战后人们痛苦的记忆和重建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的真实、形象体现。

“幸福不在于忘却”、生者对死者负有无尽责任的道德伦理主题同样也体现在《我战死在尔热夫城外》（1946）、《战争结束的那一天》（1948）等诗歌作品中。《我战死在尔热夫城外》一诗以第一人称形式描摹一名阵亡的无名战士的宽广胸怀和对生者的嘱托，寄托了诗人对阵亡将士的缅怀之情。在诗人内心中，战争的记忆始终难以磨灭，在诗人创作后期，有一首短诗《我知道，我没有任何过错……》（1966）非常富有感染力：“我知道，我没有任何过错在这里：／别的人没有从战场上返回，／他们有的年长，有的年轻，／永远留在那里，也没有人说出，／我能够却没能将他们保护，／没有这样说，但是毕竟，毕竟，毕竟……”(www.xing528.com)

50至60年代特瓦尔多夫斯基最主要的作品当属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全诗共分15章，从1951年起开始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几经修改加工，于1960年结集出版。这部于1961年荣获列宁奖金的长诗作品，与以往抒情性叙事作品的突出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突出的是作品的政论抒情性。在作品中，诗人以他几次从莫斯科到远东地区旅行的见闻和感想为基础，以空间上的道路、行进的列车、沿途停靠的车站与时间上的对过去的追忆、对现实的描绘和对未来的展望为经纬，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50年代急剧变化的社会情绪。既有对苏联人民几十年坎坷历程、英雄业绩、悲剧命运的反思回顾，对生机勃勃的战后恢复经济场面的讴歌赞美，也有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全诗成书历经10年左右，作者对许多章节多次做出删改加工，删去了原有的歌颂斯大林的词句，而在《童年的朋友》和《有过这样的事》两章中，尖锐地抒发了对刚刚结束的斯大林铁幕时代使社会机体、个人命运、人的心灵遭受巨大损害这一历史现象的批判情绪。

这一情绪更集中地体现在另一部夸张性的讽刺长诗《焦尔金游地府》（1963）和生前未发表的长诗《凭借记忆的权力》（1966—1969，1987年发表）中。前者抽取《瓦西里·焦尔金》中焦尔金战场负伤与死神抗争、最终获救的一节进行加工改编。天性乐观的喜剧形象负伤落入与尘世雷同的官僚体制的桎梏中，被弄得垂头丧气，竭力逃出“地府”回到人世。作品鲜明的批判倾向和讽刺锋芒曾经一度受到官方的肯定，但是它和叶甫图申科的《斯大林的继承者》等同一主题作品的命运相类似，在文学界内外引起激烈争论，并且随着形势的变化又被冷落和忽略。长诗《凭借记忆的权力》似乎接续了《童年的朋友》等作品的主题，回溯自己和童年朋友在时代风雨中经历的坎坷命运，痛陈那个人被神化的时代，消灭“富农”、“肃反扩大化”以及牵连子孙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在恶嚣张面前／我们学会了沉默”，“生存就是忘却”，忘记友情和亲情，用虚伪和胆怯的欢呼掩盖真实的内心。斯大林有句著名的话“儿子不为父亲负责”，然而诗人却痛苦地意识到：“为了父亲的所有，／我们全都要负责任，／这审判要持续几十年，／也还看不到尽头。”诗人认为经历过这些风雨而保持了正直人格的人们，应该直面这一切，说出真实的一切。长诗风格凝重而沉郁，表达了作者晚年的思想情绪。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晚期抒情诗收入《1959—1967年抒情诗抄》（1959—1967）等诗集中。他一如既往保持自己民俗化的诗歌风格，不断更新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记录时代和人的心灵的变化以及自己的感受。他的诗往往与回忆相关联，常常以智者的哲理赋予短小诗章以灵魂，使读者在放松中有所思考，沉思中有所领悟。

1950至1954、1958至1970年，特瓦尔多夫斯基两度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他以自己的努力发现并扶植了一大批具有才华和创造力的文学新人，他所领导的杂志刊登了许多诸如В. 奥维奇金的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И. 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产生巨大反响和引起激烈争论的作品，推动了当时社会盛行的“解冻思潮”。集中于旗下的文学家、评论家、文学理论家与В. 柯切托夫领导的《十月》杂志就文学以及社会各方面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为纪念而作》（1965）一文中，论战性地提出自己一贯遵循的文学观，即“非英雄化”的“写真实”，艺术家应当努力忠实于从生活中得来的直接印象。在这期间特瓦尔多夫斯基写了不少散文和文学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收入《炉匠》（1953—1958）等文集中。

长诗《瓦西里·焦尔金》

长诗《瓦西里·焦尔金》是特瓦尔多夫斯基最杰出的作品，共有30章。这是一部“讲述战士的书”，它“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是诗人追随战争的足迹，将陆续创作发表的有关章节汇集而成。作品在战争期间受到人们极为广泛的关注和高度好评，人们不仅阅读、赞扬作品，而且竞相传抄，为诗人提供更多素材，甚至出现许多仿作。这部长诗不仅成为诗人本人，而且成为整个战争文学以及整个苏联文学史上的一部杰作。1947年，布宁在写给捷列绍夫的信中称赞：“这真正是一本好书：那么自由，那么神勇，各方面都那么精确、逼真，有那么不同寻常的民间的、士兵的语言——没有任何别扭，没有一点虚假，没有任何现成的文学套话。”^〔41〕

长诗前面部分以焦尔金参战、负伤以及伤愈归队为情节骨干，写出一部焦尔金及其战友参加卫国战争的故事。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诗人取消了将其创作为相对完整作品的打算，添加了许多诗人自己对战争的感受和焦尔金的战斗经历，由于它未经通盘规划考虑，因而具有独特的写实性，不受体裁和题材、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自由表达诗人对这一“全民历史性灾难和全民历史性功绩”时代的观察、认识和思考，因此诗人称它是他的抒情诗，也是他的政论，它是歌和箴言，也是笑话和打趣，是亲切的交谈和对事件的评价。全书的副标题《战士的书》集中体现了诗人这一主导动机。

全诗的主人公焦尔金是一个“平凡的小伙子”，一个深为同志们所喜爱的列兵，他秉性乐观，爱开玩笑，爱唱情歌，会拉手风琴，会砌炉子，甚至能修好早已停摆的座钟。他天真坦率而又通情达理，坚忍顽强而又富有责任感。他认为战争势在必然，就像必须要做而且可能做好的艰苦工作一样。诗中反复出现这样的主题：俄罗斯人正在“进行一场神圣的战斗，正义的战斗，殊死的战斗，不是为了荣誉，而是为了大地上的生活”。在战争残酷而严峻的背景下，焦尔金妙语连珠，出口便是俏皮话和玩笑，这些玩笑幽默风趣而又不流于粗俗，以骨肉之躯经历其传奇般的冒险生涯。他曾在苏芬战场上赤身泅渡严冬的冰河报告军情，并风趣地请求给他身上擦酒精取暖的大夫能不能让他“从肚里往外暖一暖”；行军休息聊天时，他把遭遇敌人炮击和坦克戏称之为“开洋荤”；他曾用步枪打下敌人的飞机，接替牺牲了的排长指挥战斗，与比自己强壮的敌兵肉搏，几度负伤又重返战场……历经艰辛，终于走上进军柏林之路。

诗人有意将焦尔金的身份固定于士兵行列，并且在其周围塑造了一系列与其相似的士兵群体形象，以突出其在“战争中歌颂战争”的宗旨。在《焦尔金遇上焦尔金》一章中，两个同姓焦尔金、性格相仿的战士争论谁是真的焦尔金，司务长站出来说：“按照条令的规定，／每个连队都要分配一名焦尔金。”在焦尔金与一对老年夫妇两度见面的章节中，两个年龄差距悬殊、不同年代的士兵倾心交谈，显示出俄罗斯男子汉的豪爽和气概。

全诗主要采用了比较具有民间叙事风格的4音部扬抑格形式，但并不绝对化，相对整齐的格律间杂或长或短的诗行和诗节，许多自然流畅的相似韵、近似韵以及接近口语、方言的诗歌语言的运用，相对自由的诗节和篇章结构处理，使长诗富有张力和弹性。《渡江》一章以短促的诗行、急切的节奏转换战斗、伤亡、英雄渡江归来等场景，渲染了战场的紧张气氛，同时哀悼阵亡战士之情贯穿其中，在生与死如此接近的转换中突出了焦尔金的乐观天性。《死神和士兵》一章，以童话的形式装载了一个为了生活和战斗的焦尔金与死神的诱惑相抗争的故事，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焦尔金最终在战友的帮助下，战胜了死神。伴随着焦尔金的业绩，作者有许多自己的插话，诗人以此表达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对战争意义的思考、对友情和爱情的赞颂、对家乡和祖国的热爱，使长诗既充满高昂激情，又真切感人，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的战争文学作品。

在长期的诗歌创作生涯中，特瓦尔多夫斯基总是满怀激情及时反映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的事件，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和观念。他将自己对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段的掌握和运用，融入貌似平常、没有过度装饰的民间诗节中，朴实无华有时甚至幼稚可笑的诗歌语言，经常迸发高度智慧的火花。他的诗歌天才体现在，他能使人从这种无技巧的技巧使用中，不知不觉地感受到诗歌的魅力，特别是他对道路和回忆主题的开拓以及取得的成就，使他在俄罗斯诗歌发展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