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景况：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理论的转变

2.法国景况：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理论

80年代，后现代话语风靡了全球，其中后现代理论最重要的发展出现在法国，本书的焦点也将集中在法国的后现代理论。正如我们在本章中将要指出的那样，法国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理论和政治事件，对新的后现代理论的出现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法国理论宣扬历史出现了后现代断裂，这种理论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法国二战后出现的迅猛的现代化进程；五六十年代哲学和社会理论取得的令人振奋的进步；以及由1968年的骚乱事件所引发的强烈的决裂感。在那场骚乱事件中，学生和工人的反叛使整个国家陷入了瘫痪，似乎法国的革命传统又要被复活了。尽管当时的政治希望旋即就破灭了，但当时那种天启式的冲动却转化成了宣扬历史已发生了根本性断裂、新时代已经来临的后现代理论。

二战后法国的现代化进程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巨变感，一种认为新社会即将降临的感觉。二战末期，法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农业国，深受陈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系之害。约翰·阿德（John Ardagh，1982：13）认为：从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法国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复兴运动。物质的现代化以惊人的步伐向前迈进，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主要以城市和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一种停滞的经济一下子变成了世界上最富活力的、最成功的经济之一。经济上的欣欣向荣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下子把法国人的根深蒂固的旧习惯同新生活模式之间的许多前所未有的矛盾抖落了出来，……一向被指责为眼光总是盯着过去的法国佬，现在突然间却要面对生活在现代世界这样一个事实，这使他们感到既震惊又害怕。”

新出现的社会理论试图表达战后许多法国人所经历的那种动荡变迁感，分析新的大众文化、消费社会、技术以及现代城市化过程。在整个法国，高耸入云的建筑、高速公路、零售店、购物中心、消费商品以及大众文化，给日常生活带来了戏剧性的变化。为了从理论上描述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形式，人们从美国引进了“后工业社会”一词（雷蒙·阿隆Roymond Aron和阿伦·图林Alaiin Touraine）以及一些独创性的理论，这些理论对后来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批判地剖析了大众文化如何通过“神话”为新的消费社会大造舆论，从而将新的社会结构形式自然化、理想化；居伊·德博尔（Guy Debord）攻击了新形象、景观和商品的愚钝麻痹作用，认为“景观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le）掩盖了异化和压迫等依然存在的事实；博德里拉分析了消费社会的结构、法则及运作方式；亨利·勒费弗尔（Henri Lefebvre）认为，日常生活的转型正在带来一种新的来自科层制和消费资本主义的统治模式。

此外，文学批评和文化批判的发展，也促进了新的写作概念、新理论和新话语的形成（例如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结构主义革命”，Tel Quel小组理论以及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发展等）。

伴随着社会和经济领域内的巨变，理论界也发生了同样剧烈的变化。在战后的法国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以及试图把这几种理论加以综合的企图，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参见Pester，1975；Descombes，1980）。然而，到了60年代，这些理论却被具有语言学取向的结构主义话语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所取代，这两种思潮都提出了新的语言、理论、主体性以及社会概念（Jameson，1972；Coward and Ellis，1977；Frank，1989）。(www.xing528.com)

结构主义者把结构—语言概念运用于人文科学当中，试图把人文科学重新建立在较为稳固的基础之上。例如，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把就语言分析运用到了对神话学、血缘关系和其他人类现象的结构主义研究当中，拉康（Lacan）则推出了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而阿尔都塞（Althusser）则发展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革命运用整体分析法（即用部分和整体概念来分析现象），把结构定义为一个共同体中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构受无意识符码或规律支配，譬如，语言就是通过一组独特的二元对立来构成意义，神话是依据规律或符码体系来规范饮食起居和性行为。用巴尔特的话说（Barthes，1964：213），“无论是在思想领域还是在诗歌领域，所有结构主义活动的目的就是要重塑客体，并通过这种重构来揭示在客体中发挥作用的规则或客体的‘功能’。因此，结构实际上是客体的一个类象（simulacrum），它能够把自然客体中不可见的东西，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难以理解的东西展现出来。”

结构分析致力于对将现象组织成社会系统的各种深层规则的揭示，例如用神圣和世俗的区分来阐释传统社会中的图腾崇拜现象，或者用烹饪规则分析现代社会的烹饪术。结构分析以客观性、一致性、精确性和真理为目标，要求其理论享有科学地位，因为它涤除了纯主观价值判断和主观经验。

因此，结构主义革命用语言和社会的结构、规律、符码及系统来描述社会现象，同时拒斥先前曾孕育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人本主义。例如，阿尔都塞就倡导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从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出发，消除了人的实践活动和主体性。结构主义批判试图取消一直支配着从笛卡儿到萨特之哲学传统的主体概念。主体仅仅被视为语言、文化或无意识的产物而被屏弃或彻底非中心化，其能动的或创造性的功能也遭到了否弃。结构主义强调符号系统、无意识、社会关系的首要性，强调主体性与意义的派生性。按照这种模式，意义不再是自主主体的清晰意向的产物；主体本身也是由它在语言系统中的关系所构成的，主体性因而被视为只是社会和语言的建构物。言语（parole），亦即单个主体对语言的特殊使用，是由语言（language）亦即语言系统本身所决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新结构主义思潮乃是语言学转向的产物，这种语言学转向肇始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符号理论。索绪尔认为，语言可以通过它当前的操作规则来分析，而无须考虑它的历史特性和演化过程。他认为语言符号由两个固有的、必不可少的相关部分组成：视—听（acoustic-visual）成分，即能指（signifer），和概念性成分，即所指（signified）。语言乃是运用能够产生意义的不同能指来“表达观念或所指的符号系统”。索绪尔在这里强调了语言的两个特性，这两个特性对于理解当代的理论发展至关重要。首先，他看到了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本质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种偶然的文化约定。其次，他强调指出，符号是差异性的，作为意义系统之组成部分，词汇只有同它们所不是的东西联系起来，才能获得意义：“在语言中，只有差异，而没有绝对的（positive）意义”（Saussure，1966：120）。

不过，正如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和德里达（Derrida）所指出的，索绪尔仍然相信言说可以呈现世界，符号同其所指向的内容之间有着本质的和直接的联系，能指同所指具有单一的稳定关系（Coward and Ellis，1977；Harland，1987）。与此相反，后来的后结构主义者要远比结构主义者和符号学家偏激得多，他们强调符号的任意性、差异性和无所指性（non-referential）。事实上，后结构主义强调任何社会都具有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例如语言、文化、实践方式、主体性以及社会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