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农业严重落后和农民普遍贫困的问题。1978年国内人均粮食占有量大体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人均棉、油占有量则低于1957年的水平。1976年至1978年三年净进口粮食265亿斤，还挖了粮食库存几十亿斤。1978年，进口粮、棉、油、糖花了21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1/5。农民1965年从集体分得收入52．3元，1976年为62．8元。11年间增加了10．5元，每年增加不到1元。由于长期实行农业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政策，加上人民公社制度的弊病，全国至少有2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得温饱。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尽快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缓解农民的生活困难，是当时的主要工作之一。
二是城市职工生活欠账累积的问题。城市职工平均工资有所下降，1965年全民企业职工年工资为652元，1976年下降到605元。生活欠账很多，问题成堆，如住房紧张、就业形势严峻、许多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等等。1977年全国职工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还少0．9平方米。1978年全国城镇工矿区住宅建设投资37．5亿元，比1977年增加50%，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住宅建筑投资最多的一年，但住房紧张状况并未缓和。一份中央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说，1978年，“182个城市共有缺房户689万户，占这些城市总户数的35．8%。其中长期住在仓库、走廊、车间、教室、办公室、地下室甚至住在厕所的131万户，居住面积不足两平米的86万户，三代同堂、父母同大子女同室、两户以上职工同屋的189万户，住在破烂危险、条件简陋房子里的还有上百万户。”[35]
待业人口庞大，劳动就业问题十分突出。由于长期以来人口自然增长很快，又面临就业高峰期，加上落实政策和解决遗留问题，1978年年底全国大约有2000万人需要安排就业，这个数量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有大专院校、中专中技院校毕业生和家住城市的复员军人105万，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年320万人，插队知识青年700万人，城镇闲散劳动力230万人。待业的规模远远超过国民经济正常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片面强调提高积累率，加快建设，忽视安排就业问题，势必影响政治上的安定团结。(www.xing528.com)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再难以为继了。1979年春以后出现了波及全国许多城市的有关回城、就业、晋级、提薪、住房、夫妻团聚等诸多实际的利益诉求。政治性诉求也都是必然与职位安置和利益补偿相联系的。许多问题都具有“爆炸性”。上面提到的那份中央调查组的关于住宅问题的报告反映:“要求解决住房问题的呼声极为强烈，不断发生群众结队上访、联名请愿、聚众抢房，甚至下跪求房的现象。有的工人说:‘找房难，难于上青天’”。[36]这份报告感叹:“现在，如何解决好城市职工缺房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37]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描述就业形势时说:“大批人口要就业，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一触即发，严重影响安定团结。”[38]而关于农村形势，陈云警告说:“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起来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39]
工业生产和建设中的结构性矛盾在这个时期进一步激化。解决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矛盾刻不容缓。高积累、低消费搞建设的路子走不下去了，必须下决心解决长期以来的生活欠账，才能调动人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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