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革命：成为明日之星的可能性

当我们放眼展望数字计算机的前景时，我们不禁心生疑问，究竟是什么将它推上了人类历史转折点的神坛？无论是最新一代苹果手机的发布，还是Oculus Rift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器的推出，我们深知在周遭的喧嚣过后，这些激越昂扬的心绪都将平复。我们明白未来人类会如何看待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电子设备，无异于现在搭乘时速动辄超过300千米的日本新干线火车和法国高速列车的乘客会如何看待罗伯特·史蒂芬森（Robert Stephenson）于1829年设计的时速仅有40千米的“火箭”火车。我们在描绘最新的电子产品时所用的毫不吝惜的赞美之词，其实并没有捕捉到它们足以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精妙之处。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数字革命能够跻身诸多公认的人类历史转折点之列呢？

本书将数字革命视为一场技术革命，它呈现了数字计算机及协同技术的起源和发展。“技术革命”这一提法出自20世纪初一位标新立异的澳大利亚裔人类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V.Gordon Childe）的论著。他认为技术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推动力。柴尔德引入了“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的概念来讲述人类从狩猎采集转向农耕生产，并向四处繁衍扩散的迁徙历程，虽然进程时断时续，却是大势所趋。它宣告着以狩猎采集为人类普遍生活方式的中石器时代的终结。据可考史料记载，最早出现新石器革命的地区是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这片区域从尼罗河流域一直延伸到当今的伊朗和土耳其地区。此外，从狩猎采集到农耕生产的演变也在其他地区自然涌现。随着新石器革命的到来而诞生的犁耕与其他技术让农民能够有意识地利用脚下土壤固有的肥力进行生产。新石器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个体的生存状况与人类的社会形态。曾经只够维系少量采集者生计的土地供养起了数量可观的农民。新兴的定居生活方式促使人类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柴尔德关于技术革命论断的核心理念是“技术总集成”（technological package）。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总集成涵盖的技术跟农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名为《人类创造了自己》（Man Makes Himself）的论著中，柴尔德一语道破了自身的见解——“技术总集成”的出现对人类产生了深远影响。新石器时代的整体技术囊括了谷物耕种、牲畜饲养、石器农具和陶器制作，以及定居人口渴望的永久性居所的建设。数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同样寻觅到了孕育出工业革命的工业技术总集成。蒸汽机的发明、工厂的诞生以及新生产方式的出现都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技术总集成”这一概念点破了一体共存的各项技术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功能性相互依存（functional interdependence）。构成一个特定集成包的所有技术彼此之间休戚相关。集成包中任意一项技术的更新换代都将预示或催化这一集成包中其他各项技术的升级。谷物耕种使人类渐渐不再频繁迁徙，安定的生活转而催生了更加坚实持久的栖息场所。陶制容器的发明更令农耕社会如虎添翼。构建一个技术集成包的各项技术熔于一炉，形成相互支撑、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

然而，柴尔德未免把情况设想得过于简单了。正如考古学家史蒂夫·米森（Steve Mithen）所述，柴尔德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各项技术“在为人服务时自始至终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这一论断似乎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身处不同地区的人或多或少都需要在新石器时代技术总集成并不完备的时候将就度日。这里可不会出现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中的桥段：一个黑匣子掉落到一群中石器时代的采集者面前，将柴尔德定义的新石器时代“技术总集成”中的五六项基本技术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这群采集者中也没有摩西（Moses）这样的首领，他只需上一趟山，就能带着谷物耕种和牲畜饲养技术以及陶器和石器制作工艺等满载而归。(www.xing528.com)

一些狩猎采集者掌握了制陶工艺，却无意开拓新石器时代技术集成包中的其他技能，而一些社会在农业发展方面突飞猛进时，却根本没有享受到陶器带来的诸多好处。但这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轨道并没有阻碍陶器与新石器时代技术集成包中的其他要素相融合并形成功能协调的整体。制陶工艺令狩猎采集者能够制作出对于精神生活意义重大的陶制器物。但当制陶工艺与农作物相遇时，制陶工艺对个体与社会的影响力才被成倍地放大了。用一个被使用得非常频繁的词来说就是，陶器制作和谷物耕种之间形成了“协同”关系。装满了粮食的陶器远比单纯的陶器本身要意义深远。将陶器和农作物相结合才能显著提升两者的价值。

联网计算机是数字革命时代的技术集成包。正如我们从陶器与耕种中所发现的一样，数字革命时代集成包中林林总总的技术都是可分离的。在计算机问世之前，实现联网的是电话。数字计算机的发明开创了数字革命的先河，在它出现之前，还从来没有人预见过计算机能够实现联网。不必联网互通，计算机就已经能为一个社会创造出惊人的效益。如今，某些形态的社会热衷于将强大的计算能力赋予那些身处经济或政治领域的关键行业的从业者，同时又要压制那些在他们看来由于计算设备的联网不受限制而招致的社会混乱。朝鲜的统治者既要求业界精英能够顺利计算核弹的产量，并使用被称为“围墙花园”的国家内网——“光明网”（Kwangmyong），又不想这些精英接触脸书。计算机与网络是技术集成包中相互依存的技术，这一点表明，如果要刻意将二者分离，可能需要满足一些异常条件。计算机联网是大势所趋。计算机与网络在强强联手时创造出的效益远超过每种技术独自产生的效益之和，而所谓的异常条件，例如高度敏感、刻板专制的警察机关的存在，则会减少计算机联网所创造的利益。同一个集成包中的各项技术之间的协同关系并不能抑制技术集成包中某些要素在某些地区的显现（而其他要素在这些地区不会被看到），这是由各种本土条件下所产生的技术形态的多样性导致的。但我们不能被这种现象蒙蔽，并否认技术集成包中的要素是相互依存的。要素的相生相伴不容置疑。当某些要素与技术集成包中的其他要素相互融合时，这些要素将会扩大其他要素带来的影响。

柴尔德关于“技术革命”的提法中暗含了“技术时代”这一理念。新石器革命开创了新石器时代，工业革命则带来了工业时代。由技术革命引入的技术集成包为其开辟的时代设定了一些基本准则，这一点不容忽视。但是，新技术集成包带来的新准则的深远影响，是在某个技术时代进程中实现的跨越所不能比拟的。

现在，若要评说几次革命各自的历史意义，时机还不成熟。当下的我们正无限惊异于联网计算机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当苹果手机的创始人和谷歌搜索引擎的创始人在谈论无人驾驶汽车及利用机器学习者治疗癌症等话题时，我们似乎会欣然地全盘接受这一切预想，然而，回想20世纪60年代，当未来主义者就如何在火星上建立殖民地这一问题侃侃而谈时，对于他们的言论，我们似乎并不会轻信。这是因为我们知道，诸如发明无人驾驶汽车及利用机器学习者治疗癌症此类的事情，这些精英做得到。如今，就连“猪都能飞”这种说法都算不上荒谬，只要我们在句尾添加“在数字技术支撑下”这样的字眼，这种说法也就合情合理了。这番激昂慷慨的言论会令我们对数字革命所产生的历史意义的判断出现偏差。我们应当扪心自问，现在我们对最新的数字技术拥有的改天换地的能力赞不绝口，是否就像一个正对某个乐队痴迷不已的半大孩子在抑制不住地惊呼“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棒的乐队了！”然而，等下周的音乐新宠一上线，最棒的乐队的称号很快就易主了。我们目前正置身于对数字技术的一切都深感心潮澎湃的情绪中，完全偏离了对数字革命的历史影响做出相对冷静、客观的判断的立足点，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理性评价数字革命带来的历史影响，这也并非不可能。我们可以去推测我们的子孙后代对于数字革命做出的深思熟虑的评价。当苹果产品的发布成了人类营销史上的陈年旧事时，未来的人们会如何评价数字革命的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