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1945年留校,此后68载的从教生涯,一直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1962年,先生实际上已经获得当时高教部的批准招收硕士研究生,并已通过研究生资格考试确定了两名拟招的硕士生(方正生、何生棠),但后因某些宏观形势的变化,不得不终止原定招生及相关的培养计划。
先生与1962年拟招生的方正生(中)、何生棠(右)[53]
1980年,先生被确定为“文革”后我国第一批会计学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并确定了首批招收的研究生(唐予华、费忠新、黄志邦、谢琳琳等)。1982年,这批硕士生顺利毕业,开创了中国会计学研究生教育的先河。
1982年,先生被国家教委批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会计系博士生导师(仅两人),从此在中国会计学博士生培养层面上实现了诸多突破。
1985年,先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出第一位会计学博士和经济学科第一位博士林志军[54]。
1989年,先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出第一位会计学女博士曲晓辉教授,自此巾帼不让须眉,会计学女博士的队伍不断壮大。
1989年,先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出第一位审计方向的博士生李若山。
1993年,先生招收了第一位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博士生涂春永。
1993年,先生作为全国首批博士后联系人,招收了第一位会计学专业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王光远。
至2013年,先生仍在招收会计学博士生,为我国会计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燃烧自己。据统计,先生总共招收了博士生76人,毕业73人,其中3人在先生仙逝后,转给了杜兴强教授与刘峰教授进行指导。这些毕业的博士生,相当一部分进入国内各知名的高等院校,从事会计学教学与研究工作。(www.xing528.com)
先生对硕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思想。第一,先生要求博士生广泛阅读相关会计理论经典著作与文献,每周进行汇报交流,使每位博士生丝毫不敢懈怠,每周都如饥似渴地投入到阅读文献中去。广泛阅读经典著作解决了博士生知识的“博”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先生还要求博士生实现“博”与“专”的“平衡”。为此,在第二个培养年度的时候,先生都会与每个博士生共同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及博士论文的方向。既“博”又“专”,使得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和科研产出方面出现了质的飞跃。
第二,在要求夯实专业基础的前提下,先生能够“因材施教”,针对每一位博士生的学科背景、未来发展方向,甚至个性特长,制订针对性的培养方案。下面以我这一届的几位博士生为例来进行说明。首先,先生认为我的个性需要磨炼,适合在较为单纯的高校进行工作,所以先生有意识地培养我对经典会计文献(早期主要是规范研究的文献)的掌握。在这个过程中,由先生出资,为我复印了诸多经典的英文著作,并要求我进行精读,然后进行翻译,其中包括但不限于The Basic Postulates of Accounting(Moonitz,1961)与A Tentative Set of Board Accounting Principles for Business Enterprises(Spouse和Moonitz,1962)等。今日回忆起来,我之所以后来能以独立作者署名在国际英文A与B期刊上发表10余篇专业论文,与当年对文献的精读与字斟句酌的翻译有着很大的关系[55]。其次,对李文而言,先生则着力引导和培养其朝着金融领域相关的会计理论方面发展。李文毕业后先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分行,再到东方证券,后到汇添富集团工作,最终以其出色的业务能力,任汇添富集团的董事长。再次,对于徐珊,先生意识到其更为关注资本市场问题,因此敦促其关注当时尚处于“灰色”领域的股票期权问题进行研究和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领域,这对徐珊从事会计师事务所及咨询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最后,对于熊建益,先生则认为其性格沉稳,为此博士期间更侧重于引导其在会计师事务所相关的内部控制及审计问题上进行系统学习与研究。针对性地培养和指导,使得我们1998级博士生毕业后在各自的领域内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不负先生的培养。
第三,在传授给学生渊博知识的同时,先生言传身教,传递着严谨的治学作风。先生认为,学无止境,任何研究结论都是暂时的,都需要接受实践与历史的检验。先生教导我们,作为社会学科的研究者,应实事求是,甚至要有在环境与外部条件变化时,有勇气修正自己之前的观点。此外,先生为我们传递了兼容并包的学术态度,要求我们对不同学术流派的观点要不带偏见地进行审视,以理服人、求同存异。
第四,先生鼓励博士生在科研之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教学与参编教材工作。这有助于提升在校博士生教学相关的技能,为他们日后从事高校的教学科研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我本人为例,我读博士的第一年,就参与了“厦门大学会计系列教材”之《中级财务会计》(辽宁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的两个章节(专题)的编写,以及《中级财务会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个章节的编写。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教材编写促进了我的教学感觉,我兼职授课的效果也得到了学生的好评。基于良好的教学层面的锻炼,我2001年毕业留校时,当时厦门大学会计学系的系主任庄明来教授认可我的授课效果,所以并未对我进行教学方面的面试。当我留任厦门大学会计学系担任教师后,我继续辅佐先生完善和修订《中级财务会计》与《中级财务会计学》两本教材。其中,《中级财务会计》第三版,由我与桑士俊教授担任主编(先生任总编);《中级财务会计学》第二版由我担任第一副主编(先生任主编),第三版由先生与我共同担任主编。时至今日,我的教学效果受到同行及学生的好评,均与先生当年在教学方面对我的培养密不可分。饮水思源,我对先生的培养和教育一生心存感激。
值得指出的是,先生的教书育人理念还体现在其担任经济系与经济学院行政领导所做的大量工作方面。先生于1960年2月出任厦门大学经济系副系主任,并于1981年出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首任院长。先生在任行政职务期间,致力于年轻教师的引进,竭力为年轻教师的发展提供空间,开展对外合作,选派年轻老师参加“中加”项目,率先引入北美MBA教育的理念。在先生任经济学院的院长期间,经济学院大楼拔地而起,办学条件得到极大的提升;在全国首次重点学科评审中,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会计学、统计学、财政学3个二级学科跻身全国重点学科(其中会计学科连续3次被评为全国第一名)[56],促成了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在当时名列全国前茅。
先生深谙教学规律,在担任经济学院院长期间,不断创新经济教育,确立会计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体系。值得指出的是,厦门大学会计学系在改革开放初期,受教育部委托,通过举办全国高校会计学专业助教进修班与师资培训班等,为国内院校的会计系培养了大批师资,他们日后大多都成长为所在单位的学术带头人。
此外,先生在担任经济学院院长期间,倡议“引理入经”,从理科中选择优秀学生与青年教师加以培养。据第一届“理转经”的学员、康奈尔大学讲座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前任院长洪永淼(时为物理系一年级研究生)的介绍,1985年第一届福特班招生时,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只有3名同学入选;通过先生的“引理入经”政策,1986年第二届福特班上,有11位来自厦门大学的同学大部分是理工科的研究生转入经济学院读硕士。今天看来,先生的“引理入经”政策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在“引理入经”取得初步成效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1986年的本科生招生正式向理科生开放。刘峰教授曾以会计系为例进行统计,1987级会计专业的学生被分为两个班,一个是文科班,一个是理科班。刘峰教授当时担任1987级会计两个班的“会计学原理”课的助教,发现理科班的平均分数高出文科班10分以上。“引理入经”的政策充分体现了先生在教书育人方面不唯常规、敢于打破常规的特点。
为了致敬先生,我在2017年担任厦门大学会计学系的系主任后,基于会计学科与相关或相邻学科的交叉融合的需要,借助于学校的转专业政策,竭力从理科的各学科吸收优秀的转专业学生进入厦门大学的会计与审计专业,实现学生学源结构的多样性(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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