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战国时期的巅峰战争水准

2　战国：人类古典战争水准的最高峰

认识战争文明，首先要对该时代的战争水准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

战争水准，是战争实践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衡量一个时代的战争水准，有六个基本要素。这六个基本要素，事实上构成了评估时代战争水准的指数体系。

其一，该时代各个国家的常备军数量；

其二，战争实践所表现出的用兵规模的大小；

其三，战争方式的发展程度；

其四，兵器装备的先进程度与杀伤力度；

其五，组织大型战役的合成能力，及其所能达到的摧毁烈度；

其六，战争智慧的发展程度，兵学典籍的丰富深邃程度。

只有对一个时代的战争水准有了相对全面的了解，才会理解一个时代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战争文明——战争价值观、战争动员方式、对待死亡的态度、对待战俘的普遍原则、军人的社会地位等。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我们先来对战国时代的战争水准，依据上述指数，作一个历史的评估。

（1）第一个指数：各个国家拥有的常备军数量

自华夏世界进入国家时代，夏商西周三代，常备军数量较少，但也超出了世界同时代早期国家的军队数量。夏王国的中央常备军，大体在3万到5万之间；殷商王国的中央常备军，大体在5万到10余万之间；周王国的中央常备军，大体在8万到10万之间。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则兵力不等，最大的千乘之国，其常备军数量大体在3万到10万之间。

进入春秋时代，周王室的中央常备军数量大大萎缩，加之极少出战，几乎成为可以忽略不计的一方。春秋时代的天下兵力，主要集中于几个大的霸主国——齐、晋、楚、秦、吴、越等，以及郑国、鲁国、宋国等几个较大的实力诸侯国。一般而言，霸主国的兵力都保持在千辆战车的水准，或略有超出，此所谓“千乘之国”。一辆战车附属的步卒，以30人至100人计算，大体拥有3万至10万人的兵力。

进入战国时代，七大战国常备军的数量迅速扩大。依据史料记载的常数，同时参照各国在大战中的实际出兵数量，战国中期七大战国的常备军，大体是三个层级——

第一层级，秦、赵、楚三大国，常备军大体保持在40万至60万之间；

第二层级，齐、魏两大国，常备军大体保持在30余万至50万之间；

第三层级，燕、韩两战国，常备军大体保持在20余万至40万之间。

依据《战国策》记载的纵横家对各国军力的评估，七大国的常备军数量还要更大。

这里，我们也罗列一下苏秦等人的评估——

秦国：带甲百万，战车千乘，骑万匹，总兵力在100万之上。

楚国：带甲百万，战车千乘，骑万匹，总兵力也在100万之上。

赵国：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总兵力接近100万。

魏国：武力20万，苍头20万，奋击20万，厮徒10万，总兵力70余万。

齐国：带甲数十万，参照纵横家的齐魏相当之说，总兵力当在60万上下。

燕国：带甲数十万，战车700乘，骑6000匹，总兵力也在60万上下。

韩国：一云见卒不过20万，一云带甲数十万，总兵力当在30万上下。

在当时信息相对闭塞的条件下，纵横家们的评估虽略见夸大，但已经非常接近于实战出兵数量了。对于大规模的国家军队，数万军力之间的评估差异，纵然在当代条件下也难以避免。所以，在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我们需要明白的基本点是，战国常备军数量的庞大，在整个人类的冷兵器时代是绝无仅有的。

（2）第二个指数：战争实践表现出的用兵规模

中国古典战争的用兵规模，在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表现出不断扩大的历史趋势。春秋中期的用兵规模，已经超过了夏商西周三代，达到了以10万兵力为大战常数的历史水平。《孙子兵法》中，有几处说到了这一点。其《作战篇》云：“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用间篇》云：“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不能操事者七十万家。”也就是说，春秋中期的用兵规模，已经达到了出兵10万，须以70万户民众为后援劳作的空前水平。

此后，在战国初期，由于各国着力于内政变法，大战一时减少，用兵规模有所降低。《吕氏春秋·用民》篇记载：“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但是，随着变法之后新兴战国的接连崛起，战争的用兵规模迅速扩大，达到了冷兵器时代的巅峰。

战国中期，开始了大规模用兵。以秦国白起的伊阙大战为标志，分为两个大阶段：伊阙大战之前，为用兵规模渐次上升的发展期；伊阙大战之后，为大规模用兵的成熟期。让我们沿着战争实践的脚步，先看看第一阶段的大规模用兵是如何逐渐发展起来的。

公元前405年，魏赵韩三国联合攻齐，大胜，“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从齐军战死人数看，这是战国时代的第一次大规模用兵。魏赵韩三方联军，至少出兵30万上下。齐军，则至少20余万兵力应战。双方参战总兵力，第一次达到了50万上下的规模。

公元前364年，秦献公亲率秦军，于石门之战大破魏军，斩首6万。据此推断，秦军出兵，应在30万上下。魏军，则至少以同等兵力应战。双方参战总兵力，至少达到了60余万的规模。

公元前353年，齐军围魏救赵；公元前341年，齐军围魏救韩。这两组作战，分别涉及魏、齐、赵三国和魏、齐、韩三国，其参战总兵力，无疑会更大。两战兵力，史料虽无准确记载，但根据战争实践，两次大战，每战之三方总兵力，都至少超过了70万人的规模。

公元前318年，山东五国合纵攻秦，至函谷关。结果是，秦军获胜。依据当时各国军力，此战也是一场大规模用兵。五国联军至少出动50余万的兵力，秦军至少出动20余万兵力。两方的参战总兵力，应当在80万人上下的规模。

公元前305年到296年，赵武灵王多次率军进攻中山国，直到攻灭中山国。每次大战，都是多路进兵。依据变法之后的赵国军力，显然也都是大规模的用兵。

上述6次大战，是大规模用兵的发展阶段。

战国中期，秦国上将军白起登上历史舞台，大规模用兵跨越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自白起大规模用兵开始，战国中后期的超大型会战，一共有8次——

其一，公元前293年的伊阙之战。这次超大型会战，白起统率的秦军，与魏韩联军在中原地区的伊阙之地对阵。会战结果，秦军大胜，斩首24万。这次大战，双方三国，皆以举国兵力参战。同时，辅以魏韩联军的战死人数为评估参照，则秦军参战兵力，至少在40万至50万之间，魏韩两国的联军人数，至少在60万之上。总体上说，两军参战总兵力，已经超过了100万。这是战国时代第一次聚百万兵力的超大型会战。

其二，公元前262年至260年的长平大战。这次超大型会战，因秦国与赵国争夺战略要地上党郡而起。战场之广阔，从黄河北岸的河内地区，一直深入到太行山腹地的长平关谷地，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高平县谷地。这次大战，历经3年对峙，秦赵双方直接参战的总兵力，远远超过了100万。若连带计算双方的后援民力，全部战区容纳的总人数，至少在500万至600万之间。此战，赵军惨败，仅被秦军坑杀的降兵，就有40万之多。

其三，公元前284年至279年的五国破齐之战。这次破齐之战，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以燕军为轴心的五国联军，对阵齐国主力大军。第二阶段作战，是击溃齐军主力之后的攻占齐国，全部由燕军承担。我们所说的大会战，指第一阶段作战。此战，五国联军的总兵力超过了80万，齐军应战兵力则在50万上下；双方参战总兵力，已经远远超过了100万。此战结局，齐军大败溃散，导致燕军6年攻齐，几乎占领齐国全境。

其四，公元前251年，燕国集中全部兵力发动的攻赵之战。此战，燕军两路攻赵，共出动兵力60万。赵军两路应战兵力，至少在40万之上。双方总兵力，也超过了100万。此战，燕军大败。此后再无大规模攻赵战事。

其五，公元前229年，秦国发动的灭赵之战。此战，秦军以王翦为统帅，出动40余万兵力。赵军以李牧为统帅，举兵50余万应战。双方总兵力，同样超过了100万。此战结果是，双方在太行山地区的井陉关相持年余，赵军战败，赵国灭亡。

其六，公元前226年，秦国发动灭燕之战。此战，秦军仍以王翦为统帅，出兵40余万；燕国与赵国流亡政权代国结成联盟，组成了50余万联军应战。双方总兵力，接近或超过100万。此战结果，燕代联军大败，燕国实际灭亡。

其七，公元前225年，秦国发动第一次灭楚之战。此战，秦军以李信为统帅，出兵20万南下。燕军以项燕为统帅，出动40余万大军应战。双方总兵力，接近70万。此战结局，秦军大败，被楚军追击七天七夜，死伤十数万，战死七都尉。此次大会战，是秦统一中国进程中惟一一次重大失败，是山东六国末期抗秦战争的最大一次胜利，影响极大。

其八，公元前224年，秦国再次发动灭楚之战。此战，秦军以王翦为统帅，出动大军60万南下淮水流域。楚军以项燕为统帅，同样出动60余万大军应战。双方总兵力，远远超过了100万。若连带双方后援民力，淮水两岸战区容纳的涉战人数，将近或超过1000万。此战结局，双方相持一年余，楚军大败，楚国灭亡。

上述8次超大型会战，既没有包括秦军灭齐的和平迫降之战，也没有包括秦帝国建立后的两次超大型战役——30余万秦军在河套阴山地区反击匈奴的大战，50万秦军南下平定百越的分路作战。这8次大战，都是典型的战国大会战。

从总体上说，如此大规模用兵的战争，在整个人类的冷兵器时代，其余任何地区与国家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3）第三个指数：战争方式的发展程度

所谓战争方式，是指特定时代军事基础手段与作战基本样式结合所形成的战争活动的特定形态。具体地说，华夏族群自从进入国家时代，战争方式的发展经过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夏、商、周三代千余年的青铜车战时代。

战车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战争手段，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夏王国时代。那时，世界各地区的国家文明还在形成发展阶段，世界大多数地区还没有迈进国家时代。当代历史研究的种种成果已经表明，那时的战争方式，基本上还是各族群之间操持各种杂乱兵器的初期混战状态。那一时期的巴比伦文明，虽然领先跨入了国家时代，已经有了人类最早的法典——《巴比伦法典》。但是，巴比伦的战争方式，却没有留下任何历史遗迹。根据其对周边文明后续影响力所带来的痕迹看，古巴比伦的战争方式并没有超时代的表现。也就是说，大体上也是操持铜兵器进行步战的方式。

中国族群则不同，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黄帝时期，就已经发明了车辆，并使车辆第一次进入了战场实用，这就是著名的战场指南车。其后，殷商时期又普及（一说发明）了牛拉车、马拉车。也就是说，中国族群在迈入国家时代的门槛之后，马拉车已经出现了。马拉车的出现，为战车的出现创造了现实条件。大禹之后，启开创建立了夏王国。国家中央政权体系中已经有了专门管理车辆制造的官员，当时称为“车正”。中国兵器史研究专家普遍认为，这时的车辆已经是战车了。

一则鲜明的历史事实是，夏启讨伐有扈氏，作《甘誓》，也就是下达战场动员令，要求每辆战车上的“车左、车右、御手”，都要恪守职责，勇敢作战，否则，要处以严刑。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史料记载的正式车战。如果说，夏初的战车作战方式仅仅是史料记载，还缺乏田野考古发掘的支持。那么，其后出土的大量殷商时期与西周时期的战车，则明确肯定了中国在夏商周三代千余年的车战方式。

自马拉战车被大规模地应用于战争，中国就进入了车战时代。

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周王国时代，这种车战方式已经发展到非常发达的程度了。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是，周王国中央政权的兵力编制，及其对所封诸侯国的军力编制规定，都是以兵车的数量为依据的，中央王国是万乘之国——万辆兵车，大诸侯是千乘之国——千辆兵车，小诸侯是百乘之国—— 一百辆兵车。

需要说明的是，那时的兵车不是孤立的战车，而是配属一定数量步卒的一个作战单元。西周初期的军制规定，一辆战车配属步卒25名，这就是最基本的作战单元——两（辆）。这样，一个战车作战单元就是28人——战车3人（御手、车左甲士、车右甲士），步卒25人。这个作战单元的统领，是战车上的三人之一，一般而言，是车左甲士或车右甲士。车战展开的方式是所有战车单元列成有间距的庞大方阵，待统帅战车发出号令，便隆隆冲锋向前。这样整肃庞大的战争方式，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阶段，春秋时代的非经典车战时期。

所谓非经典车战，是指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一则，这个时代仍然是以车战为战争基本方式的；二则，战车方式在不断淡出时代，战争方式在不断向前发展，呈现出一种过渡期形态。所以如此，在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化。其时，中央王权的衰落与社会多元变化的发展，引发了诸侯国之间空前频繁剧烈的实力竞争大冲突。对战争的应对，成为所有诸侯国必须面对的关乎国家存亡的急迫问题。

车战方式具有重大历史缺陷。

其一，战车是很难打造的重型兵器。一辆战车的制造成本，大约是数十户农家一年的劳作收入。一次大战消耗之后，任何国家都很难立即补充大量战车。(www.xing528.com)

其二，战车作战单元的形成，需要长期的严格训练。驾车马匹的训练、御手的驾车技术训练、战车甲士的动态格杀本领与动态射箭本领的训练、战车两甲士之间的配合训练、战车甲士与御手的配合训练、战车配属步卒的跑步训练、追随战车的冲杀训练等，都绝非一日之功。因而，要训练成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战车队伍，其难度是非常大的。

其三，战车作战方式，非常缺乏灵活性，无法弥补多样化地区的冲突需要。战车驰骋的最基本条件，是平原战场或丘陵战场，而水网交织的地区或山地关隘地区，战车基本上无法作战。春秋前期的争霸战争，所以是一战决胜负，之后便是战胜一方的多年称霸，其根本原因，正在于车战方式本身的局限，决定了大规模战争不可能频繁多发。

基于上述三方面基本缺陷，春秋中期开始的战争方式，出现了多样化特点。

一方面，战车保有量仍然是各国军事实力的标志，大战基本方式，仍然是战车之争。另一方面，山地战中的步兵作战方式，也在日渐发展，步兵的独立化开始形成。再一方面，具有快速机动性的骑兵，也在各种策应作战的过程中逐渐发展，骑兵的独立化也开始形成。春秋后期，各个诸侯国几乎都拥有数量不等的骑兵。

另一方面，水面争夺的需要，使舟船作战也渐渐形成了水军规模。当时，吴、越、楚三国的舟师规模发展很快，已经成为南方三国的基本作战方式之一了。春秋后期，越国的水军已经达到战船300艘的规模，在当时是最强大的水军。同时，濒临大海的齐国、燕国，以及大河流域的中原新生势力政权魏、韩、赵等，也都有了一定数量的作战舟船，专门用来解决与邻国的水面争夺，兼具战时运输职能。

第三阶段，战国时代的步骑混成编制的运动战方式。

进入战国时代，战争方式的最重大变化，就是以步兵与骑兵为基本兵种，同时辅之以战车、弓弩、舟师水军等兵种混合编制，形成了攻守兼备，同时具有极大灵活性的多元作战军队。这样的混成编制军队，不但能够同时适应所有地形、所有条件下的作战需要。而且，混编军队的作战方式，能使不同兵种的种种战术，同时在一次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步兵的正面搏杀与山林伏击，骑兵的奇袭策应与快速冲击，弓弩兵的远程打击与进攻掩护，战车兵的阵地冲击与营地防守，舟师的水面资源争夺与粮草兵员输送，凡此等等战术，相互配合，就成为一种威力极其强大的混成战争方式，大大提高了一个国家在全方位对抗中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

这种混成军队的多元野战方式，是冷兵器时代最高水平的战争方式。

中国在战国时代的战争方式，远远发达于同时代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那时的古希腊、古罗马，虽然也有步兵、骑兵、弓箭兵，也有少量基本不用于战场的战车，但是，当时的西方世界，还基本上没有混成作战的自觉理念，战术相对简单，作战规模也相对较小。就总体上的战争方式而言，还停留在较低水平。

战争方式的发展，推进了国家军队向专业化发展。

在春秋时代之前，高层官员是文武不分的。也就是说，在国家政权中，没有专门的职业化的军事将领，政务大臣在战时就是自然的军事统帅。春秋中后期，大体仍然如此。这样的状况，难以适应混成编制军队复杂的作战需要。

因为，新的战争方式使军队的军事组织与作战行动不断趋于复杂化，不断趋于专业化。一座动辄十万人以上的包括了各个兵种的大军营地，仅仅是保持严格的秩序，就需要一种特殊的管理才能。更何况动态作战，更何况数十万人的庞大混成军队的组织、管理与作战。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军队的组织训练，对作战的指挥，就需要更为专业、更为复杂的学习与训练。这是战时社会一种深刻的历史需求，其结果，直接推动了职业军官阶层的出现，这就是以将、相分离为轴心的将军制的出现。

事实上，从战国初期的各国变法开始，各大战国就出现了专门职司军队建设与作战指挥的将军阶层。其最高职务，除了楚国称为“柱国”，其余六大战国都称为“上将军”或“大将军”，其政治地位与权力地位仅仅次于总领国政的丞相。就一般意义而言，国君、丞相、上将军，是战国时代的国家权力轴心。

就军队而言，在上将军之下，各层级的将军也迅速职业化。高层军官职业化的结果，不但使国家军队的建设与训练迅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而且，也大大推动了战争方式的高水平发展。

（4）第四个指数：兵器装备的先进程度与杀伤力度

总体上说，战国时代的兵器装备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基本方面。一则，以青铜战车为轴心的青铜兵器，日渐淡出时代，成为辅助性兵器与礼仪仪仗兵器。精良的铁制兵器，与以铁料为主的种种新型合金兵器，迅速成为主战兵器；二则，铁制兵器的制造，已经发展到标准化制造的水平，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兵器制造系统，所生产的诸如箭镞、塞门刀车的车刀等铁兵器部件，可以相互置换，大大提高了兵器的使用效能；三则，铁兵器的装备已经普及于各战国军队，发展到了相对系统化的水平，其战场威力远远超过了单一化的青铜兵器。

战国时代铁兵器的系统构成，主要是五大系统。

第一，进攻类型的铁兵大系统。这个大系统，由两个子系统构成。一个子系统是战场搏杀的进攻兵器，如长矛、长剑、战刀、单兵弩机、投掷短矛、铁制棍棒等。另一个系统是大型远程进攻兵器与攻城兵器，主要是大型飞弋连弩车、大型云梯、大型铁矛冲车、大型礟车（抛石机）、大型折叠式壕沟车、巢车、望楼指挥车、挖掘城墙的大型轒辒车等。

第二，防守类型的铁兵大系统。这个大系统，也有两个子系统构成。一个子系统是防守格杀的小型兵器，各种盾牌、铁制盔甲、铁蒺藜、铁菱角、单兵飞钩、各种木铁合制的小型檑具等。另一个子系统是营地与城池防守的大型兵器。这一系统的依托是两种军事构筑——大型化的鹿砦壁垒、城墙高厚坚实的战国城池。在此条件下，防守的大型兵器主要有：拦截骑兵的大型铁矛拒马、壁垒防守联合排列使用的七米长矛、大型铁制檑具、大型狼牙拍、大型塞门刀车、抗击火攻的种种大型灭火器具、凌空浇下铁水的大型熔铁行炉等。

第三，骑兵的铁兵大系统。战国中后期的骑兵，已经成为各个国家新兴的主要兵种之一。但是，骑兵的兵器与装备，在战国时代并没有达到冷兵器时代的最高水平，而只是发展到了实战水平。首先，这时形成了大规模的战马驯养系统，各大战国都建立了战马驯养基地。其次，骑兵战马的装具。主要是马头上的辔（笼头），马颈下的鞦，也就是鞅（绊带），马背上的鞯（坐垫），马尾上的鞧，这些装具都是皮制的。当时的战马，尚未普遍出现披于马身的防护装具。再次，战车驭马的装具。战国时代驾拉战车的驭马，已经有了保护马头的马胄，保护马身的马甲。基于战车驭马已经有了马甲，我们不能排除骑兵发展水平较高的秦、赵等国的战马使用马甲的可能。最后，是骑兵格杀兵器。战刀式劈杀长剑、单兵弩机、单兵长矛、单兵短矛等铁制兵器，是骑兵冲杀的主战兵器。

第四，舟船水战的铁兵大系统。当时的水战铁兵系统，首先是大型战船的出现。当时的战船，分为三个层级：大翼、中翼、小翼，分别是大、中、小三种战船。大翼是大型战船，长12丈，广1丈6尺，可载90余人。船分上下两层，下层是桨手50人，上层是作战甲士40余人，可见规模之大。其次，战船的水战兵器也有了很大发展。用于钩住对方战船或推开对方战船的钩拒，用于搏杀的单兵弓弩、投掷短矛、刀剑、火器等。战国中后期，秦国水军在对楚作战中发展很快，秦统一六国南下岭南后，又在番禺建立了大规模的战船制造场。这些都说明，战国铁兵器时代的水战，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第五，火器系统。战国时代，虽然还没有发明黑火药，但是火攻战法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据《孙子兵法》记载，当时的火攻方式主要有五种：火人——火烧敌军人马；火积——火烧敌军蓄积粮草；火辎——火烧敌军辎重器械；火库——火烧敌军营地帐舍；火队——火烧敌军运输车队与行进部队。这叫做“五火之变”。当时，火攻的燃料主要是猛火油（天然石油）、油脂、草艾、松香、硫磺等。当时，火攻的火器手段主要有六种：火禽——以麻雀或野鸡绑缚火种，放飞敌营；火兵——将草人绑缚骑兵马背，奇袭敌营纵火；火兽——将火把绑缚野猪獐鹿之上，驱赶其驰向敌营纵火；火牛——牛身两侧绑缚长刀，牛尾绑缚点燃的桦皮细草，纵入敌营造成火势攻杀；火盗——假扮敌军偷入敌营放火；火箭——箭头绑缚火把，近距离射向敌营纵火。凡此等等，战国时代的火器战法，已经发展到了相对系统化的水平。

上述五大系统的兵器装备，都充分说明，战国时代的兵器制造与兵器的实际装备，都已经达到了与新的战争方式相适应的新高度。

（5）第五个指数：大型战役的组织合成能力及其摧毁烈度

我们从用兵规模的呈现中已经知道，战国初中期的大规模战役有6次，战国中后期的超大型会战有8次。这14次大战，双方的总体兵力投入都在60万到120万之间，每次都堪称人类冷兵器时代的高峰大会战。

这种单方60万兵力之上的冷兵器大型战役，在同时代的世界其他文明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区域人口多寡或人口是否集中的问题，更为根本的方面在于当时的世界其他国家，都不具备组织这种超大型会战的系统合成能力。

战争的实践已经说明，战国时代的七大战国，已经普遍具有了大型战役的组织合成能力。这种合成能力，反复体现于大规模会战上，实在是一种超时代的军事水准。在所有的大型会战中，秦赵长平大战无疑具有永恒的经典意义。

长平大战是一场对等兵力的大包围战役。它的经典意义在于，在战争双方同样强大、势均力敌的条件下，秦国一方创造了空前绝后的战争奇迹，以50余万兵力包围了对等的50余万兵力，并且最终一举歼灭。这场超大型会战，违背了古今中外一切军事家关于陆地会战必须具有优势兵力才能展开包围战的战略原则。它以无可争辩的实践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的全面组织能力发展到同时代最高水平时，其组织大型战役的水准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惊人高度。

长平大战不是侥幸取胜的，战争的双方都没有误打误撞。通常所谓的机缘巧合，在这次大战中是不存在的。面对同样强大、同样新兴的赵国，面对同等数量、同等战力的赵军，秦国与秦军是依靠无与伦比的战略策划、国家组织、邦交分化、间谍渗透、长期对峙、战略迷惑、地形利用、兵种合成、战场战术、将帅心理等全方位的超凡运筹，历经三年周旋，才终于大获全胜的。

我们无需详述长平大战的整个过程了，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已经对那场经典战役作出了全方位的历史呈现。在开掘文明遗产的意义上，我们只需要明白一点，战国时代的超大型会战很多，长平大战只是最经典的一次大战役。惟其大型战役多发，而不是偶然的一次，它才最充分地说明，中国的战国时代，大型与超大型战役的组织合成能力，是当时世界的巅峰，它所创造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水准，在此后的古典社会再也没有哪个时代、哪个国家能够超越。

（6）第六个指数：战争智慧的高明度，兵学经典的深邃度

从远古开始，中国族群就表现出勇于实践、勤于反思、善于总结的鲜明特质。

自春秋时代开始，对于大规模的战争实践，当时的华夏世界表现出了非常深刻的反思与总结。进入战国时代，对于战争实践的反思与总结，已经达到了超时代的思维水平。其成果之丰富，其对战争实践发展的推动之巨大，都成为整个人类古典文明史上的兵学最高峰。公元11世纪的中国宋王朝，曾对历代兵书进行了筛选与编辑，选编出了一套兵家必读书——《武经七书》。在这七部兵法著作中，春秋战国时代就占了四部：《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三略》；另外三部，一部是西周太公望的《六韬》，一部是周代的《司马法》，一部是唐代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就历史事实而言，宋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弱兵时代，趋于极端保守主义的理学思潮弥漫社会。其汇编兵书的遴选理念，排斥以法家思想为治军基础的战国兵学著作，偏重对战争实践并无巨大影响但却以王道思想为治军基础的兵学著作。譬如，对《司马法》与《司马穰苴兵法》的选择，就选择了王道思想基础的周代《司马法》，而舍弃了以法家思想为治军基础的实战兵学著作《司马穰苴兵法》。西周太公望的《六韬》被选入，也是基于渗透其中的以周文王名义论说的王道理念。

因此，了解春秋战国时代的兵学著作与战争智慧，宋代汇编的《武经七书》，不是真正的历史窗口。宋人汇编的这套所谓兵学经典，远远不是春秋战国时代，尤其不是战国时代兵学发展的基本部分，更不是全貌。了解春秋战国兵学著作与战争智慧的窗口，是《汉书·艺文志》。

西汉初中期，雄风尚在，在对先秦文献进行的大规模整理中，基本录入了春秋战国秦帝国数百年以来已知的全部传世著作。纵然许多著作的原文在秦末战乱中毁灭了，失传了，也保留了已知的篇目。兵家著作的篇目，也是录入最完整的领域之一。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全部兵学著作，从夏商周三代直到西汉中期，总共53家，790篇兵学著作，实在是煌煌大阵，令人目眩。这里，我们除去夏商西周三代的兵学篇目，也除去西汉时期的兵学篇目，我们只对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的兵学著作归类整理，就可以发现，这三大时代兵学著作的篇目记载，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综合性兵法，共13部——

《吴孙子兵法》82篇（孙武），《范蠡》2篇，《大夫种》2篇，《兵春秋》1篇，《齐孙子》89篇（孙膑），《李子》10篇，《吴起》48篇，《公孙鞅》27篇，《尉缭》31篇，《魏公子》21篇（信陵君），《庞煖》3篇，《王孙》16篇，《景子》13篇。

这一类兵法著作，是关于用兵理念与战争实践法则的总结，是最为精华的军事理论著作。其中，以《孙子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孙膑兵法》、《吴起兵法》、《尉缭子兵法》五部流传后世，成为兵学经典。

第二类，形势阴阳兵法著作，共22部——

《丁子》1篇，《楚兵法》7篇，《蚩尤》2篇，《孙轸》5篇，《繇叙》2篇，《项王》1篇，《神农兵法》1篇，《黄帝》16篇，《封胡》5篇，《风后》13篇，《力牧》15篇，《鵊冶子》1篇，《鬼容区》3篇，《地典》6篇，《东父》31篇，《孟子》1篇，《师旷》8篇，《苌弘》15篇，《天一兵法》35篇，《太一兵法》1篇，《别成子望军气》6篇，《辟兵威胜方》70篇。

这一类兵学著作，可以称为特殊兵法。它们是关于利用天文、气候、地理等因素作战的经验总结，当时称为兵形势，兵阴阳。所谓兵形势，是指利用地理特点快速运动兵力，从而居于有利的作战形势。所谓兵阴阳，是指天文星象的军事预兆、气候变化的作战影响等方面。那时，这一类学问基于经验而产生，不可避免地带有神秘色彩与某种荒诞。但是，在战争实践中，这种基于经验而总结的法则，在战争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当时战争方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也是我们民族文明遗产的一部分。

第三类，军营搏杀训练的研究著作，共13部——

《伍子胥》10篇，《鲍子兵法》10篇，《苗子》5篇，《公胜子》5篇，《逢门射法》2篇，《阴通成射法》11篇，《魏氏射法》6篇，《望远连弩射法具》15篇，《手搏》6篇，《蒲苴子弋法》4篇，《剑道》38篇，《蹴巈》25篇，《杂家兵法》57篇。

这一类兵学著作，实际上是战士格杀训练的教科书。所以，《汉书·艺文志》将其概括为“兵技巧”。其中的器械性训练著作，则同时带有兵器研究的性质，譬如大型远程连弩的操作方法研究、长戈使用的研究、射箭技艺的研究，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兵器使用技巧的研究。其中的蹴鞠，特指带着盔甲跑跳摔跤等，实际就是着装的摸爬滚打训练。

综上三大类，可以看出，战国时代的战争艺术研究与军事训练研究，与战争的实践表象是相适应的，都达到了超时代的水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冷兵器时代涌现过如此丰厚的兵家典籍。

战争谋略在战国战争实践中达到了惊人高度。

春秋社会之前，战争实践相对单一化、相对形式化。所谓“王道之师”，所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指的就是这种高度形式化的作战方式。进入春秋时代的中后期，虽然仍然有宋襄公“不击半渡之兵”之类的迂腐作战，但是，从战争实践的主流看，战场思维的突破已经迅速拉开了序幕。战争思维突破的历史性标志，是吴国兵家孙武策划并共同指挥的长途奇袭楚国的战役——柏举之战。

进入战国时代，战争智慧的挥洒在战场实践中几乎是爆炸式发展。只要我们对这一时代的重要战役作一粗线条检索就会发现，这一时期各种类型的战役水平，都创造了古典兵法的最高典型，都开创了一种新的战争类型模式，都体现了一种战争天才才能具有的智慧雷电。这样的典型化战役，至少有六个类型，都具有战争思维方式的历史性突破意义——

其一，孙膑的围魏救赵、围魏救韩两次战役。首创救援战与伏击战综合运用的经典战例——围城调敌，而后以伏兵歼灭，开创了步骑运动战的新战争方式。此后，战争的纵深大大扩展，军事谋略的作用一举在战争实践中奠定了根基地位。

其二，赵奢迎击秦军的阏与之战，开创了以决战决胜之勇气迎击强敌的经典范例。从此，“两军相逢勇者胜”成为千古不朽的军事格言。这种面对强大之敌而敢于亮剑的精神，在此后成为中国民族与中国军队的最基本特质之一。

其三，白起的长平大战，开创了大军团包围战与歼灭战的经典范例。从此，实现包围敌军而全歼之的大型歼灭战，成为所有军事家的光荣与梦想。从军事素养的意义看，也成为迄今为止所有军事家指挥艺术的最高境界。

其四，田单的即墨保卫战，以绝对弱势的兵力坚持六年，孤城不破，且一举反攻获胜，开创了防守战的最高经典模式。从此，孤绝艰危的战役处境，不再被战争理念确定为必然放弃。顽强地防守，成为衡量一支军队的基本标准之一。

其五，李牧反击匈奴的“长期隐蔽，一举反击”的大草原战法，开创了在广阔平坦的大草原地带隐蔽兵力，堪称“善藏于九地之下”的反击战法的经典。并同时开创了大兵团骑兵对大兵团骑兵，并在反击获胜之后长途追击的决胜范例。此后，秦帝国的上将军蒙恬再度弘扬这一战法，使华夏世界的古典骑兵大战役不朽地垂范于后世。

其六，王翦的灭赵、灭燕、灭楚、进军岭南的四大战役，开创了妥善灭国而不事杀戮的文明统一战争的最成功范例。秦帝国的统一六国之战，其规模之大震古烁今，其立足战胜而禁绝暴行的战争文明水准，更是冷兵器时代空前绝后的奇迹。

此后，这种统一战争的方式，成为历代中国统一战争的最高境界。

最重要的是，上述六大经典战役，还远远不是战国时代战争智慧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