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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特片的类型模式与教化功能分析

时间:2023-07-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无形的战线》即已确立了反特片抓捕特务的情节模式。

反特片的类型模式与教化功能分析

中国第一部反特片《无形的战线》以我方公安侦察员抓捕特务为主要情节。其中,我方公安侦察人员及警惕性高的人民群众与特务之间二元对立,构成了十七年反特片中的基本角色群。台词说教性色彩浓厚,保证了意识形态的传输。该片在情节结构、人物设置、电影语言等诸方面为此后的反特片创作树立了标杆,确立了基本的规则。更重要的是,它明确了反特片的创作是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诉求的,要服务于国家政策。之后的十七年,在大量的创作实践中,反特片在情节模式、人物设置和电影语言上形成了一定的规范和套路。

(一)模式化的情节:抓特务与“打入式”

反特片可以细分为“抓特务”与“打入敌人内部”(“打入片”)两种模式。前者属于侦探片的变形,而后者则是间谍片的变种,带有惊险片的成分。

《无形的战线》即已确立了反特片抓捕特务的情节模式。1950年,上海私营电影厂昆仑公司拍摄的《人民的巨掌》在情节结构上紧承《无形的战线》,甚至也在片尾出现了字幕,告诫观众要“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保卫新中国经济建设,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神秘的旅伴》以特务与我侦察员在赶马帮过程中的斗争为主线,再辅以我边防军为抓捕特务进行的军事部署、特务范开修神甫准备接应偷运的武器这两条副线,使得影片主次分明、情节跌宕起伏。

而1955年拍摄的《天罗地网》中第一次出现了我方侦察员打入敌人内部的情节,开启了十七年反特片的一种模式——“打入片”的先河。1954年到1955年间,全国掀起了“肃反”运动,再加上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人们都急于找出自己身边隐藏的“敌人”。由于反特片摄制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教育人民提高警惕,于是,政治形势的需要与题材的出发点恰好吻合在一起,促成了1955—1959年间反特片创作进入了一个高峰。这一时期表现我侦察员打入敌人内部的反特片除了前面提到的《天罗地网》,还有《虎穴追踪》《寂静的山林》《羊城暗哨》《激战前夜》《英雄虎胆》和《前哨》等六部。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打入片”,是因为在这类影片中,侦察员打入敌人内部,随时可能身陷险境,而又无法事先请示报告,因而必须要随机应变。这就带来了极大的创作空间以编织惊险的情节,设置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悬念。对侦察员英勇机智的表现,也营造了一个个虚构的英雄神话。观众的视点往往与侦察员的视点重合,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被限制住了,无法知晓特务的阴谋,因而能引起观众极大的观影兴趣。另外,“打入片”中还频繁出现侦察员与女特务之间的对手戏,如《寂静的山林》里的冯广发与李文英、《羊城暗哨》里的王练与八姑、《英雄虎胆》里的曾泰与阿兰。侦察员为了完成任务必须与女特务展开周旋,同时又要站稳阶级立场,二者之间建立起了强烈的性别冲突和情感张力,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那个年代观众的观影欲望。[1]

(二)图解政策的人物符号(www.xing528.com)

反特片里的人物无非包括特务、叛徒、侦察人员、警惕性高的人民群众、美国顾问等。因政治立场和政治身份的不同,特务及其代表的敌对势力与我侦察人员及广大人民群众都处在二元对立之中。虽然有的反特片在人物设定上有一些变化和探索的苗头,如《人民的巨掌》中特务张荣虽作恶多端,但影片也没有对其做简单化处理。正是他的通风报信,使得其母亲在敌机轰炸时身亡,这让他痛心不已;《斩断魔爪》中的特务是美蒋由香港派入内地的,突破了最初的反特片中都把特务描写成国民党潜伏人员的设置;《山间铃响马帮来》一片中的侦察员由公安人员变成了边防军战士等。但其中无论是英明神武的我方英雄人物还是奸诈狡猾、残酷冷血的敌对人物都是扁平化、脸谱化的,他们只是图解政策和发挥教化功能的人物符号而已。

(三)毫无悬念的结局

反特片的最后,无一例外的,敌对势力所代表的外在威胁会被我方以暴力的方式毁灭和消除,都以我方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终。观众看了开头就能猜到结局。比如《人民的巨掌》最后,张杏华认清其兄张荣的反革命真面目后,大义灭亲,协助公安部门将其投入法网;《神秘的旅伴》最后,我英勇的边防军战士将一小撮梦想着复辟的国民党特务全部抓获;《国庆十点钟》讲述了1953年国庆节前夕,秘密潜伏在西北某省城的特务何占彪、白松亭企图制造一起爆炸事件,以破坏国庆节的庆祝活动。无论他们多么诡计多端,我方公安局侦察员都能赶在国庆十点钟前逮捕特务,排除定时炸弹,从而保证国庆庆祝活动的顺利进行。

当然,十七年时期的反特片创作者们也作了一些求新求变的尝试。一、反特题材与其他题材相融合:《草原上的人们》开启了反特题材与少数民族题材相结合的前奏;《山间铃响马帮来》则在反特和少数民族题材中又融入了剿匪内容。《冰山上的来客》将反特、少数民族、音乐、军队等题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拆解了类型边界,成为当时的创新类型。除了最广为称道的对于音乐的运用和“真假古兰丹姆”引发的悬念之外,影片还大胆表现了边疆少数民族、军民关系,尤其是军队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关系、军人的爱情等,而这些无一不是国家政策和电影创作中极为敏感的部分,导演将其拿捏得十分到位、恰当。同时,编导者也没有回避我军在反特斗争中暂时的失利与挫折。与之相应的还把反特片的空间环境从城市变成了少数民族地区和东南沿海。二、《国庆十点钟》《寂静的山林》《羊城暗哨》《古刹钟声》和《英雄虎胆》等十七年反特片的经典之作虽然仍然离不开反特片共有的主题,但它们使得影片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将意识形态的宣传化入惊险情节的编织。三、电影语言表现上的纯熟和多样化。如《羊城暗哨》中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借鉴、《古刹钟声》里带有恐怖色彩的影调的刻意营造、《徐秋影案件》中大量独白和闪回的运用等,都在很大程度上烘托了影片的氛围,强化了影片的悬念和惊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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