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拉丁美洲的风险与对策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用以标志社会历史具体存在形式的范畴，是指生产力在一定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具体的历史统一体。社会形态的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的，它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人类社会总体会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但不同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发展的历程又呈现出不同社会形态更替进程的多样性。

独立后的拉美国家经历了从半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过渡。社会形态的更替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发展起最终决定作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

殖民地时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新大陆建立了基于种族和民族背景的社会阶层结构，其中欧洲人处于社会最上层，当地印第安土著和黑人奴隶处于最底层，其他混合种族处于社会的中间层。在殖民统治后期，土生白人和部分拥有欧洲血统的上层印欧混血人通过占有大量土地，控制劳动力，在经济领域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独立战争胜利后，虽然把殖民者赶出了拉丁美洲，但其遗留下来的等级制度和依靠开发自然资源对外输出的经济模式依然保留了下来，并没有被触动。各国围绕土地重新分配而进行的“自由改革”反而引起了土地兼并，私人大地产制被进一步强化。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工关系无法迅速得到发展。最初取得独立的50年间，拉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仍然非常缓慢。

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工业革命发生后，欧洲主要国家先后完成了早期的工业化，促使拉美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工业门类的扩大与产量的增加使他们对拉美粮食和工业原料需求大幅增加。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拉美国家开发自然资源、输出初级产品的经济模式就成为自然的选择。在这一时期，拉美国家参与国际经济体系主要表现为出口工业原料和粮食、从欧洲和北美进口工业制成品、接收外来资本和人力资源。在英国取消奴隶贸易的影响下，拉美国家从1804年的海地开始到1888年巴西结束，历时80年，最终废除了奴隶制度。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社会分工的扩展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职业群体。一方面，人口向出口生产迅速发展的地区流动。如巴西北部获得自由的奴隶向南部咖啡生产区流动，智利中部佃农向北部硝石开采区流动等等。在这一时期，受到“向欧洲文明学习”思想的影响，阿根廷、乌拉圭等国主动引进大量欧洲移民，他们的到来进一步带动了城市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初级产品出口的繁荣和移民的到来加速了人口增长，数据显示，20世纪初，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国的人口比19世纪末均增加了一倍左右。^[13]虽然在初级产品出口模式下各国发展的情况和城市扩张的规模与速度不同，但是到20世纪初，拉美各国资本主义雇佣工资制度都已经取代了之前的封建劳工制度，成为社会生产关系的主流。

“一战”爆发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出于战争需要，增加了对拉美各国粮食和战略原料的需求，拉美出口型经济进一步增长。同时，战争导致拉美国家无法像战前那样大量进口欧美工业品，一些拉美大国最初的民族工业开始起步。一战后，美国加强了自己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影响，取代了英国占据了拉美贸易和投资的垄断地位。美国垄断公司还直接占有大片土地，成为拉美的最大庄园主。千百万失去土地的农民在美国公司的种植园中变成新的债务雇农。美国资本向拉丁美洲的扩张加强，不仅使美国攫取了巨额利润，也使拉美地区在经济上日益依附于美国。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大萧条使欧美经济受到重创，欧洲和美国因经济衰退严重缩小了拉美的出口市场，给拉美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然而，祸福相依，30年代的大萧条也成为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的起点。出口的衰落使拉美制成品进口的资金减少，拉美国家政府开始扮演起促进本国工业发展的角色，致力于替代进口的各项工业化政策纷纷出台，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相对成功，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建起了大量工厂，工业发展带来了经济增长。到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拉丁美洲经济部门发生了重大的结构变化，成功地建立起一批自己的轻工业，部分有实力的国家还建立了重工业，奠定了民族工业体系的雏形。伴随经济的发展，20世纪上半叶拉美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工业部门的建立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产业工人数量快速增长。两次世界大战以及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再次给拉美带来一批欧洲移民。移民和国内人口迁徙导致了较高的城市增长率，1945～1950年间，城市人口增长迅速，阿根廷、智利、古巴、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城市人口已达到50%以上^[14]。这一时期阿根廷、智利、乌拉圭以及墨西哥等国家的教育取得了较大发展，中小学普及教育使受教育人数不断增加。

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移民的涌入、现代教育的普及、城市化的发展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促使社会结构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拉美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力量同时在增长。新兴产业工人队伍大幅增长，力量显著壮大。1907年到1920年，阿根廷和巴西产业的工人分别达到35万人和27.5万多人，分别增长3倍和9倍^[15]，其中来自欧洲的移民，因为具有相对成熟的技术能力，在这一时期的产业工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工人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和轻工业部门，工会组织已经开始出现，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承担起组织和领导作用。中等阶层主要在城市中，包括各级政府官员、教师、会计、工程和技术人员等专业人员和中小企业主、商人、经理等，他们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积极参与政治，谋求提高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学界研究认为，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从1950年由“自发”转入有明确理论指导的“自觉”阶段，一直持续到80年代，历经30多年，实现了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在这一时期，拉美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1950年，拉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1.6%，1980年提高到65.5%，城市人口占比从40%提高到60%，城市人口的发展过程欧洲经历了50年，而拉美仅用了30年。^[16]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带来的是分配不均的恶化和就业不足。收入分配高度集中是拉美地区的普遍现象，10%最高收入家庭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在拉美国家最高接近60%，最低也占53.2%。失业人口的上升加剧了社会贫困问题。

80年代，拉美经历“失去的十年”，至9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负效应逐步显现，中产阶层的数量出现萎缩。伴随高通胀而来的是收入分配不公的加剧和贫富鸿沟愈加明显。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伴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正规就业的扩大和各国社会政策的优化，拉美国家在减贫方面取得很大成效，贫富分化问题得到显著改善，中间阶层的壮大使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向更加合理的方向转变。拉美国家的阶层结构形态已由20世纪90年代的“金字塔型”逐渐转变成更为合理的“鸭梨型”。但是，社会阶层结构并没有达到最为理想的“枣核型”，而且在整个中间阶层中，中下层所占比重超过了一半。^[17]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与发展》报告统计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巴拿马等10个人口总和约占拉美国家总人口的 80%的国家中产阶级在1990～2007年之间规模变动的情况，数据显示，2007年前后10个国家中间阶层家庭已达5 600万个，其中阿根廷和智利的中产阶级家庭比重达到52%，巴西达到46%。^[18]世界银行在2012年11月13日发布的 《经济的流动性和拉丁美洲的中产阶层增长》 报告中指出，2009年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人口数量达到1.52亿人，比2003年的1.03亿人增长了50%，报告定义的中产阶层的收入人群为人均收入每天在10美元～50美元之间，该部分人口占拉美总人口的30%。世行认为这是拉美地区一个历史性的成就。

然而拉美中产阶层队伍虽然不断扩大，但其地位并不稳固，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近年来，拉美地区经济陷入低迷，2015年拉美平均经济增长率为-0.44%，2016年为-0.8%，2017年也仅为1.3%，2015年以来，该地区失业率不断攀升，2017年达到9.4%。^[19]新晋升的中产阶层由于家庭收入超过现金扶贫的标准，失去了社会救助金，而经济不景气以及生活成本的上升，使他们甚至面临重新“返贫”的风险。

20世纪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拉美左翼政治力量崛起，其在减贫和社会政策方面的成效促进了拉美地区中间阶层的壮大。然而，近年来拉美国家左翼退潮，右翼重兴，巴西、阿根廷左翼政府在大选中失利，玻利维亚左翼执政党未能通过修宪公投，委内瑞拉政府处于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围困和巨大压力中。在这样的局面中，中间阶层未能发挥 “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有成为左翼政党的坚定支持者，反而成为一些国家严重的社会冲突或抗议活动的主力军。经济低迷、通胀居高不下和腐败等问题，使得中产阶层对国家政策和政府的治理能力表现出强烈不满，大量中产阶层选民倒向了中右翼政党。

经过了独立后200多年的发展，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在新世纪政府减贫的大力投入下，拉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贫富严重分化的现象得到缓解，中产阶层增加，社会结构形态向良性方向变化。但是，世界银行在前述报告中认为，由于拉美的中产阶层非常脆弱，社会结构随时可能重返“金字塔形”，拉美并没有真正进入中产社会。与此同时，拉美地区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面临严重的贫困、失业和教育缺失。印第安原住民群体自独立以来，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直到今天这种状况未得到根本的改变。

上述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影响了拉美政治民主化的稳定和现代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构成了拉美独有的政治和社会风险问题。我们将在第二篇中重点加以分析。

【注释】

[1]〔美〕霍华德·J.威亚尔达等.拉丁美洲的政治与发展［M］.刘捷，李宇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3.

[2]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三卷）［M］.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246.

[3]张凡.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161.(www.xing528.com)

[4]袁东振，徐世澄.拉丁美洲政治制度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11.

[5]彼得·H.史密斯.论拉美的民主［M］.谭道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3：15.

[6]彼得·H.史密斯.论拉美的民主［M］.谭道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3：16.

[7]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M］.王宁坤，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243.

[8]袁东振.理解拉美主要国家政治制度的变迁［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10）：29.

[9]彼得·H.史密斯.论拉美的民主［M］.谭道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3：16.

[10]袁东振.理解拉美主要国家政治制度的变迁［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10）：30.

[11]袁东振.理解拉美主要国家政治制度的变迁［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10）：32.

[12]Guillermo O’Donnell.Delegative Democracy［J］.Journal of Democracy,1994（5）:55-69.

[13]有关国家人口增长变化数据，参见Amando Di Filippo.Raises históricas de las estructuras distributivas de América Latina［R］.Santiago,Chile:CEPAL,1977:53-56.

[14]Amando Di Filippo.Raises históricas de las estructuras distributivas de América Latina［R］.Santiago de Chile:CEPAL,1977:56.

[15]Amando Di Filippo.Raises históricas de las estructuras distributivas de América Latina［R］.Santiago de Chile:CEPAL,1977:53-56.

[16]苏振兴.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62.

[17]林华.拉美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来自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挑战［J］.现代国际关系，2018（2）.

[18]Alicia Bárcera,Narcís Serra (eds.).Clases medias y desarrollo en América Latina［R］.Santiago de Chile:CEPAL,2010:30.

[19]数据来源：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数据库http://estatisticas.cepal.org，检索日期2019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