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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档案馆形象提升及社会意识引导研究

时间:2023-08-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但近年来相关学者的问卷调查、网络新闻分析均表明当前我国档案馆形象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对3408篇档案报道的具体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其中有760篇与档案馆相关或涉及档案馆工作的媒体报道,占档案报道总数的22.3%。

公共档案馆形象提升及社会意识引导研究

档案馆形象是指社会公众对档案馆内在综合实力、外显活力及未来发展前景的认识、感知后形成的综合评价和普遍认定,是档案馆文化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综合印象,体现着社会公众对档案馆的了解和认可程度,展现了档案馆的知名度和美誉度[13]。随着我国档案工作的不断深化,以及国家档案资源整合与开放工作的推进,国家综合档案馆的业务逐步拓展,社区、农村、私营个体等领域形成的档案也被纳入国家综合档案馆的监管和服务范围,“档案和档案工作已成为社会运行和国家治理的基本要素之一和基础支撑之一,像毛细血管那样分布到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支撑、影响、改变着经济发展、社会运行和人民生活,推动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14],国家综合档案馆馆藏收集范围的拓展、服务能力的深化,特别是全国各地民生档案工作的布局与推进,使得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有机会走进档案馆、利用档案馆,档案馆形象有了逐步改善的机会。

早在1996年,徐州市档案局的陆江就发文呼吁档案馆引入公共关系理论,通过多形式的服务项目和舆论宣传手段,协调利用者和社会公众与档案馆之间的关系,改变公众对档案馆“闭关自守”的片面形象,从而增进社会公众对档案馆的理解、支持和合作[15]。此后时常也有学者或社会人士呼吁档案馆采取相应举措以改善自身形象。但近年来相关学者的问卷调查、网络新闻分析均表明当前我国档案馆形象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012年,程结晶等人以直接发放和电子邮件发放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就档案馆形象开展调查,结果显示档案馆在形象定位形象设计、形象传播途径、形象管理能力等方面均难以令公众满意,公众认为档案馆形象总体处于“一般”水平[16]。2015年,胡燕对北京、江苏、河北、福建等六省市近3600名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显示,我国档案馆的公众利用总体处于较低水平,其中档案利用意识水平最低,因此档案馆的小众化状况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改善[17]。同年,王巧玲、谢永宪等人以北京地区居民为调研对象,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从“知晓情况”“参与行为”“印象评价”“期待意向”四个维度对国家综合档案馆的公众形象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公众对综合档案馆的知晓度和日常服务参与度总体水平都比较低,其日常参与行为的最主要目的是满足工作需要,其次是处理私人事务互联网未在提高综合档案馆知晓度和参与度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公众对综合档案馆“五位一体”功能的发挥基本都持正面评价,对其单位性质、服务对象和内容的印象介于积极与消极之间,对其整体氛围的印象则偏消极[18]。张聪以2008年5月1日至2015年1月1日人民网发布的有关公共档案馆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后发现,人民网的网络新闻报道倾向于正面,“公开”“开放”成为热词,报道角度趋向“平民化”,偏重于公共档案馆的本土化特点报道,但总体报道数量偏少、报道的地区分布差异显著,报道视角单一、刻板,导致网络新闻中公共档案馆的媒介形象模糊化、缺乏特色[19]

为进一步把握档案馆媒体形象的历史演变与最新动态,2018年1月—2月间,我们以全球最大的新闻数据库之一的慧科新闻数据库为来源数据库,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经济日报》《扬子晚报》六家主流媒体在2000—2017年间刊登的有关档案的新闻报道进行标题检索,对检索出的3408篇新闻报道进行文本分析,以呈现千禧年以来中国主流媒体新闻报道中的档案馆媒体形象。

首先,从报道数量上看,南方都市报对档案的报道总数远远超过其他主流媒体,占所有档案报道的43%,其次是人民日报,672篇报道数量不到南方都市报的一半,占所有报道的20%(参见图5—1)。

其次,媒体报道的时间分布不均衡,起伏较大(参见图5—2)。数据显示2014年主流媒体对档案的报道数量最多,占所有报道总数的11.9%,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关联度极高。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中日关系由于“钓鱼岛事件”而备受社会各界关注。2014年2月12日,人民网文化频道刊载《南京档案馆首次公开一批大屠杀档案共183卷》,此后,吉林省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中央档案馆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各地各级档案馆也陆续公布了本馆日本侵华的馆藏并开展了相关的展览活动,如《辽宁省档案馆公开日军南京大屠杀极密文件》《中央档案馆公布45名战犯罪供后将公布更多日军侵华档案》《安徽省档案馆公布一批日军侵华实物私人相册现慰安妇》《江宁档案馆图片展纪念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等,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图5—1 中国部分主流媒体档案报道数量图

(www.xing528.com)

图5—2 中国部分主流媒体档案报道数量的年代分布图

最后,通过对2000—2017年的3408篇媒体报道进行主题建模,通过对媒体报道的关键词提取,共筛选出八个主要的报道主题类别。通过对关键词的词频统计,发现关键词“档案馆”一词出现的频率为3292,排在第4位,仅次于“档案”“工作”“中国”,从而构成了档案报道方面的高频词(参见图5—3)。这表明国家综合档案馆的相关政策、法规、业务工作进展等事项由于服务辐射面较广,与维护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等工作关联度较高,因此容易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我们对3408篇档案报道的具体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其中有760篇与档案馆相关或涉及档案馆工作的媒体报道,占档案报道总数的22.3%。而对这760篇报道的年代分布情况进一步统计分析后发现,2000年至2009年档案馆相关的主流媒体报道呈逐渐增长的趋势,到2009年报道数量到达十年来的最高峰值,此后基本呈现下降态势,2013年到达最低值,仅有21篇档案馆相关报道。但2014年档案馆相关报道迅速增长,到达历史最多的报道数量110篇,此后相关报道又开始逐渐下降(参见图5—4)。

图5—3 中国部分主流媒体档案报道词云

图5—4 2000—2017年中国部分主流媒体关于档案馆报道的年代分布图

如前所述,我国建设公共档案馆的政策环境和档案资源整合平台均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为何档案馆形象并未有较大的改善?中山大学陈永生对1994—2003年中国档案可供利用情况、档案开放利用情况和档案已供利用情况的数据分析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1994—2003年的十年时间里,中国以案卷为单位的档案馆馆(室)藏档案从210415184卷增加到337743636卷,增长了60.5%,而国家投入的档案经费从1994年的19893万元增加到2003年的42111万元,十年间增长了152%[20]。国家各级各类档案馆开放档案总量从1994年的17622822卷增加到2003年的45212506卷,增长了157%,开放率则从16.2%增加到了22.7%[21]。在国家各级各类档案馆提供利用方面,1994—2003年档案馆档案利用人次与利用案卷(件)次均呈先降后升总体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2年和2003年的增幅分别达到8.37%和12.67%,但这十年间档案馆馆藏档案利用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从1994年的7.91%下降到了5.10%[22]。因此,有学者不禁发出这样的提问:“档案增长数量惊人,但经费增长的数量更加惊人,如果这两个惊人的增长数量带动不了档案利用数量的明显增长的话,那么,世人对此会有什么感想呢?”[23]这种状况如果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公众对档案馆形象的认识也很难有本质上的改观,社会整体的档案意识也很难有质的提升,公共档案馆建设的道路也将举步维艰。2015年,浙江大学傅荣校、余恺辛对某经济发达省份11市综合档案开放程度的调研显示:(1)各档案馆之间开放程度严重不平衡;(2)档案开放程度与本地区信息化建设水平有正相关关系,但与经济发达水平没有必然联系;(3)档案馆开放档案资源类型单一、数量偏少,尚未建立统一的开放档案平台;(4)大多数接受调查的档案馆的档案开放年限执行情况与公众需求存在差距;(5)大规模数字化并没有真正对档案开放构成支持;(6)档案网站服务便利性不够;(7)档案开放缺乏与当前社会信息需求相适应的法律保障。[24]

经过200多年的发展,档案开放在西方由档案馆的一项强制性法定任务到逐步融入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而成为民主、开放的文化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近年来欧美各国在档案法修订中,大幅度缩短进馆档案的“封闭期”是其中比较重要的议题。在当下的中国,档案开放依然是档案馆的一项自觉、自愿、自律的基础性工作,档案开放程度高低,有着体现档案馆“良心”与“良性”工作的指标性意义[25]。从前文表5—1和表5—2所提供的数据看,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和设备来保管日渐增多的大量珍贵公共档案资源,但当前我国已开放的馆藏档案和真正提供利用的档案只占馆藏档案总量的很小一部分,绝大部分馆藏档案处于“闲置不用”的状态,即使是向社会开放的那部分馆藏档案,经过了长期的封闭期后,其实际利用的可能性已经很低,加上档案宣传方面力度不够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的社会民众在档案利用需求方面的强度和持续度偏低,很少会主动走进档案馆利用或持续利用档案,这也使得中国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在利用人次、利用率等关键性指标上,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公共档案馆相比,难以达到“公共”的标准。因此部分学者认为,“档案、档案利用者和档案工作的某些天然属性甚至是后天戴上的枷锁,压缩了其走向社会、走向公众的空间”,而这些枷锁是一时难以或者无法解除的[26]。对于这一相对悲观的态度,我们很容易也很愿意去理解,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问题实际上一度也是困扰西方国家公共档案馆建设与早期发展的重要问题,首次提出档案开放原则的法国国家档案馆在建馆之初根本就没有做好接待普遍民众的准备,1840年建立了档案查询室之后才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并且直到1887年法国政府才下令将1848年之前的档案无条件向公众开放[27]。不可否认的是,开放才是未来公共档案馆发展的必由之路[28]。近年来,我国各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积极探索公共档案馆的建设模式与发展路径,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未来公共档案馆的真正实现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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