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礼俗改革研究：洪武三年神号革正

洪武时期在对社会秩序进行清整的同时，还根据人间的理念，对想象中的神界秩序进行清整，诸如册封神灵、改正神号、禁止淫祀等。其中洪武三年的神号革正事件，很好地反映出明初儒学（理学）观念如何借助国家权力，对信仰世界进行干预。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山川崇拜，不仅是很早就是国家祀典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民间信仰里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现实社会中有着较为广泛的民众基础。山川崇拜本来是自然崇拜的一部分，但在民间信仰当中，一直有将自然神人格化和偶像化的倾向；到唐代，国家遂以向岳镇海渎等自然神加赐人爵封号的形式，正式承认了它们的人格神身份^[78]。明初礼俗改革以师法汉唐为旗号，然而有意思的是，在崇祀山川的问题上，明初却一反唐代的做法，革去自唐代以来为岳镇海渎加封的人爵称号，将它们由人格神又还原为自然神。官爵封号和土偶塑像是山川等自然神灵人格化的两大主要表征，在洪武三年六月的祀典改革当中，它们均被革去。《明太祖实录》详细记载了修正唐制、革去山川城隍封号的理由：

考诸祀典，如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在朕思之，则有不然。夫岳镇海渎，皆高山广水，自天地开辟以至于今，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测，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渎礼不经，莫此为甚。……夫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庶几神人之际，名正言顺，于礼为当，用称朕以礼事神之意。^[79]

岳镇海渎之中如泰山、医无闾山、东海和黄河，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分别被封为天齐王、广宁公、广德王和灵源公，洪武三年改易神号后将“王”、“公”等封爵革去，止称东岳泰山之神、北镇医无闾山之神、东海之神和西渎大河之神^[80]。此外，作为地祇之一的城隍，是明初祀典改革重点整顿的内容。洪武二年正月，明太祖刚刚依照从京师到地方府州县县的不同行政等级，赐予各地城隍王、公、侯、伯四等封爵^[81]，而此时其神号也“一体改正”，取消人爵之名，止称“某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滨岛敦俊教授指出，这种神号改易造成了“与传统的人格神完全不同的非人格神的城隍神”^[82]。神号改易的原因，除了所谓的“明神人之分”——也即人君与上天各有职分、山川自然之神应当受封于上天而非人间君主所能统辖^[83]，理学思想渗透造成的“鬼神”观念变化，也是推动岳镇海渎等自然神在明初去人格化的重要原因。

“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84]，北宋以来，理学家张载从气论角度对鬼神的定义，逐渐被儒家士大夫普遍接受，朱熹更谓“鬼神不过阴阳消长而已”、“鬼神只是气，屈伸往来者气也。”^[85]在理学世界观里，一切事关鬼神的灵怪奇异现象，都被归结为阴阳二气的屈伸往来、消长变化；世上一切都由阴阳二气变化而成，鬼神亦莫能外。随着鬼神概念的学理化和透明化，世俗观念中那种令人惶惑恐怖、恩威莫测的人格化鬼神形象，在儒家士大夫头脑中逐渐淡去了——鬼神是气的一种变化形式，不外乎自然之理。这种根源于“气”论的理学化鬼神观念，在明初由士大夫参与的礼仪改革当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洪武初年，天神（太岁、风云雷雨）与地祗（岳镇海渎、山川城隍）被认为性质不同，故而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祭品各自为坛分别祭祀；洪武三年二月，明太祖改将天神、地祗合祭，原因是“风云雷雨、岳镇海渎，皆阴阳一气流行无间者”，两者都源于“气”的流行变化，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遂合二坛而一之”^[86]。这里对天地神祗的解释，显然采纳了宋代理学以“气”为基础的鬼神观念。本年六月颁布、由浙东文士王袆撰写的神号改易诏，同样指出“岳镇海渎，皆高山广水，自天地开辟以至于今，英灵之气萃而为神”，既然山川之神皆是由无形无相的气汇聚而成，那么拟之以人爵、塑之以形象的做法，自然都属荒诞不经之举。理学以气论为基础的鬼神观，本身就包含了对人格化鬼神的否定；明初岳镇海渎等神祗脱去官爵、改易名号，是理学观念渗透的必然结果。

受理学观念影响，洪武三年祀典改革神祗去人格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祭祀去除偶像、代以木主。关于毁弃塑像的问题，《明太祖实录》实录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从明初人留下的文字中可以发现，洪武三年六月在革正神号的同时，的确发布过废除神像的诏令。曾经参与开国议礼的江西著名学者陈谟（1306—1401），在《泰和县新修城隍庙》里记下了明太祖改造城隍庙的诏令：

洪武三年六月，皇帝若曰：“载稽祀典，城隍庙貌，宜从改作。庙在府者如府治之制，在州若县如州县治之制。旧有土偶像设者，胥毁为涂塈：在两庑者还以涂两庑壁，在正中者还以涂正中壁，而图画云山于壁上。凡神座几席，悉如官廨仪。署其主第曰‘某所城隍之神’。”大哉制乎！一洗末俗之陋，以从祀典之正。于是省部斟酌格式，移诸外省。外省钦承如谨，下诸属郡，靡不虔奉。^[87]

根据雷闻的研究，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有立像祭祀岳镇海渎的做法，隋唐时期更有保护岳渎神像的专门条令^[88]。在洪武三年祀典改革中，既然城隍神像不能免于毁坏涂壁的命运，由此推测，岳镇海渎塑像应当也被废止^[89]。这种以木主代替塑像的做法，毫无疑问，直接受到了宋代学者意见的影响。祭祀当以木主而非塑像，几乎是理学家的共识。南宋学者陈淳在《北溪字义》里，转述过理学前辈胡宏（1104—1161）和张栻（1133—1180）对山川之神塑像祭祀的异议：(www.xing528.com)

南岳庙向者回禄，太尉欲再造，问于五峰先生（按，胡宏）。先生答以“……（论南岳封爵与天帝并尊之不当，略）而世俗为塑像、为立配、为置男女、屋而贮之，亵渎神祗之甚。后南轩（按，张栻）又详之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气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皆可为正大之论，甚发愚蒙破聋瞽。^[90]

理学宗师朱熹也明确批评立像的做法说：“如今祭天地山川神，塑貌像以祭，极无义理”。^[91]不仅对天地山川等自然神灵，甚至对“人鬼”，理学家也主张立木主以祭。朱熹就赞同“祭孔子不当以塑像，只当用木主”的看法^[92]。这些观点理论上根源于气论的鬼神观，在现实策略上则是为了与释老等“异端”的祭祀行为相区别。宋代学者的这些意见，最终在明初对祀典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不仅山川城隍等自然神的偶像祭祀在制度上被废止，洪武十四年南京新建国学之时，“夫子而下，像不土绘，祀以神主，数百年夷习乃革”^[93]，国学祀孔的阵地也被攻占，理学家们取得了相当的胜利^[94]。

对明初革正神号、废除偶像、清理地方神祠^[95]、禁止淫祀^[96]等种种整顿祀典的举措，地方儒士报以积极的响应，主动将新的祀典规范引入到地方祭祀中去。江西学者陈谟称撤毁塑像之举乃是“一洗末习之陋”，给予极高的评价。元末曾着《辨惑编》排斥巫觋异端^[97]的常州学者谢应芳（1296—1392），洪武初年见到礼部下达的“禁止淫祀，且令（州县）取勘忠臣烈士之属，载诸祀典”的符文，不禁称赞为“圣朝更化之盛举”，并立即上书地方官员，建议将东晋功臣、当地先贤顾荣（？—312）呈报中央、列入祀典，以“不负邦家之美意”^[98]。顾荣祠堂后来为巫觋神灵所侵占，谢应芳又再次致信地方官，援据洪武初年诏令，要求摒除淫祀、废去土偶，依“国典”对顾荣祠进行重新清整，书云：

因思洪武初，亲睹诏条，断除塑像。今彼无知之民，不以顾元公（按，顾荣）忠荩为敬，而以俗称“金家神”之类，群然土偶、玉石混淆，非唯蹈袭覆辙、有负前人，且违今代维新之命。宜于里中及守祠者示以礼法，悉以摒除，设木主题曰：“晋散骑常侍顾元公之神”，庶得上遵国典，下息邪说，岂不韪欤？^[99]

虽然滨岛敦俊教授以城隍为案例的研究发现，明初从儒家“理念”而非民间信仰“惯习”出发的这些改制措施，由于缺乏民众基础，到明中叶时基本失去实际影响力^[100]，但这种试图按照儒家观念改造社会文化的努力，却得到了后人的赞同与认可。明人陆容（1439—1497）就将国学革塑像用木主、岳镇海渎去封号称本名，列入“本朝政体度越前代”之大者^[101]；顾炎武更称洪武初革正神号为“卓绝千古之见”^[102]。

明初充满儒家理想主义色彩的名号改革，洪武之后仍在延续。洪武二十一年，解缙在所上《太平十策》里指出“尚书”、“侍郎”等职官称号名实不符，要求“正官名”，不过当时未获施行^[103]；建文元年，方孝孺等“志在复古”的士大夫推行的官制改革，其中就包含比照汉唐制度改易政府机构名号的内容，如仿汉制改都察院为御史府、都御史为御史大夫，仿唐制革十二道监察御史为拾遗、补阙两院、改殿阁“大学士”为“学士”等，从今天留下的记载来看，这些仅是单纯的名称更改，似乎并不涉及官僚机构的实际运作方式与职能^[104]。直至建文三年八九月间，在北方“靖难”军队步步进逼的危急关头，方孝孺等高级官员，却仍在忙着依据《周礼》等经典更易宫阙名号，诸如改午门为端门、端门为应门、承天门为皋门、正前门为辂门、谨身殿为正心殿^[105]。这些后人眼中于事无补的“虚文”，在当时却实实在在地被视作当务之急；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似乎礼仪上的“正名”可以应对一切秩序上的危机。从这一个小小的侧面，可以窥见明初士人中的理想主义情绪，是何其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