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

三、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

为了更好地认识夏蒂埃所主张的这种新文化史研究取向，有必要从他具体的研究实践入手，结合个案来进行分析，首先来看一下他的代表作品《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以下简称《文化起源》）。

夏蒂埃将自己的书比作是对法国思想史家丹尼尔·莫尔奈（Daniel Mornet）发表于1933年的名著《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以下简称《思想起源》）一书的补充，是对半个多世纪来人们所提出的种种新思考、新问题的一个回答。值得注意的是，夏蒂埃基本套用了莫尔奈的书名，而只是用“文化”一词代替了“思想”，这显然与我们在之前提到的他对思想史和文化史之间差异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写道：“当然，这样一个转换使我们得以同过去二三十年间的史学进程相呼应，它更强调了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而非传统的观念史。这也是一种方式来表明，即使是最有力、最新颖的概念创新都刻有集体选择的印记，它们在达到清晰的思想表述之前就调节和掌控了思想的建构。不过，最重要的是，它标志了研究本身的一种转变。”也就是前文中所说的，从思想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研究的重点是去“认识造成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如此迅速而彻底崩溃的信仰与情感中的变化是可以被解读和接受的”⁽³³⁾。书中所谓的“文化起源”，也不是指文化因素与大革命之间简单的因果关系，历史的解释难以归纳成由此及彼的单一线索，许多问题也无法归诸理性的范畴，因此，夏蒂埃所探寻的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更应该被理解为种种使革命成为可能的文化条件，这些条件的积聚，再加上其他层面的因素，方才共同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

莫尔奈《思想起源》的基本观点就是“思想部分地决定法国大革命，”尽管莫尔奈并没有否定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但他将启蒙思想确立为导致旧制度最后危机并朝向革命的必然前提，“政治原因毫无疑问尚不足以决定大革命，至少不会那么迅速。正是思想心智勾画并安排了它的结局”⁽³⁴⁾。于是乎，他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且，这种思想的作用并不仅仅停留在哲学层面，或是局限于少数的思想家，它更自上而下地扩散并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意。夏蒂埃总结了莫尔奈的三种新思想的传播渗透方式：“首先，思想依社会等级延伸而下，从‘有着高度教养的阶层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人民’。其次，这种渗透从中心（巴黎）向边缘（外省）展开。最后，进程随着世纪的进程而加快，从1750年前只有少数人预见到了新思想开始，到世纪中叶延续为决定性和运动中的对抗，直至1770年达到了新原则的全面传播。”⁽³⁵⁾莫尔奈把启蒙思想描述成法国大革命前存在于法国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的思想潮流，它撼动了旧制度的基础，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这种单线条的由原因到结果的所谓“起源”首先便受到了夏蒂埃的质疑，这种做法假定历史学家可以从纷乱多样的事实中发现和整理出一个时代历史的源起，而且由于通常都是从已发生的结果再回头追溯其源头，因此往往就会人为地把那些本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思想和行为作出并不符合事实的假设，解释为某种起因。夏蒂埃追随了从尼采到福柯对起源概念的批评：“假定历史进程的绝对线性，证明对起源无休止的探寻，以及消除事件的创新性而认为在它发生前就早已注定，依靠于这一范畴既否定了突发的历史变化极端的不连续性，也抹杀了区别各种话语和实践系列的不可化约的不一致性。”⁽³⁶⁾因此，历史研究中这种无休止的探寻原因、起源的倾向，就使得历史学家不断地要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寻找某种历史根源，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寻找一种可能的原因，在思想史上于是就指向了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夏蒂埃对于这种情况提出了颇为耐人寻味的感慨：“在断定是启蒙运动引起了大革命时，传统的解释也许搞反了逻辑关系：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其实是大革命创造了启蒙运动？”⁽³⁷⁾因此，寻找一种思想起源的做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www.xing528.com)

于是，他提出用文化起源的提法或许能够避免同样问题的出现，这同之前所述及的夏蒂埃对文化和文化史的理解恰又形成了呼应，文化的概念包含了更加宽泛的内涵，文化史的方法更加强调动态的、相互的过程，及探求实践和表象的问题。他认为，在18世纪的法国，有一个具有关键作用却又被莫尔奈忽略的文化范畴，那就是“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它大大超越了莫尔奈视野仅见的属于思想家层面的狭隘的文化范畴。在此他借用了法国历史学家凯斯·贝克（Keith Baker）的定义，它是“在话语领域中，由在政治行为过程中所制造的政治语言构成”⁽³⁸⁾。在贝克那里，政治被理解为“在任何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借以阐释、商讨、施行和加强各种他们相互运用和用于整体的不同主张的活动”⁽³⁹⁾。也就是说，政治更多的是一种松散的符号象征体系，而不是实际的活动。这一点，同前文中弗朗索瓦·弗雷和林·亨特等关于政治文化的理解也是相一致的。对政治的这种理解，显然已大大地不同于那种被布罗代尔所摈弃的浮于历史海洋表面泡沫式的事件型的政治活动。

在夏蒂埃那里，政治文化的实践也是某种动态的过程，他称之为政治文化的政治化，文化的表象和政治的语言通过实践成为一种实际的政治行为，在文化上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进行了准备和积蓄。由此，他写道：“依我看来，从‘思想’转向‘文化’，并不仅是扩大了研究的范围，或是切换了对象。在根本上，这一转变意味着对两个观点提出了疑问：第一，实践不能够由证明或证实它们的话语推断而来；第二，不可能将外在意识形态的词语转换为社会机制的潜在意义。”⁽⁴⁰⁾在此与彼之间，并不存在必然性和连续性。

在启蒙主义思想与后来的大革命之间，也同样如此，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他认为，“思想或文化模式的传播通常是一个动态的和创造性的过程”⁽⁴¹⁾。公众对一种观念和思想的接受，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更有一个转变、重构和再创造的过程。例如，同样的启蒙思想著作，其读者群既包括了日后的革命者，也有反对革命的人，因此，虽然研究这些书籍、思想的传播是认识大革命前后法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但对它们的不同解读和理解似乎更应该得到关注。为此，夏蒂埃借用了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的概念，提出在普通群众之中存在着一个政治的公共空间，公众的意志和舆论即产生于其中。他举了两种不同的但又可互为补充的空间形式，一是一些非官方的社交形式，如18世纪的俱乐部、文学社团、共济会；一是在文学和艺术批评领域的，如沙龙、学院、期刊等；此外，还有酒吧、咖啡馆等。在这一公共空间中，许多事物共同作用促成了最后的改变，如“非天主教化、共济会会所的散布、新的社交活动、对王权形象的转变、沙龙日增的重要性、社会矛盾的政治化等”⁽⁴²⁾。公共空间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成为了联系旧制度和大革命的纽带，“恰正是一个追求自由和行动的空间的建立，去除了国家权威而依赖于个人，新的公共空间才得以出现，并且立刻被革命政治的创新活力所继承和改造”⁽⁴³⁾。总而言之，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并不是诸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或莫尔奈等传统史家所作的经典阐释中那样，是那些为未来预先设定的伟大的思想和思想家。夏蒂埃总结道：“革命事件有着其自身的动量和动力，它并不包含在任何可能性的条件中。在这层意义上准确而言，大革命没有什么起源。它代表了一个新的开端，这个绝对的信念具有一个实行性价值：通过宣告同过去的决裂，它开创了一个新的制度。”⁽⁴⁴⁾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夏蒂埃的《文化起源》这本书。与其说它是一本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专著，不如说更像一部史学理论的著作，法国大革命只是作者用来说明其观点的一个例证而已。他试图要颠覆和修正的，不是莫尔奈有关法国大革命思想起源的命题，而是作为一种追寻前后因果传承关系的传统历史叙述的起源本身，是传统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前提。而所谓的因和果，在他看来，只是一个长期过程中的前后两个具有某些相似性的单独的个体现象，如他自己所说的，“对我来说，文化史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研究不连续性和研究不同点，即历史性”⁽⁴⁵⁾。他感兴趣的文化史就是探寻其中的不连续性和不同点，因此他才会“把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看作是一起嵌入在一个包含了并超越它们之外的长期进程之中，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拥有着一致的目标和类似的期待”⁽⁴⁶⁾。且不论启蒙思想与法国大革命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亦不去谈能否将历史完全割裂成一个个片断，他的这项研究及其观点，至少为讨论历史起源问题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以夏蒂埃为代表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和新文化史的又一个特点，即反对传统史学的“宏大叙事”，而关注事件本身背后的文化内涵。政治事件和行为也不再同文化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政治本身即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