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章拟从修辞理论的角度论述对技术体系予以公共干预的逻辑。公共辩论的修辞分析在哈贝马斯审议式民主的理性主义理论之外展现了另一种选择，其目的是理解实际抗争的合理性，而非确立有效沟通的理想。类似的关切已使一些批判理论家回归第一代批判理论的主题。在这一章中，我依据的是阿尔贝娜·阿兹马诺瓦(Albena Azmanova)的理论贡献。将她的理论应用于技术体系，使我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获得了崭新的见解。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攻击了工具理性的霸权，并主张另一种形式的理性——既可实现启蒙的梦想，又没有破坏性的后果。但是必须承认，他们未能有效地阐明这种替代方式的本质。恰如第五章所讨论的那样，霍克海默只是简单地把主观和客观的理性并置在一起，而未对其加以调和。马尔库塞最接近为理性的新观念提供内容，但却处于一个不能令人信服的革命范式之内。为此，他受到哈贝马斯及其追随者的批评。[1]
实际上，马尔库塞遥遥领先于他的时代。在建构主义之前很久，他已经处理了技术中立和决定论的概念。但他的论述是在政治末世论的语境中形成的： 一种全新的技术会打破统治的连续性，彻底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尔库塞的论点不仅缺失研究现存技术的方法，且没有涉及任何具体的技术政治问题。而后者有其充分的理由： 直到他生命行将终结，环保主义开始成为抗争某种技术后果的主题之前，这种政治并不存在。但到那时，由于他的论点与无望的革命希望联系太紧密，以至在20世纪80年代保守政治的气候下走向式微。
今天，技术政治已经变得平常，而马尔库塞的理论也可以用不那么夸张的工具化理论的术语加以重新表述。与马尔库塞的“双向度”本体论一样，工具化理论也是基于理性的规范性特征。在此立场下，主体的理性实际上非但不是价值中立的，而且在被迫适应资本主义所确立的“生活事实”的情况下，它一直就充斥着价值。这些“事实”已经体现在技术体系的设计中。客体的理性不再建基于世界观，而基于对逐渐改变的真正可能性的理性反思之上的历史斗争。
马尔库塞非同寻常的预见的确值得关注，但如果它们要在今天令人心悦诚服，还必须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起点加以重构。在本章中，我将建立工具化理论，进而据此提出一种社会技术合理性的动态概念。工具化理论的提出起初是为了从功能性的双重性质出发展开设计分析。在此，我将进一步阐述这个理论，以解释在对人造物和制度的重新设计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公众抗争每每以戏剧性的方式引人注目和令人改变态度，但为了影响设计过程，还必须与专家展开对话。若要产生影响，对话必须在对理性的现代理解的总体框架内进行。由此，抗争的合理性问题可归结为康德所称的“公共理性”在技术体系这一新的域境下的运用。[2]
技术与技术体系的建构主义进路使得决定论和技治主义的主张不再高深莫测，工具化理论的作用也是如此。但我们现在必须从消除神秘化转向对技术体系社会偶然性的政治意涵进行正面阐述。偶然性意味着技术问题有多个“正确”答案，它们取决于谁被追问，即取决于形成答案的兴趣与信念。公众的基本角色使其对寻求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与科学和数学研究做出了区分，这为我们将不确定性的判断与政治相关联开启了技术空间。
然而，要把技术消解为政治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上一章所论证的，技术的成功有赖于客体的客观属性。我们不能不承认，技术判断的独特性在于其既不是完全主观的，也不是完全客观的。这是对康德在其的第三批判中的反思性判断的概念的写照。反思性判断跨越了个人偏好与共同的基本信仰之间通常的界限，它并不为他者提供证据，而是迎合对方。这是修辞学而不是科学的领域，恰好是技术的政治理论所需要的。
判断的作用
专家与非专业人士、技术理性与理性能力的互动都发生在公共领域。人们提出要求并做出论证，这就涉及到修辞术了，亚里士多德将其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问题上找出可接受的说服方式的能力”。[3]他进一步解释说，理性论证“关乎我们所用的一般论题的主题，包括常见的道德、科学和政治问题”。[4]有趣的是，这一定义突破了现代性中被仔细区分的领域之间的区别。
亚里士多德的一般论题清单可谓不拘一格。我的目标则是更具针对性的清单，专门就技术体系设计进行辩论。这些一般论题是在设计和再设计中运用的理性概念和理由，它们基于阿尔贝娜·阿兹马诺瓦说的所有参与辩论者共享的“实践智慧的背景”(phronetic background)。实践智慧的背景往往是隐含的而非明确的，涉及那些明确提出的分歧背后的推论所运用的标准、差别与范畴。[5]
康德对他所称的“决定性的”(或“决定的”)和“反思性的”两类判断做出出了区分。他写道：“总的来说，判断就是把对特殊的思考纳入普遍的能力。如果给定普遍的规则、原理和法则，那么包含于其下的特殊之中的判断就是决定性的……但如果只有特殊是给定的而判断必须为其自身寻找普遍性，那么这种能力仅仅是反思性的。”[6]
技术专家和雇用他们的机构的代表根据各种决定性的判断做出了许多决定，在这些判断中特殊从属于一般。现代社会世界大体是围绕这样的判断建立的，而不是像过去前现代那样围绕着基于习俗和传统的特殊经验法则展开。以技术规训为基础的合理规则的制定恰是现代治理的基石，无论在通常的政治意义上，还是在诸多日常生活域境中，标准行为都是由制度和人造物预先规定的。[7]决定性的判断使社会和自然过程的控制成为可能，对于高度复杂和相互依存的制度与技术安排而言，这是必要的先决条件。
然而，公共领域的辩论往往不从原则上的决定性判断出发，而始于具体的伤害或不公正的经验，并将其作为较大的问题的实例。[8]这种经验的概括和交流涉及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判断。为了寻求对经验在公共领域作用的解释，汉娜·阿伦特运用了反思性判断的概念将政治辩论理论化。这背离了康德将此概念用于鉴赏力问题的初衷。美的判断以关于某个对象的经验为出发点，这些对象显现了一些关于世界的不确定的和非经验性的东西，但不能归入某个既存的概念。康德解释了美的判断特有的客观性，将其与单纯的偏好和对于对象的经验性质的决定性判断区别了开来。阿伦特借用康德的反思性判断的概念以维护政治的自主性，使其免受相对主义和技术统治论(技治主义)的侵淫。公共辩论自身被赋予为特殊类型的推理。
康德提出的多个其他概念也被阿伦特用于政治域境。康德并不期望反思性判断会产生一个如同科学真知一般可证明的结果，相反，他认为美的判断要求他者诉诸自身对事物的反应。这一诉求需要主体超越其私人感受而获得一个客观立场，即康德所称的“扩展的精神”(enlarged mentality)。理想化地认同其他可能的旁观者对美的看法，使主体免于个人倾向的束缚。鉴于思想与想象能力对全体人类而言是共同的，每个人所具备的某种“常识”会引发类似反应。因此，至少在原则上，人们有可能以某种既不同于经验证据也有别于共同偏好的方式，对美的判断形成共识。阿伦特认为，如同美的判断一样，政治判断要感染他人就不能依赖经验数据，而必须能够共享常识。
阿伦特对反思性判断这个概念的创造性应用已然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在审议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已重塑理性和正义概念的情况下，阿伦特的创造性应用则在政治理论的“语言转向”中发挥了作用。在此，我只关心理性而不提出正义理论。为此，我将在本章余下部分对阿伦特的创造加以阐述。但其中有很多困难。一些最新的研究重新界定了阿伦特的方法，旨在更好地解释反思性判断在政治应用中的作用。[9]
除了他自己所构想的例子，康德的反思性判断理论难以应用。通过自我满足的权衡对作品本身所做出的判断，一件艺术作品被纳入一般的美的概念。但当辩论既无法通过诉诸原则也不能通过其内在自足得以解决时，人们用什么来应对政治辩论中出现的这类微妙情况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阿伦特提出了典范(exemplarity)的概念，它具有艺术作品的某些特殊性和规范力量，而不包括那些孤立的单一特征。亚里桑德罗·费拉拉阐述了这一见解，认为基于实例的反思性判断并不完全独立于决定性的标准，而依然由它们所决定。他写道：“一般概念的相关性，似乎充其量只是指导或引向一种比那些可能滞后于既定规则的判断更开放的判断，而不及那些关于艺术作品良好形式的判断开放。”[10]
这貌似正确。然而，还有一个问题与本书所关心的东西有关，即技术体系中公共理性的作用与更常见的政策和法律上的辩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虽然阿伦特既未抓住其含义，也没有促使其政治理论的追随者对此有所认识，但她隐约预见到了这一差别。阿伦特写道：“然而，这个(公共)的世界与地球或自然是不一样的……它与人造物、人类双手的制作以及居于人造世界的人们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更为相关。在世上共同生活的基本意涵在于，事物的世界处于共同拥有它的人与人之间，就像桌子置于那些围坐其旁的人们之间一样。
如同每一个在之间(in-between)一样，世界让人们相互关联，同时又将他们相互分开。”[11]
这段话提出了两个公共判断的领域： 人们“之间发生的事情”，“相互关联和分离”的“物的世界”，但只有前者出现在当代政治判断理论中。这种单向的发展可以从第一章讨论的实质偏见和形式偏向之间的区分来解释。
回想一下，实质偏向涉及偏见，而形式偏向则通过管理“物的世界”的理性程序得以强加。民权运动已经使我们惯于通过道德抗议反对人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中的实质偏向。在这些情况中，抗议的发生显而易见且不假思索。当黑人被要求坐在公共汽车后面或者使用单独的洗手间时，即使在受到普遍谴责之前，没有人会怀疑歧视行为的动机和意义的存在。
形式偏向则对人们受到歧视的主张设置了一个更复杂的障碍，因为它被嵌入到具有技术理由的标准程序中。识别物的世界中的偏向是困难的，而且说服其他人看到它的存在更不容易。面对这样的偏向，个体必须从他或她自己的特定案例出发，进而理性地“反思”其背后的偏向可能具有的普遍性，然后公开地传达这种看法。
例如，底特律的工程师和汽车公司并未首先指出烟雾存在问题，而是洛杉矶的市民率先提出了发展更好的汽车技术的政治诉求。他们得出这一结论，既不是通过工程咨询手册或医学教科书，也不是从原则中推演而来，而源自肮脏的空气带来的不便和危害的直接经历。他们以其自身经验为出发点，得出了技术变革的需求，这与工程师通常所遵循的过程——通过应用现有技术知识最终解决问题——恰恰相反。
同样，当黑人在按揭贷款中遇到“红线”歧视时，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服从种族偏见的个体，而是服从贷款分配体系的官僚主义者，该体系所依据的是风险与社区种族构成相关的假定。从个人的失望到对偏向的认识的飞跃是困难的，公众对体系存在缺陷的认识的统一也是缓慢的。
在这一案例中，最终也出现了变革，而且在现在看来显然是合理的。但正义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态度的改变，它需要对技术体系进行再造，重新计算风险，重新定义社区——总之，改变抵押贷款的整个理论基础。
揭穿形式偏向体系的合法性面纱，不仅对普通公众而且对政治哲学家来说也是困难的。这解释了他们为何偏好从实质偏向案例中得出的例子和问题。但随着技术体系的设计变得越来越有争议，这种偏好越来越没有意义。
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所论述的那样，技术体系只能通过格式塔转换从内部改变。第六章在功能性逻辑的双重方面展示了切换的基础。技术专家在任何技术变革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并不是孤军奋战。用户和受害者根据其经验和参与者的兴趣对他们涉入的技术体系做出评判。这些就是“定向”的反思性判断，可以经由两个方面得以分享： 一是一般公众诉诸警示和权利主张等普遍化程序，二是专家将它们转化为技术上合理的语言与设计。[12]
决定性判断和反思性判断是理性的不同表现，适合不同的域境，但能够在公共领域进行交流。这种沟通是关于技术体系的政治的公共论辩的基础。在这一章中，我拟运用工具化理论来探讨在此政治的修辞结构中反思性判断的作用。我将展示技术公民如何将他们的利益转化为获得他人认可的理性主张，以跟随阿伦特与康德并参照西蒙栋，实现我们所称的拓展的技术精神。
双向理论
新的技术公共理性是什么？它不能被归结为社会技术合理性和理解为对手段适应目的的因果洞察。适应预设了功能性的先验构成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正是工具化理论在更基本的本体论层面所解释的。
在这个层面上，操作和类型所扮演的角色既是技术性的，也是规范性的。实践中的社会技术合理性——西蒙栋的技术精神——明确地表达了设计的因果关系方面，同时隐含地涵盖了规范方面。技术操作和类型意味着以更好或更糟的方式来执行技术操作，在他们所属的社会世界中设计人造物和体系。
工具化理论认为，因果关系和文化的功能化通过合理的操作在设计过程中汇集在一起。与功能化相关的合理操作是技术思想和行动常见的类型。例如，有用的可供性的去域境化取决于一种解释行为。解释的具体种类所涉及的是抽象，它允许将对象的各个方面从整体上隔离开来。一个类似的故事可以(且将会)用来谈论每种工具化。
抽象等操作不能脱离文化域境。必须有指导操作的指导原则，它们是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风格中提取的。其中有些指导原则是明确规定的，如区域划分的规则。而很多其他指导原则隐含在“实践背景”中。阿兹马诺瓦将这些称为“阐明和意义范式”。它们为实践中的合理操作所预设，隐含着对相关参照观点的阐明和对有意义的概念区分的描述。[13]
连接因果关系和文化水平的合理运作具有技术关联性和规范性的双重作用。例如，砍伐木材的技术合理操作在于通过将木材从自然环境中移除而释放其资源潜力，这是物质形式的抽象。根据木材在林业与建筑中的法律和文化意涵，树木得以构建为木材，而成为一种功能性人造物；而如果根据木材更适合或更不适合某项特定工作来评判的话，木材便被赋予了有用的品质。操作的结果兼具技术性和规范性两个方面，它们是对象本身固有的东西，而非与事物的外部关联——像笛卡尔式的心灵与身体那样，通过某种技术松果体神奇地加入其中。
这个过程的文化方面可能是约定俗成的，但是文化和技术之间的交会并不是任意的。合理性在设计中扮演着显见的技术角色。对于操控渗透在产品中的资源的专家来说，这似乎耗尽了它的重要性。其结果以纯技术术语编入手册和条例中。尽管参照这些合理性的规则汇编给现存技术及其社会安排提供了合法性，但其情况却更为复杂。
技术人造物和体系处于生活世界，它们在其中被普通人拥有或损害。当它们引发问题或困扰时，就成为明确的规范性判断的对象。这些判断激活了与原本主导技术功能构成相同或类似的合理操作和范畴。每个人，不只是专家，都有能力进行抽象等操作。在技术体系的生存斗争中，往往通过专家的反对者所表达的基于经验的判断，它们原初的生活世界形式中的理性原则被重新应用到技术体系中。[14]设计过程通过基于生活世界中出现的操作的干预而重新激活。
这些原则的地方性版本不同于充满了明确规范性内容的精致的专家版本。它们属于福柯所谓的“被征服的知识”，可以批判地引用，以实现健康和正义之类的潜在可能性。因此，理性是矛盾的，不仅是技术工作的基础，还可以为规范性批判提供依据。这些非科学的判断有助于理解我所称的“合理的”技术体系，这个术语的常识性含义就是通过某种谨慎的思考，而不是在学科传统中展开系统的阐述。
例如，一致性等标准跨越了专家和参与者之间的界线，即使对它们的调用各不相同。技术人造物或体系建设中的资源关联依赖于从技术意义上寻求一致性，但在用户或受害者眼中，其结果可能具有缺陷。对技术专家而言，一致性具有纯技术含义，但在生活世界中，同样的概念也起着规范作用。例如，要求一律平等地对待男和女、同性恋、黑人和白人。在生活世界与现有技术不一致的地方，社会理性的双重方面促使技术发生变革。[15]
这种配置类似于雅克·朗西埃从1833年巴黎纺织工人运动的例子中得出的解放性斗争的概念。[16]工人和他们的工厂主之间的不平等是有目共睹的，但工人并没有把平等斥为幻想，而是要求予以实现。朗西埃以三段论的形式提出了这一要求——大前提： 《1830年宪章》保证平等；小前提： 工厂主对我们没有平等相待；结论： 因此，工厂主违反了《宪章》。[17]这种推理不会导致玩世不恭，而是要求使结论符合大前提。这种情况被视为一个物质化的错误，而不是一个给定的事实。
在提出要求时，工人们把自己置于与现行制度中的工厂主和其他官方参与者相同的话语平面上，从而摆脱了那些被剥夺理智和言论的人的全盘服从。但像“技术推理”这样的术语一样，“平等”这个词对处于从属地位的行动者的意义，当然不同于那些权威的官方运用。在这些用法之间建立起一致是一种政治行动。
通过协调具有文化意义的因果连接来配置设计的解释行为，可以在技术人造成物或体系发展的任何阶段重复进行，并且不存在确定哪些参与者可以参与的先验规则。对技术体系变革的反思揭示了其进步遵循的操作规范。这个过程借鉴了技术领域的基本理性操作，也构成了按照正义或人的潜能重构技术体系以寻求进步的斗争。这一斗争一旦成功，就会导致技术人造物或体系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个体的需要或承认其权利。
共同的世界
技术合理性的双重方面使与技术体系具有不同关系的行动者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事实上的和规范性的主张可以在辩论过程中得到协调。我将借鉴亚里桑德罗·费拉拉和阿兹马诺瓦的政治判断理论来解释这个结论。
阿兹马诺瓦反对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将政治哲学建立在一个独立于域境的正义概念之上的尝试。她批评了这种观念： 在形式权利层面上的理性共识能够弥补在实质性世界观中普遍信念的瓦解。
正如我在引言中所说的那样，对于评判社会安排的政治争论而言，没有一种不容侵犯的姿态可以凌驾其上，即便哲学家的权利所赋予的姿态也不例外。但这并不是放弃正义概念的理由。相反，作为一项针对压迫和歧视的公共辩论所涌现出的成果，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世界中。这就需要转换焦点，即从由特定的社会身份抽象出的积极的正义理论，转向反对不公正地对待身份低下的个体的抗争理论。“因此，批评的规范性目标并非就正义原则表达或产生社会共识，而在于揭示和消除不公正的社会历史模式。批判及其所引导的政治行动的恰当的目的是解放，而不是正义。”[18]
在这里，阿兹马诺瓦将自己与哈贝马斯、霍耐特(Honneth)及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之类的批评者联系在一起，他们试图恢复对社会与经济的支配和剥削的结构性根源的关注。这使得她不仅要消除普遍化的主张，而且要摒弃社群主义和社会心理的规范性概念。不公正无法通过承认共同体或个人具有特定身份而得以克服。相反，就其作为对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内结构性地位的刻画而言，身份与不公正是相关的。用以承认这些地位的标准来自由社会实践而非传统所形成的修辞背景。
因此，阿兹马诺瓦对亚里桑德罗·费拉拉的观点——在公共领域中，论辩的规范性维度涉及呼吁对方加入一个拓展的社群——提出了批评。通过面向反思性的批评，一种共享的“高阶身份”(superordinate identity)将超越视角的差异。这种“自我一致性”的概念主张，应该始终坚持一个总体的社群标准或自我形象。[19]虽然费拉拉顾及到了变化，但在许多社群主义理论中，类似的概念导致了对现有社群不切实际的具体化。真实的社群并不是围绕着共同的价值观团结起来的，而被他们对许多共有事情的不同理解区分开来。因此，共同体不能被设定为共识的来源，而应是冲突和辩论不断更新的结果。
然而，虽然我同意对社群主义的批判，但在对技术体系的理解中，共同体认同的概念是有一定地位的。在技术发达的社会里，并非每个人都通过压迫和不公发现自己身份。通过行政和技术活动，很多人专业地服务于所谓的公共利益。这些活动将共同体正式界定的需求转换到工作体系和人造物之中。对技术体系的能动者(agents)来说，公共利益的定义表征了共同体对可操作的有效道德的自我理解。它为专业身份提供了规范性的基础，在动机和执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类似地，现行制度的受害者将“人民”作为仲裁者，诉诸一般公众即“社群”，以迫使那些胜任者有所改变。在此域境中，对于挑战既有公共利益的定义而言，技术体系的抗争尤为重要，因而对共同体本质的界定以及为之服务的人的专业身份而言亦然重要。正义由变革而发挥其作用，但有更多因素参与其中： 同样利益攸关的是社会及其成员的自我形象。我们是谁？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通过显著的变革，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得到了回应。
尽管它们可能是误导性的，但是身份和社群的概念在技术体系的日常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同意费拉拉对技术体系的争论常常导致公共利益的重新定义，并因此改变了“高阶身份”，这种“高阶身份”贯穿整个社群，使不同意见的界限得以明了。专业人士必须依赖的新身份不仅包含态度和意见的改变，而且涵盖技术学科与物质世界的变化。在多重理性对话中，专家与外行之分所带来的分裂的理性相互遭遇。而当外行与专家的界线相互交叉时，话语与物质实在的分界线也就被跨越了。
在第二章中讨论的阿尔茨海默病的例子对这些考量有所阐明，但如同当代非政治化环境中的许多抗争一样，我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并未得到明确聚焦。人们可能会倾向于把护理人员视为“特殊利益”，而NHS工作人员则是一种单纯地传播科学知识的中立媒介。我们从批判理论和STS中学到的东西都与这种印象相矛盾。科学技术知识在社会技术应用中表现出形式偏向。特殊利益通常被他们的拥护者重新解释为权利或一般福利的问题，为之向公众呼吁。而且，正如STS研究所指出的那样，社会需求向专门化的转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该过程对专门化的结果具有独立贡献。葛兰西(Gramsci)很久以前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道：“知识和道德的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程序相联系，而且，经济改革程序恰恰是每一个智力和道德改革所表现出的具体方式。”[20]这句话对于整个技术体系而言是有效的，而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为了更好地把握此过程的真实本质，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范式。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当公众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专业/技术代表发生冲突时，技术政治的意义就更加明显了。在美国，“极端的专业精神”影响了技术体系的许多部门，因为少量但并非无关紧要的少数科学家、医生、城市规划者等人试图改变他们与公众的关系，反对由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来定义他们的角色。[21]
最激烈的反抗发生在法国1968年5月的事件中，在其过程中，大多数政府管理部门和很多商界人士加入了一场使整个经济瘫痪的总罢工。数以百万计的抗议者质疑政府的合法性及其对公共利益的官方定义，后者被视为资本利益的偏向。那些使其能力服务于此定义而具有专业身份的人，突然被拔锚解缆，转而怀疑其工作的意义和合法性的根源。
例如，法国住房部的综合集会上的一个传单写到：“在公务员为社群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各种繁文缛节也违背了我们的意愿。有关政府管理部门角色的错误概念以及在决策和执行中缺乏协商的结果之一是，我们非但没有成为城市事务和住房发展的动力，反倒成为每个人都乐见其消失的发展障碍。”[22]作者继续呼吁人们改弦更张以使其活动更富成效。显然，在这类例子中，技术体系的抗争使整个社会纠缠于规范性的自我反省之中。
即便不是那么显著，STS本身起源于与官方科学政策相类似的幻想。韦博·比耶克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他和许多其他学习科学和工程的学生被吸引到当时的“科学-技术-社会运动”之中，该运动对核电、军备竞赛和环境污染发出了质疑。STS由“走进学院”所唤起，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对科学和技术更精致的理解。因此，至少对于比耶克和他所说的同事们而言，STS打上了早先激进的专业精神的烙印。[23]
辩论的结构
阿兹马诺瓦提出了一种公众辩论的理论，适用于研究技术体系的政治。她区分了社会规范结构的四个层面，即政治判断的运作方式：
L1.制度规则和程序
L2.价值和利益的多样性
L3.正义原则
L4.用可表达和有意义的范式编码的“实践智慧”[24]
这四个层次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关联。L1，制度规则和程序，描述了在法律和制度政策所确定的那些领域中的治理形式以及治理对象在日常行为中的相应实践。对于阿兹马诺瓦所提到的领域，我们必须加上技术体系。L2，价值和利益，对应于世界观和美好生活的概念。这一层面反映了社群和个人信仰及价值等其他来源之间的文化差异。技术体系在这里依然扮演着未被认可的角色。L3，正义原则，包含在那些被认为可以恰当地调节公民之间互动的道德规范之中，而不论其在L2层面中的归属、态度和选择。一个共同体如何由其什么是好政策的观念——即其政策对所有人的适用性及其规则对行为的约束力——做出区分？尽管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由主义理论家预设的那种精致的理性论证达成一致，正义原则L3因为太抽象而难以决定政策。但有分歧的共同体的确通过公共辩论就政策问题达成了共识。正是第四层面使其成为可能。
L4在诠释学层面区分意义并确定讨论框架。
即使在分歧未得以表达之前，它使得公共理性得以预构。由于它基于日常实践，阿兹马诺瓦称之为“实践智慧”。
她小心地把这个层面与文化区分开来，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术语被置于社群主义理论中。它不是一个共同体的共同信念和价值特征的体系，而是对意义和范畴的背景假设以及这些假设的排序。人们在用这些范畴描述问题时的有关信念和价值观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这些范畴本身依然更为根本，而且会支持不同的世界观。因此，实践智慧的背景使政治辩论中的参与者倾向于重大问题，而且试图在分歧尚未解决前使沟通成为可能。“在一种理解的法则中，相互冲突的话语即使在冲突中似乎也是相互通约的。”[25]
阿兹马诺瓦的模式对解释很多种类的政治斗争是有用的。她拒绝接受社群主义，倾向于社会实践所介入的范畴，这使她成功地超越先验原则和社会相对主义。但是，她不仅对现实的实践触发的实践智慧背景，而且对于其在L2即信念与价值层面的影响，都没有太多可说的。这也许是她以对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批判为出发点的一种挥之不去的影响。两位思想家系统地忽略了技术体系而强调了世界观的多样性，这就造成了所谓关于“善”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他们的公共辩论概念唯独运作于观念层面，而远离日常社会生活的世俗事实。
然而，研究领域一旦转向研究社会实践及其诠释学效应，就会涌现出一幅不同的图景。很多这种实践是由技术体系构成的。这是实践智慧背景即L4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政治话语的诠释学反映了人类行为结构是可以被研究和理解的。
技术体系也与L2层面相关。个人通过与市场、管理和技术的共同关系被吸纳到社会群体中去。例如，工厂里的工人是由调节其劳动的设备聚集起来的。许多潜在的群体围绕这样的中介形成。尽管他们并不总是意识到形成一个群体，社会服务的客户或医疗系统治疗的病人实质上是由技术体系配置的，而且在某些条件下他们会意识到其共性。群体归属和相关实践塑造了信仰、价值观和“参与者利益”，它们的意涵对群体成员的含义是明确的。
政治话语的实践智慧背景可以表征为一对概念，它们反映了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具有公共相关性的世界的方向性选择。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种族化的范畴“黑”和“白”。这些范畴是在种族讨论的背景下进行的，但它们并不是客观上最重要的人口特征。例如，小孩子发现种族差异并没有什么意思，甚至未注意到它们。他们缺乏这些范畴所提供的“倾向”，不幸的是，这些范畴存在于日常政治话语以及许多以歧视性做法为特征的专业活动中。
种族范畴的例子对于实践智慧范畴的描述性和规范性两个方面的展现也具有重要意义。黑色和白色不是中性的术语，而处于清晰的等级关系中。这就是不公正的根源，由于每个人，包括种族主义者，都能理解实践智慧背景中的问题，对这种不公正的反抗可以被精确地动员起来。
阿兹马诺瓦的例子受到种族和性别抗争以及她在保加利亚的抗争的启发。但她并没有真正解释行动者如何在技术体系中争取自己的目标，无论是通过改变行政法规、市场还是技术。而这是下一节的任务。
技术拓扑学
在本节和下面的几节中，我将论述技术体系的实践智慧的背景。这些话题是公共领域关于技术人造物和体系进行论辩的基础。我关注的是合理操作，它使得因果关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得以调节。诉诸这些操作是为了挑战给定的客体形式。我确定了七项与六个功能相对应的操作： 抽象、转译、一致性、反馈、方案/溯因和预测。表7.1对表6.1进行了修改，在将工具化的因果关系和文化维度连接起来的基础上，提出了合理操作。
表7.1 工具化的辩证法
(续表)
接下来的段落将简要评述这些操作，本节的其余部分将对此进行更全面的介绍。客体的去域境化属性适合以其抽象的文化意义对技术职业加以阐释。一个无限的属性，可以通过去域境化形成的前景缩减为流行文化世界中有意义的少量特性。对象的复杂性可以约简为技术的使用，但这种简化可能通过伦理与美学调节转化为客体的技术属性而得到补偿。客体还必须与其他客体相关联以实现技术上的功能。系统化涉及到相关联的人造物或体系必须满足文化一致性的要求，必须适应使其将要整合一体的文化世界得以构成的参照系统。
主体功能化可以做出类似的说明。至少在短期内，技术实践的自动化主体独立于其在因果层面上行事的客体，但其活动的反馈塑造了其身份，最终也可能具有因果影响。设计取决于预测，而预测服务于客体的预期目的。技术主体的自身定位在于通过理解和运用客体的规律来控制其客体。在文化层面上，这产生了两种类型的主动性： 首先是技术人造物或体系规定的一系列可能的动作，其次是发现未包含在原始设计中的新的潜力。创新取决于与技术手段的交缠，而技术手段开启的一系列主动性可以通过对客体及其域境的新洞察而拓展。我将在皮尔士(C.S. Peirce)的意义上称之为“溯因”。将变得明晰的是，这是一种反思性的判断。[26](www.xing528.com)
表7.2描述了合理操作的技术和规范性作用，它们可以被概念化为阿兹马诺瓦意义上的实践智慧范畴。没有一个单一的清单可以包含行动者在每种情况下可能调用的所有可能的范畴，在此选择的范畴代表了范围更广的诸多列表，它们来自与技术人造物和体系相交缠的实践。无论是非专业行动者还是专业行动者，都以自己的方式体验着认知和规范意义上的体系，塑造他们对自己和世界的理解。在此合理化之下，技术/规范性范畴使实践得以描述，这又使得非专业行动者和专业的行动者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实践之中，却未因其不同而无法交流。
表7.2 工具化的辩证法
这些关系可以从三种类型的技术体系——市场、管理和技术的示例中得到说明。
抽象，规定/义务。通过抽象的操作，技术上与现实相关的方面得以识别并从其直接的背景中分离出来，还为其提供各种技术要素并对这些要素的意义予以说明。例如，收集木材生火就将木材与自然环境隔开了，这对应着一种从认知上抽象出某一给定整体的操作。显然，这事实上是一种与认知相关的活动，因为能动者会把他或她所做的事情解释为“收集木材”。这项活动既提供木材，也提供了一种标准来判断其是否足以满足其目的——也就是说，它提出了一种我称之为“义务”的规范性框架。“如果木头是湿的，它就不能达到目的，行动者必须重复这一操作。”
在现代社会，专家和非专业行动者都能很好地理解技术的抽象性。设计师从其设计对象中抽象出有用的属性。结果对象(最终产品)的用户对其自身行为的理解由其他方面抽象而来，有赖其在特定技术层面的解读。
这就产生了管理用户实践的战略与规范性义务的混合体。义务关系源于设计，而这决定了这些实践与被恰当的体系功能设计所禁止的错误实践的相互关联。这些相关联的范畴产生了一个专业行动者与非专业行动者之间的分歧可以得到阐明和辩论的场域。
转译，层面/价值。授予技术客体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理性操作称为转译。例如，一个店主收到若干箱货物并销售。我将这个过程称为“调节”，它与这些货物如何被处置而对最终买家具有吸引力相关。通过以特定顺序排列货物，调节将美学价值转译为实践形式。货物并非随意(如“直接地”)地陈列，而是在其商业展示中获得了暂时的审美层面。类似地，所有的技术设计都包括将话语上形式化的伦理和审美需求转译为物质或组织形式。在这些过程中，价值被赋予人造物和体系。
在现代社会，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调节时常始于参与者的旨趣被普遍化为伦理或美学价值。专业行动者有责任寻求使这些价值在技术上可行的实现方式。非专业行动者深受这类实现方式的影响，这使他们生活在与世界的实践关系之中。当现有设计远不能满足参与者的旨趣时，他们也可能会要求改变。在此情况下，价值的话语式表达需要寻求技术实现，转译的作用也就变得明确了。在设计过程中，明确的伦理和美学价值投入到技术体系之中，展现为功能层面上的规范。
价值观和与其对立的不道德和不美相关联。作为没有调节和被剥夺了意愿的价值观，公众对一个技术人造物或体系的认知可能导致对变革的需求，或者像驯服某些工业材料(如锻造铁或铬)的情况那样，赤裸的人造物可被赋予美学价值。
一致性，适应/包容。去域境化的对象必须与其他有用的对象相关联，这些关联必须与技术要求和文化意义相一致。一种技术设备必须适应其物质环境才能发挥作用。例如，吹风机的电压要求必须与电插座所传递的电压相兼容，等等。然而，该装置还必须被设计为符合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在这一层次上的一致性要求与物质上的适应一样重要。
适应与不可调和相关，而包容性与排他性相关。对于专业行动者和非专业行动者，这对范畴的视野各异。作为一种局部性标准的一致性，使人们有可能呼吁，将现有技术体系中实现的价值拓展到排他性群体或新的领域之中。在处置技术和社会的运作与安排的过程中，虽然机构和设计者努力将一致性纳入其中，但可能会面临始料未及的包容性要求。当妇女第一次要求同工同酬时，她们将理性的一致性原则延伸到其传统范围之外。如果说技术客体的社会技术适应性使得非专业行动者可以理解和抵抗它们的排他性，西蒙栋意义上的具体化则是一条通过再设计走向更广泛的包容性的特别成功的途径。
反馈，效果/责任。尽管技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隔离，但从行动客体不可避免地会向行动者发出反馈。在文化层面，这种反馈使行动者的身份得以建立，例如木匠、飞行员等，每一个都以其工具命名。就像环境污染的情况那样，也会出现因果反馈。
技术设计和实践的主体是由其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所塑造的。技术主体的实践在世界上有其意欲达到的效果。但凡效果必然伴随着副作用，它可能是人们所期望的，也可能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鉴于技术行动具有有意或无意的效果和副作用，便与责任密切相关。在技术体系中，履行这一责任就是理性的行动指南。与责任相关的是不负责任，根据不同的情况，这或多或少可以得到原谅，或多或少是不道德的。我们有责任将技术体系设计与公共辩论所定义的社群的理想目标和技术行动者联系起来。
方案/溯因，创新/进步。方案/溯因描述了由技术体系所开启的主动性，既包括它所提出的方案，也包括它所带来的创新。在特定的情形中，创新超越了现有的规范性限制，构成了道德上的进步。在此，我们所说的是完全意义上的“进步”，不仅仅是技术进步，而且是人类状况的改善。创新与稳定性相关，根据具体情况可能会被视为更令人满意或更差强人意。溯因法的跳跃不是形式理性的，但被认为是理性思维的本质。专业和非专业行动者都能够运用溯因改变技术环境。
溯因作为创新变革的关键，需要做出进一步解释。皮尔士介绍了这个术语表示在探究中出现新思想的过程。他以如下方式描绘了溯因逻辑的特征：
观察到令人惊讶的事实C。
但是，如果A是真的，C就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有理由怀疑A是真的。[27]
总而言之，一个新观点是由一个不符合既定理论的观察所触发的。
描述确定状态与首创性、平常与创新在用法上的关系的实际关联可以形式化表示如下：
观察到令人惊讶的特征C。
但是，如果A被设计/执行，C将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有理由设计/执行A。
在这个版本的原理中，可以发现技术可提供一种意想不到的能力，它可以激发新的设计或实践，而不是新的想法。在一本具有海德格尔式启示风格的标题为《披露新世界》(Disclosing New Worlds)的书中，查尔斯·斯宾诺莎(Charles Spinosa)、费尔南多·福罗雷斯(Fernando Flores)和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对我所称的溯因的实践推理的几种类型进行了描述。他们发展出一种“历史制造”(history-making)的理论，探讨了具有新思想和实践的能动者如何干预世界。这些能动者以三种基本方式行事：“阐明”，寻找传统价值观的新应用领域；“交叉使用”，在一个生活领域采取另一个领域中的实际做法；以及“重新配置”，将边缘性的实践从边缘带到生活方式的中心。作者提供了几个技术示例。他们提到吉列公司推出的可丢弃的剃须刀就是一种边缘性日常实践的重新设计，还论及抛弃型物品的使用，以及肯尼迪决定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决定阐明了美国在一个新领域的先驱价值。[28]
所有三种形式的创新都可以通过第四章中互联网的讨论来说明。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信息空间(cyberspace)——将熟悉的价值和实践传递到一个新的设置中。恰如脸书中所表明的那样，像透明度这样的价值观呈现出了新的重要性。在网络论坛中，群体的实践经验得到交叉借鉴，其中很多论坛代表了医疗病患或某方面的业余爱好者之类的人群，而他们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形成面对面群体。在从酒吧这样的面对面的社交场所转换到交友网站、网络论坛和网络政治评论等数字场所的过程中，诸如匿名交往之类的边缘实践得到了重新配置。
在这些例子中，对未曾探索的潜在性的识别引起了对客体的重新概念化，以便更好地为新的用法服务。溯因概念的应用也可以延伸到包括“令人惊讶的特征C”作为威胁而不是前提的案例中。在这种情况下，溯因的论证将被推翻： 关键是停止设计/执行A，以消除C。这可以描述许多环境抗议的逻辑。
概言之，溯因确切地包含了所有进步所依赖的创新思想，无论是认知还是历史。社会通过意想不到的主动性——用户、工人或潜在的受害者的溯因——而进化。一旦一个人造物或体系得以运用，其现有的功能就会通过这些社会群体的行动而被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其过程往往以抗争为特征。卢卡奇的去物化(dereification)的概念描述了这种斗争的初始前提，即从与给定的技术体系相关的日常用法中解放出来，并涌现出一个变革的集体主体。[29]
预测，规范/秩序、效率、福祉。设计取决于能否或多或少地成功预测用户的行为。为了预见特定的设计是否符合其目的，预测是必要的。市场、行政管理和技术(即等价性、普遍性和效率)的合理性基础描述了技术体系最一般的技术目的。它们决定了现有机构的实际设计和这些机构应该运作的规范。市场上的等价交换合理地分配货物，同时也是公平的例证。普遍规则使主管部门能够运作，同时也使得正义、秩序和可预测的价值得以实现。资源和劳动力的有效利用有助于福祉。对公平、正义和福祉的诉求，赋予既有的社会和改变它的行动以合法性。
技术体系的修辞术
公众在技术体系的公开辩论中所运用的范畴对福柯所称的“压制的知识”进行了编码。回想起来，福柯所使用的这个术语旨在理解现代社会体制下的下属群体。他们的知识是非正式的、基于经验的和具有明确规范性的，与官方的形式化的“科学”形成鲜明对照，这些“科学”阐明了体制的治理原则。
德·塞杜(Michel de Certeau)将官方机构的“战略”与机构内部下属的“策略”作了相应的区分。战略的目标是预测和控制。它们在一个体制化的“位置”上得到阐述，并且得到了某个既定的权力的支持。策略是瞬时的、无组织的、分散的，它们既没有自己的位置，也没有任何机构的支持。他们在体系的间隙向不同的目标前进，但不一定非要与强大的战略相抵触。
德·塞杜认为“修辞术的规训为区分不同类型的策略提供了模型”。正如诡辩家所说，修辞违背了战略知识的逻辑，使“弱势地位看起来更强大”。在现代域境下，“弱势地位”不仅仅是一个论据，而且是一个从属的社会位置。修辞术是一种规训，它最有力地体现了与以压制知识为基础的策略相反的逻辑。它提供了一系列的描述类型，用于日常行为方式的分析，即使这种分析在理论上被排除在科学话语之外。[30]
德·塞杜并没有从他的“技术修辞术”中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但他的论点补充了我的观点——他呼吁人们关注不同的逻辑共存于技术体系创造的世界。[31]上一节描述的很多不同范畴是用于论辩的比喻和描述的基础——亚里士多德的论题(topoi)。
例如，抽象对应于提喻，转译对应于隐喻。抽象是使部分服从整体，转译(翻译)是确定用不同语言表达的术语的同一性。因此，技术可提供的性能的发现剥离或提取自客体没必要的特征，而且精简后的客体被赋予新的美学后伦理属性，由具有影响力的行动者授权的人造物的话语意涵(源语言)由此得以规定(目标语言)。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标题为“示范性一般论题”的部分，列举了大量论证一致性的例子。这些属于“省略推理”，即不完全或仅仅是可能成立的三段论。[32]朗西埃对纺织工人的平等需求的解释就是一个例子。密歇根市民的水源被铅污染了，他们依法提出了对洁净水的需求。其论证可以被重新表述为以下“省略推理”：“如果法律是所有人都要服从的，那么，在弗林特(Flint)，你必须服从斯奈德州长。”[33]而“黑人的生命是重要的”表达了对一致性的高度浓缩的需求。暗含的省略推理是：“所有的生命在原则上都是重要的，而实际上黑人的生命不及其他人重要，因此，这是不公平的”。(保守派以“所有生命都是重要的”反对“黑人的生命是重要的”的口号，令其自身蓄意钝化争论的态度暴露无遗。)
反馈在形式上对应于“交错”(chiasmus)和“回环”(antimetabole)修辞构式，即使短语或句子以相反的顺序重复单词或句法结构。这种修辞构式曾令青年马克思痴迷，这无疑受到费尔巴哈的人与上帝关系的逆转的启发。例如，马克思写道：“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34]这一构式在生态学中的运用则采用了“牛顿式”的因果反转形式： 污染环境反过来困扰污染者。“人类对自然做了什么，自然就对人类做什么。”
德·塞杜总结道：“现实的秩序恰恰是流行的策略转向其自身的目的，不要抱有它将很快改变的任何幻想。尽管在其他地方秩序为一种主导性的力量所利用，或被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所简单地否认，但在此秩序却为一种技艺所戏弄。因此，社会交换、技术发明或道德抵制以迂回方式潜入体制而为其服务，即‘礼物’经济(预期的慷慨回报)、审美的诡计(艺术家的各种操作)和坚韧的道德(无数拒绝依照由法律、意义或宿命的状态所建立起的秩序的方式)。”[35]
结论
工具化理论旨在开启对工业社会可能转变的想象。它通过展示技术体系的因果决定性如何由文化上对人类福祉的特别界定所偶然决定，来实现其目标。这一理论通过展示公共介入技术体系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替代技术统治论式的理性主义的方案。它超越了理论批判，展示了社会斗争和政治能动性在社会技术发展中的作用。
工具化理论之所以在政治上意义重大，不是因为它提倡或支持任何特定政策，而在于它使政治在技术体系的世界中成为可以思考的。一旦缺乏对技术体系的社会理解的理论支撑，技术统治可能成为现实。在制造世界的过程中，立足技术与社会的共同产生的观点，技术哲学被召唤来挑战这一结局。超越技术体系的斗争是现代性结构中的格式转换。
【注释】
[1]Jurgen Habermas， “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 in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Student Protest， Science， and Politics， trans. J.J. Shapiro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2]康德所指的践行公共理性的人是“学者”，但在我的用法中，公共理性的践行者指涉每一位参与公开辩论的人。应该注意的是，这种用法不同于罗尔斯对同一术语更严格的定义。Immanuel Kant， “What Is Enlightenment？，” Kant on History， ed. L.W. Beck， trans. L.W. Beck， R. Anchor， and E. Fackenheim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1963)，5。
[3]Aristotle， The Art of Rhetoric， trans. H.C. Lawson-Tancred (New York： _Penguin Books， 1991)，74.
[4]Ibid.， 79.
[5]Albena Azmanova， The Scandal of Reason： A Critical Theory of Political Judg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另见Ronald Beiner， Political Judg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141-143.在早期的在线教育工作中，Cindy Xin和我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共同立场”概念，即在讨论中，双方的默认假设和信念使他们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Cindy Xin and Andrew Feenberg， “Pedagogy in Cyberspace： The Dynamics of Online Discourse，”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21， no.2(2007)： 1-25， doi： 10.2304/elea.2007.4.4.415。
[6]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 W. Pluhar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1987)，18-19.
[7]Steve Woolgar and Daniel Neyland， Mundane Governance： Ontology and Accountabi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8]Azmanova， The Scandal of Reason， 9.
[9]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see also Beiner， Political Judgment； Ronald Beiner and Jennifer Nedelsky， Judgment， Imagination， and Politics (Lanham， MD： _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Alessandro Ferrara， The Force of the Example： Explorations in the Paradigm of Judg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Alessandro Ferrara， Justice and Judgment： The Rise and Prospect of the Judgment Model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9)，7.
[11]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52.
[12]Ferrara， The Force of the Example， 72-75.
[13]Azmanova， The Scandal of Reason， 167.在私人交流中，亚历桑德罗·费拉拉在他的“面向反思性的判断”概念(Ferrara， Force of the Example， 75)中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对这一概念的阐述涉及到规范性原则，例如平等权利，可以在不确定反思性判断的情况下定位。也许这个概念可以概括为更少的道德范畴，比如我在这里提到的那些范畴。
[14]如环境正义斗争的例子。参见Gwen Ottinger and Benjamin R. Cohen， eds.， Techno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Expert Cultures in a Grassroots Movem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1)。
[15]有关行动的一致性之类的逻辑范畴之间的关系，参见Roy Edgley， Reas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1969)，112-113。
[16]Jacques Ranciere， Aux Bords du Politique (Paris： Gallimard， 1998)，84-95.
[17]我所读的文章是“Les Francaissontegauxdevant la loi， quels que soientd’ailleursleurstitres et leursrangs.” http：//www.conseil-constitutionnel.fr/conseil-constitutionnel/francais/la-constitution/les-constitutions-de-la-france/charte-constitutionnelle-du-14-aout-1830.5104.html。
[18]Albena Azmanova， “Social Harm， Political Judgment， and the Pragmatics of Justification，” in Philosophical Dimensions of Human Rights， ed. C. Corra-detti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2)，117。我意识到这些都是有争议的命题，当然，阿兹马诺瓦在她的文章和书中也为它们作了详细辩护。然而，不管她发起的辩论的结果如何，她的立场对我来说是有用的。要重申的是，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正义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技术统治论的教条主义面前，自下论证抗争的合法性在方法论是重要的。如果反科学的观念普遍发展到有损于大多数公共干预，这可能会发生改变，但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
[19]Ibid.， 116.
[20]Antonio Gramsci， The Modern Prince， trans. L. Ma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9)，40.
[21]Lily Hoffma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ctivist Movements in Medicine and Planni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22]引自Andrew Feenberg and Jim Freedman， When Poetry Ruled the Streets： The French May Events of 1968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96-97，我的翻译，原文参见http：//edocs.lib.sfu. ca/cgi-bin/Mai68？Display=971， image 13-14。
[23]Bijker， Of Bicycles， Bakelites， and Bulbs， 4-5。有关抗争的早期传统，参见David King and Les Levidow， “Introduction： Contes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1970s to the Present，” Science as Culture 25， no.3(2016)： 367-372。
[24]Azmanova， The Scandal of Reason， 184-185.
[25]Ibid.， 168。这就是我在本书中所称的“文化”，与社群主义式的定义相反。
[26]John Kaag， “Continuity and Inheritance： Kant’s Critique of Judgment and the Work of C.S. Peirce，”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41， no.3(2005)： 515-540.
[27]Charles Sanders Peirc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ed. C. Hartshorne， P. Weiss， and A. Burk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5，189.
[28]Charles Spinosa， Fernando Flores， and Hubert L Dreyfus， Disclosing New Worlds： Entrepreneurship， Democratic Ac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olidar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chap.1.对此有进一步兴趣的可参见Feenberg， 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 148-149.
[29]海德格尔将本真行动界定为从“常人”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如果他将此应用于“存在与时间”的技术世界，而不是使历史行动神话化，便可能会有一个相似的方面。马尔库塞早期的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和他后来的著作走向了一个技术的本真概念，尽管他在1933年之后不再使用这个术语。参见Feenberg， Heidegger and Marcuse， Chapter 7。
[30]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 Rend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xx.
[31]1980年，德·塞杜和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斯分校与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开过两次“技术修辞术”会议。
[32]Aristotle， Rhetoric， chap.2.22。
[33]Ibid.， chap.2.23.
[34]Karl Marx，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in Early Writings， ed. and trans. T.B. Bottomore (London： C.A. Watts and Co.， 1963)，43，52.
[35]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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