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更新下的居住隔离问题研究及解决方案

与国外关注以种族为典型特征的居住隔离不同，中国居住隔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户籍和流动状态所导致的居住隔离。我国较早对居住隔离问题进行探讨的是周大鸣（2000），他在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时候指出珠三角的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在封闭式宿舍或农村出租屋内，而本地居民则居住在基础设施、治安状况、公共服务较好的小区里，形成了居住隔离的现象，他将此现象称为“二元社区”。杨菊华和朱格（2016）的研究发现近七成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乡接合部、城中村、未经改造的老城区等地区，来自制度、经济和住房等方面的约束使得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之间形成了较高的居住隔离现象，仅有四分之一的流动人口的邻居主要为本地市民。农民工对自身受到歧视的感知进一步使得农民工主动脱离与城市居民的联系互动，转向同质性群体，从而形成“自愿性的隔离区”（潘泽泉和何倩，2017）。

在对居住隔离的测度研究中，Monkkonen等学者（2017）对中国的居住隔离程度进行了测算，基于2000年中国20个大城市的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了收入、流动状态和房屋产权类型三个维度的居住隔离熵指数，实证显示，中国城市处在高度隔离的状况之中。同时，大城市由于高度竞争的土地市场，表现出更高的隔离程度。国内研究者们多以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等大城市作为分析对象。在对上海的研究中，陈钊等（2012）基于上海市民调查的微观数据，发现有上海户口和没有上海户口的群体在住房选择上趋于同类相聚、相对分化，已经出现了空间的居住隔离，计算得出的分异指数为0.25，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到偏远的郊县以及住在集体宿舍的人口，实际上上海市整体的分异指数将高于0.25。梁海洋（2015）发现上海市劳动力市场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促使居住空间产生了隔离现象，本地与外来人口职业上的差异会映射到居住空间上，形成了环绕外环线的居住隔离。同时，农村就地城市化使得城乡差异转变成为城市内部的居住隔离。陈杰和郝前进（2014）发现上海市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的居住隔离已经比较严重，城区、镇区、乡村的居住隔离程度呈现出递增态势，微观地理空间尺度计算的居住隔离程度显著高于宏观地理空间尺度，2010年上海市居委会层面的户籍居住隔离指数为0.4562，街道层面的户籍居住隔离指数为0.3373。

李倩等（2012）研究了2009年北京市47个街区的居住隔离现象，发现三环以内没有居住隔离显著区域，居住隔离从四环外开始显著，富裕人群聚集区拥有更多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交通、医疗、教育、休闲娱乐等方面占了七成左右的资源。而贫困人口聚集区内的居民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占有量低于人口比重。在对广州移民的研究中，李志刚等（2014）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出广州移民和本地常住人口的分异指数为0.48，处于较为严重的程度，同时发现了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在减弱，市场因素的影响在增强。在对其他城市的研究中，曾文（2015）发现南京市在城市转型期中不同社会群体表现出显著的居住分化现象，在社区之间和社区内部出现了双重分化，居住空间呈现出同质集聚、异质隔离的特征。(www.xing528.com)

在对保障性住房社区的研究中，黄橙（2016）发现保障房社区的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就业存在困难、在公共物品分配中处于劣势，与城市其他群体产生了居住隔离。赵聚军（2014）认为我国大城市保障房建设中存在严重的居住隔离特征，加剧了城市居住空间的失衡，也造成保障房社区居民在获得来自其他社会群体的信息上面临诸多限制，制约了其就业机会和层次范围，导致了保障房社区内居民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在余地（2015）对北京公租房的调研中，他发现北京公租房社区在物理空间上存在着居住隔离的现象，而且在商品房配建的公租房小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绝大部分公租房社区位于五环以外，加重了居民的通勤成本，导致低收入人群同亲朋互动的频率下降，减少了他们可获得的社会和情感支持，其社会关系趋向于原子化。同时，由于公租房社区缺乏合理的设计规划，加上社区管理维护水平有限，居民无法对社区产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融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