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圣者的人格写照：《论语·颜渊》

孔子人生准则的核心是“仁”。他人格力量的聚焦点也在于“仁”。对此，《论语》中有大量的论述和记载。对于“仁”，他的标准是既严格又宽泛。

有一次，孟武伯问他：“子路算得上仁吗？”他回答说：“不知道。”孟武伯又问了一遍，孔子才说：“仲由啊，一个有千乘兵车的大国，倒可以让他去负责军事；至于他有没有仁德，我就不知道了。”“那么冉求怎么样？”孟武伯又问他的另一个弟子。孔子回答道：“冉求呢，一个千户规模的大邑，一个兵车百辆的大家，可以让他当总管，至于他的仁，我就不知道了。”孟武伯还不肯罢休，又问到第三个人：“公西华如何？”孔子的回答仍是：“国家有宾客往来，可以让公西华穿着礼服在朝堂上接待应对，但关于他的仁，我还是不知道。”另外有一次，子张也问及什么样的行为作为才算是“仁”。他问孔子：“令尹子文三次做令尹，不见他有喜色；三次被罢免，不见他有愠色。每次接替，他总是将旧的政令全部告诉新上任的令尹，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算得上忠了。”“算不算得上仁呢？”子张追问。孔子用反问回答说：“不知道。怎样才算是仁呢？”子张还想问个究竟出来，又说：“崔子杀了齐国国君，陈文子有四十匹马，都舍弃不要而离开齐国。到了别国，他说：‘这儿的大臣与我们那的大夫崔子一样。’就又离开了。再到了一国，又说‘此处大臣与崔子相同。’又离开。这样的人怎么样？”孔子答道：“很清白。”“那么算是仁吗？”孔子的回答还是反问性的：“不知道。怎样才称得上仁呢？”（《公冶长》）

摆在孔子面前的这几位人物，显然都各有自己的长处与美德，而且有的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是很难能可贵的，如令尹子文的为官态度。但孔子并不轻易以“仁”相许。在他看来，能干不是仁，高雅风度不是仁，勤谨敬业不算仁，洁身自好也不算仁。这些都不是仁的对立面，但却不是仁本身，因为仁是一种更基本、更为升华的人格力量和人生态度。《论语》中一共有58处论“仁”，“仁”字出现了107次，在孔子的伦理观、政治观、历史观、教育思想等各个方面，“仁”是一个核心，起着激活、支配、统一的作用，充满生命力地渗透于孔子的哲学。所以，后世又有径将孔子哲学称作“仁学”的。他曾经说过“天地之性人为贵”，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吕氏春秋》上还传有这样一个故事：“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子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这是一种泛人类的思想，是一种人文主义思想。根据这种思想，所以他处处要讲人道所当然，人心所不容已，而归结到一个“仁”字上。什么是“仁”？孟子的解释是“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吕氏春秋·不二篇》叙述各家宗旨，就很明确而扼要地说“孔子贵仁”。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颜渊》）仁者爱人，智者知人，孔子最为关心的是人，他认为智慧的实质就是对人的认识，而“仁”的实质就是对人的热爱。“仁”，首先是孔子对人的一种要求，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期待。

“仁者爱人”，孔子认为这即是一个“仁者”的基本特征。有人认为当时社会中“人”和“民”是两大阶级的对立，民是奴隶，人是奴隶主，因此“爱人”只能说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事。这是缺乏说服力的。从整部《论语》来看，他所言之“人”极为平实，就是包括从贵族到普通人的一切人。《论语·乡党》中有一段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有学者考证，“人”字在战国以前，乃是对于统治阶级的专称，此处孔子所关心的“人”不会是养马者或赶车者，只会是为火而来的士和大夫。这也实在过于勉强了。孔子在这里明明指的是与火灾发生时直接有关的人。难道他真的不把火起在场时的养马者或赶车者视为“人”，所以漠不关心？！实际上，《论语》中之所以记录下了这一则，正是弟子们有感于孔子对于养马者或赶车者这类普通人的关心，在认为马的价值远远大于这类人的社会观念中，孔子却极为自然地认为他们远比马重要，诚挚地显示了他的“仁者爱人”！

在《奴隶制时代》中郭沫若指出：“人字是大公名，奴隶固然是人，主人也是人，而男人女人都是人。”由于“人”是大公名，所以《左传》上说：“人有十等”（昭公十年），把皂、隶、牧、圉、仆、台都包括在“人”里面，而古书上的“人”和“民”往往也通言不别。如《诗经》“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哀我人斯，于何从禄。”（《小雅·正月》）“何草不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小雅·何草不黄》）《左传》、《国语》、《论语》中都有很多“人”、“民”交错互用，或构成“民人”或“人民”复词的例子。这些都足以证明自东周以来“人”即是“民”，也就是“庶人”、“庶民”。

要求无论是在一般的社会心态上或是统治者的政治中，将普通人、劳动者作为“人”来看待，而不是作为会说话的畜生或工具来看待，这是孔子关于仁的学说的基点所在，没有了这个基点，孔子“仁学”中的具体内容，如作人的理想、为人修养、处世准则等，就无法展开，也失去了意义。“仁者爱人”的要求，不但是要渗入一般的社会心态、社会价值观念，而且要体现于统治者的政治之中。所以，孔子对于殷周以来统治阶级的“杀殉”，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杀殉”制度在奴隶社会，无论中外都是一样。巴比伦王乌尔的墓里殉葬的有五十九人。中国候家庄殷陵的发掘，一大墓殉葬者达四百人。（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墨子称：“天子诸候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墨子·节葬》）所以我们可以说“杀殉”是奴隶制社会的一种习惯法。在春秋时代也还有不少“杀殉”的事例。秦武公卒，“从死者六十六人”；秦穆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史记·秦本纪》）宋文公“用殉”（《左传·成公二年》）；晋景公以小臣“为殉”（《左传·定公三年》），甚至逃亡出奔的楚灵王吊死了，他的臣子申亥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作为殉葬品（《左传·昭公十三年》）。

春秋中叶以来，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开始对“杀殉”的习俗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反对。如秦穆公以“三良”为殉，“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左传·文公六年》）。魏武子将死，告诉他的儿子要以嬖妾为殉，其子魏颗以为“乱命”不从（《左传·宣公十五年》），但没有作明确批判。到了孔子才极力反对用人殉葬，并进行正式的批判：“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孟子·梁惠王上》）“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礼记·檀弓下》）他连用生人之器和用象人的俑来殉葬都反对，当然对于用人为殉是更加反对了。为了反对“人殉”而批判到“始作俑者”，可见他基于自己“仁者爱人”的思想，对这种原始野蛮的习俗是何等反感了。

“仁”的提出，对“杀殉”的批判，与“士”阶层的出现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功能密不可分。

春秋中期，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有显著变化；铁工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井田制的彻底破坏，农村公社的最后解体，氏族等级制的瓦解，文化教育的下移，这些现象构成了春秋中期的总体变化，它体现在阶级关系中说，是士阶层从贵族中分离出来而和自由的工、商、农民接近、联合，形成了近似于“平民”或“国民”的阶级。士本来是贵族的最下层，在春秋以前，是宗族内部占有禄田的“食田”者（最低的士，其田数相当于一个农夫应授的田）。由于上述各种社会经济变化，和宗族本身发展的必然限度，特别是连年的贵族战争，兵役繁重，这一阶层中的大部分人，日趋没落，降为自耕农的庶民（个别的降为皂隶），从贵族中分化出来。所以文献上有两种士的区分。所谓上士、中士、下士者，是有职禄的贵族下层之士；所谓“农士商贾四民交触易作”（《管子·治国》）之士，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子罕》）之士，是和农商工贾接近的平民之士。自从这一种士，掌握了原为贵族独占的文化知识，取得了“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地位，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和自由的农工商贾增多了联系，就和自由的工商农民，形成了近于平民或国民阶级，并与贵族阶级形成了相对并存的对立形势。虽然他们身上往往打着旧时代的等级烙印，他们最后必然归入地主阶级的控制之内，但在刚从贵族中分化出来的一段时间内还是生气勃勃的上升阶级，在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约二百年）稍后，一直是和旧贵族及新兴封建势力相对并存的社会势力。至少在意识形态内表现为批评现实，提出理想，指导方向的领先势力，这就为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铺平了道路，而开创这个局面的，正是孔子和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

“士”的出现，是社会进步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体力劳动的物质生产已经使得脑力劳动作为一种职业成为可能。“士”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天生具有监督社会、批评现实的功能。它以思考、精神生产为其安身立命之所在，也是一个社会赋于它的存在价值和理由，所以它必然成为社会状况和人生状态的关注者与批评者。由此，它既可以成为统治者的智囊，也可以成为社会统治者的尖锐批评者。而有很多情况下，批评与建议又往往可以结合在一起。所以，重要的不是“士”与统治者的关系，而是“士”与社会进步的关系。

孔子在当时属于“士”的阶层，具有鲜明的“士”的主体意识。他是极为自觉又极为积极地以对现实的批判，以对社会价值标准和人生信念的提倡为己任的。他与当时各国的执政者关系并不太坏，为他们的政治既出过主意又干过实际的操作，而且有时从政的欲望相当迫切，有过“我难道是一只匏瓜能够只是挂在那里，不希望别人来采食吗”的埋怨（《阳货》），做起政事来也相当殷勤。但事实上“磨而不磷，涅而不缁”，他从来没有沦落为帮忙或帮闲的谋士臣子，而是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的人生见解和人格尊严，保持着自己作为“社会良心”的责任。(www.xing528.com)

《论语·子路》中的那段“樊迟请学稼”的故事，历来是被人们视为孔子轻视体力劳动的证据的。“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其实，这里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孔子对“稼”和“圃”本身的评价问题，对此，他已是老老实实承认了自己的“不如老农”；这是一个在孔子这里究竟应该关注什么、思考什么、以什么为己任的问题。在对这位不太理解自己的樊迟作出“小人哉”的斥责时，他作出判断所凭借的正是这么一个深度。孔子是被人骂过“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但这是出自隐士的一种已经转义的批评，它实际上指的是以耕耘自养来与社会隔绝的生存方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体力劳动。作为“士”，孔子的不重视体力劳动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也并非鄙薄物质生产和体力劳动。《宪问》中记载，孔子的一个学生南宫适问他说：“羿善于射技，奡擅长水战，但都不得好死，禹和稷亲自下地种田，他们却得到了天下。”对此，孔子虽没有作出回答，但当南宫适退出去之后，孔子却止不住赞扬他：“这个人可真是个君子啊，这个人可真是个崇尚道德的人啊！”“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在孔子的时代做个自耕农，也就是个人谋生的方式，并不具备什么政治意义。在孔子看来，仅仅想着以自己的耕种来达到温饱，这不是学“道”济世的“士”、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所应该考虑的。由此可见，他要求的是人要有高远的志向，对自己的学生，期待的是他们思考整个社会，作出事关社会全局的大的作为。

“仁”的最普通的意义是“爱人”，也就是承认人的生存权利。“仁”的思想的提出，在当时那个时代，是有明确针对性的，它就是反对奴隶制的人道主义。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正在瓦解，这虽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但“仁者爱人”的思想由孔子开始并为孔子所特别强调，这既是一位哲学家的某种历史洞见，更是基于一位仁者本身伟大的爱和善良的灵魂。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打开《论语》，可以看到孔子许多爱护人、关心人、理解人的言行，他对此发挥都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极是平易近情。

《公冶长》中记载，有一次颜渊和子夏陪着孔子，孔子提议：“大家说说各人的志向吧？”子路说的是：如果有车马和好衣服，就与朋友共享，用旧用坏了也没有什么关系。颜渊说的是：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当孔子被问及他自己的志向时，他说的是：“老年人使他能安乐，朋友使他能信任我，年青人使他能怀念我。”这是何等质朴而又善良的人生志向！没有一个内在的纯洁高尚的人格，是不可能如此自然平静地说出这等令人倍感亲切的话来。

孔子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子罕》和《乡党》中都有记载，当孔子见到那些身着丧服的人、那些有事而穿着礼服的人、那些盲人，他总是很自然地流露出同情，这些人来见他，即使是年轻人，孔子也必从坐席上起身；孔子从他们身旁走过，总是要快走几步，以免惊动他们。

朋友死了，没有家属来收殓，孔子说：“由我来处理他的丧事吧！”（《乡党》）

一个名叫冕的盲人乐师来见孔子，走到台阶前，孔子告诉他：“这是台阶。”走到坐席前，孔子告诉他：“这是坐席。”待大家坐定后，孔子告诉他：“某人坐在这里，某人坐在那里。”师冕告辞出去后，子张问孔子：“同这位乐师这样说话，也是道吗？”孔子说：“是的，这就是一种帮助盲人的道呀！”（《卫灵公》）

子游向孔子问什么是孝，孔子反问道：“现在所说的孝，指的就是养活父母。但就是犬马也能得到人的饲养，如果没有对父母的一片敬爱之心，又怎么与那区别开来呢？”（《为政》）

孔子批评道：“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不能宽以待下；行礼时不能庄重严肃；遭遇丧事没有悲痛哀戚，我是对此看不下去的。”（《八佾》）

由于孔子这样的身体力行、反复教诲，他的学生们也都致力于由这个角度生发开来的人格修养。子夏就说：“对待妻子看重她的贤德，而不看重她的容貌；侍奉父母，能够尽心竭力；服事君王，能全力以赴；交结朋友，说话实在诚恳，这样的人，即使自谦说没有读过什么书，我也一定要说他已经读过书了。”（《学而》）有子也说：“守信达到了义的程度，说话就可以兑现了。恭敬达到了礼的程度，就可以不招耻辱了。选择亲近的人来依靠，就可以靠得住了。”（《学而》）

孔子的时代是宗法社会，当时的国家，事实上是从许多家族作单位组织起来的，一般人的感情都寄托在家族、朋友及与之相关的礼节之中，孔子就很切实地用这一种感情做基础，推而远之。因此孔子的爱人，还不同于当时另外一位平民思想家墨子的所谓“兼爱”，而是体现所谓“亲亲”，就是要从自己最亲近的地方作起，由孝悌始而“达人”，所以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由近及远，步步向前推广，使仁的内容由家而及国。“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抓住对于家族的感情来展开“仁”，从这种基本出发点来谈处世哲学，与中国社会的特质及大众的心理极为吻合。所以孔子这种思路的仁学，能够在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保持其强盛的生命力，让一代一代的中国人都觉得仿佛就是对自己内在善良本性的自然而然的亲切召唤，一点也不勉强，平实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