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生活态度、孔子的人格精神,可以分出极为严肃,极为不苟且的一面,同时又有极富人情味、极令人感觉可亲的一面。
《大戴礼·劝学》记载了一段子贡与孔子赞美水的对话:
子贡问老师,“为什么君子见了大河一定要观看呢?”孔子回答说:“君子是用水来比拟人的品行呀。水流淌铺开而没有偏私,这就好比人的仁;水朝低处流去,但盘走回旋都遵循着自身的道理,这就好比人的义;水流奔赴百丈之深的溪沟而毫不迟疑犹豫,这就好比人的勇敢;浅的地方,水浅浅地流行,深的地方,它却深不可测,这好比人的智慧;狭窄阻塞的地方,水也能注通,好比人的明察;遇到障碍也不退让,好比人的坚贞;水将脏的东西被裹进去,冲洗得鲜洁再出来,好比人的善于化物;用水来度量事物最为平衡,好比人的公正;水盈余出来了就会削平,好比人的严肃;水流回折必是东西方向,就好比人的意志;所以君子见了大河一定要观看的。”
以水比况的人生的生命力和丰富性,正是孔子自身的写照。
当时的人说孔子是“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春秋》记载,公元前483年,鲁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即出现了蝗虫。季孙问孔子是什么原因。孔子说:“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左传·哀公十二年》)他不说十二月螽是一种灾异,是一种天意的表示,而说这是由于历官的错误,少了一个月,所以十二月还有虫类生出。他的这种解释,运用的是研究天文与生物节律周期的思路,更是富于一种求实精神。《中庸》中讲,孔子“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观察气象变化的规律,考察地利的不同条件。他任“中都崮”时,实地观察,分别山、川、丘陵、平原、沼泽的“五土之性”(《孔子家语》),权宜安排农、林、牧、渔生产,并倡导“钓(鱼)而不(以)纲”、“衣(猎)不射宿(巢之鸟)”(《述而》)。这可以说是他研究地质土壤、植保、栽培和生态平衡的一例。他以自己整理的古代文献——《六艺》为教本,其中的《禹贡》(《尚书》)即是世界上首一部包括地质矿产等的经济地理;《诗》中列叙了许多“鸟、兽、草、木之名”,他并将此看成是学《诗》的重要收获之一。此外,在饮食上,他也显示了饮食卫生和营养学方面的常识。
孔子是个极为好学之人,他的好学不是后世那种腐儒的仅以书本知识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那不是孔子的人生态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他的好学显示的是他那种热爱生活、热爱人世间万事万物的生命活力和博大心胸。(www.xing528.com)
在自己的一生中,尽管四处奔波,惶惶栖栖,人生的坎坷并没有磨损孔子对人世间美的领略欣赏,他在音乐和文学中修炼着自己的人格,达到自己人生境界的升华。他爱好音乐,曾学鼓琴于师襄(《史记·孔子世家》),问乐于长弘(《礼记·乐记》)。从《宪问》和《阳货》中可以看到,他会一些乐器,如琴、瑟、磬等,并很巧妙地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孔子喜欢唱歌,《述而》记载:“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可见平时是要唱歌的。还说他与人唱歌,凡是唱得好的,必定要此人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再与他和上一遍。司马迁说:“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他欣赏音乐的能力很强,很有一双“音乐耳朵”,在齐国听到演奏大韶,他是如此陶醉,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述而》)可见他对音乐的浓厚兴趣。
孔子重视音乐的文学的教育,认为音乐和文学对人们性格的陶冶作用很大,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作为诗歌和音乐和爱好者,诗同乐是孔子教学中的主要课程。诗是歌词,“和乐曰歌”,把诗词按乐谱的调子唱出来就叫歌,所以说《诗》三百篇孔子皆歌之,证明三百篇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乐是用乐器演奏,乐不仅作为歌的伴奏,古代的乐也包括舞在内,称为“乐舞”。孔子对音乐很有研究,他精通乐理,能够自己谱曲。“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所谓“乐正”就是审定整理乐章。《八佾》:“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也,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白敫如也,绎如也;以成。”这一节是讲论乐章的结构,古乐失传,其详不可得知。大意是说演奏开始以钟声发起,众音齐奏,所谓“翕如”;展开以后,单调和谐而纯粹,所谓“纯如”;达到高潮,音调响亮而清澈,所谓“白敫如”;演奏到了尾声,曲调徐缓,余音袅袅,绵绵不绝,使韵味无穷,耐人寻味,所谓“绎如”;合此四节构成全部乐章,故曰“以成”。孔子认为音乐是反映人的思想情感的,他以为好的音乐可以使人的思想感情归于中正和平。他很欣赏《周南·关睢》,说:“关睢乐而不淫,哀不而伤。”(《八佾》)反对“郑声淫”(《卫灵公》)。
孔子的文艺和美学思想有两个重要的范畴,就是“文”和“质”,他着重论述了两者的关系。《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宪问》:’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说苑·修文篇》:“孔子曰:‘可也,简。’简者,易野也。易野者,无礼文也。孔子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弟子曰:‘夫子何为见此人乎?’曰:‘其质美而无文,吾欲说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门人不说。曰:‘何为见孔子乎?’曰:‘其质美而文繁,吾欲说而去其文。’故曰:文质修者谓之君子,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马。故仲弓曰:‘太简。’”孔子主张文质兼备,在更为强调质的重要性的同时,他的理想境界是两者的统一。
文质统一表现在语言表达上就是重视修辞。“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信。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哀公二十五年》)“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宪问》)“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但“辞达”并不是文字的粗率简陋。对此,苏轼有一段说法:“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易·文言》引子曰:“修辞立其诚。”“子曰: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泰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鄙为粗鄙,倍通背,指违背事理。“辞达而已”和“远鄙倍”可说是孔子两条讲语言修辞的原则。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孔子的人生境界是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坦荡入圣的境地。《列子·天瑞》中有一段涉及到孔子的记载。说孔子有一次游泰山,见到一个名叫荣启期的人在野外游玩,他穿着鹿皮做的衣服,伴着琴声在唱歌。孔子问他:“先生您为什么这般快乐呢?”此人回答说:“我应该快乐的地方多了。天生万物,唯有人为贵,而我生为人,这是一乐也;男尊女卑,以男为贵,我既然生为男子,此是二乐也;人生有的不见日月,或者在襁褓之中就夭折了的,我今年已经九十岁了,这是三乐也;贫穷是士的常事,死亡是人的终点,我所处的是士的常态,得到的是人的终点,如何会有忧愁呢?”听到这么一番解说,孔子大为赞赏,说:“说得好啊!您真是善于为自己寻找快乐的人!”《列子》据专家考证是魏晋时人的作品,对于孔子的记载是靠不住的,但即使是伪托的这么一个场景,却也颇为巧妙、颇为传神地点逗出了孔子那种开阔辽远,升华超脱,人生化入宇宙天地,与世间万物相生相融的圣人之意、圣人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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