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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艺术:图像、观念与风格的再现

时间:2023-08-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最高思想范畴。当然,“道”一旦成为整个社会的追求和责任,“道”便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做“道”的保证。张载对“道”的阐述和诠释,都是依据《易经》的思想加以阐发的。实际阐释的就是“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变易理论与“道”的含义。当然这些都是源于《易经》并对其“道”作不同时期的阐释。

中国当代艺术:图像、观念与风格的再现

“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最高思想范畴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同时孔子的“朝闻道”也是对士族阶层提出的终极要求:“士志于道。”中国士族阶层就是为“道”而生,为“道”而终生固守。中国传统的士族阶层,是最有责任、最有担当的阶层。当然,“道”一旦成为整个社会的追求和责任,“道”便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分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基本特征”中说:

第一,在理论上,知识分子的主要构成条件已不在其属一特殊的社会的阶级,如“封建”秩序下的“士”,而在其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性的“道”……第二,中国的“道”源于古代的礼乐传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恺撒的事;后世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观念都是从这里滥觞出来的。第三,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所以根据“道”的标准来批评政治、社会从此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 第四,但是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此外便别无可靠的保证。中国知识分子自始即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总之,一方面中国的“道”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做“道”的保证。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儒家的最初与最后的向往都是在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上面。不但《大学》的修、齐、治、平明确地揭示了儒学的方向,《中庸》也同样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4]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和最高思想范畴,它承担着“治天下”的责任。当代艺术是靠近“士知文化”的艺术形态,故当代艺术要以“朝闻道”为它的逻辑起点。“朝闻道”也意味着当代艺术以“道”为旨,为道之器,体现它对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积极的回应和批判精神。历史本身并不拒绝对它的变迁,传统总是在不断地迁移、阐释和认知中得到继承,所以传统元素的价值在今天显示的是文化与精神价值,这是文化现象学的历史阐释的一种结果。“道”既有文化的符号——“太极图”的图式,也有士族 “内圣外王”的精神,它是当下的文化现象学所必须探讨和解读的文化理念与现象。对“道”的理解,我们这里以北宋理学张载(1020—1077)有关的论述,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道”的阐释。张载说:“一阴一阳不可以形器拘,故谓之道。乾坤成列而下,皆易之器。”[5]又说:“阴阳合一存乎道。”[6]这种思想与《易经》的关于“道”的思想是一致的。张载对“道”的阐述和诠释,都是依据《易经》的思想加以阐发的。《易经》明确地说:“一阴一阳,谓之道。”当然,作为北宋时期的理学讲究用“太和”“太虚”“气”等概念从不同角度来诠释“道”。(www.xing528.com)

张载《正蒙·太和篇》云:“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7]这段话的意思是,“太和”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道”,它有浮沉、升降、动静、互相感应的本性,“道”——“太和”的这些本性是产生阴阳交互、相荡,此强彼弱、有长有短的开始。实际上张载描述了“道”——“太和”为宇宙一切变化之规律。《正蒙·太和篇》又云:“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8]“太虚”之所以无形,是因为“气”是它的“本体”,“气”之聚、散的变化只是外在的表象而已;当“气”没与外界感应时,它处于静的状态,这便是人的“性”之根源,当它与外界感应后有感知觉时,这便是“气”与物相交获得的外在表象的感觉。张载还诠释了“太虚”与“气”的关系。他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9]“太虚”不可能没有“气”,“气”就存于“太虚”之中。“气”是运动的、有聚有散的,“聚”便为“万物”,万物并非恒久,也有变化而散的,散则为“太虚”。实际阐释的就是“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变易理论与“道”的含义。中国传统艺术中,最讲究的就是一个“气”,谢赫说的“气韵生动”之“气”实则就是“道”,“气韵”之“生动”,就是“气”之变化,即气的聚散。所以,张载阐释的“气”,与谢赫的“气韵生动”之“气”是一个路径的。当然这些都是源于《易经》并对其“道”作不同时期的阐释。关于“气”的运动,《正蒙·太和篇》还有深入的诠释:“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顾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从来。”[10]张载诠释了“虚空”的本质是气的聚散变化,气的运动便有了“有”和“无”的存在,隐者与显者的存在,升者与散者的存在,于是本性和天命皆通一无二。在此关照下的聚与散、外与内、有象与无象这些现象,我们可以推导出它们的本源。这就是张载诠释的“大道”,也体现了“大道”在宋代的变迁和转化。这种变迁与转化,就是不同时期对“道”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大道用于人类,便有了很好的照应。《易经》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它不仅阐释了宇宙的规律,也延续着当下笺注当代人的自我反思的能动精神。

关于“道”,我们用张载对“道”的阐释而做了简洁的阐述。同时,我们也说过“道”有“大道”与“小道”。正如张载所说:“道体至广,所以有言难,有言易,有言小,有言大,无乎不在。”[11]这说的就是“大道”与“小道”。无论是大道还是小道,“事无大小,皆有道在其间。能安分则谓之道,不能安分则谓之非道”。[12]“大道”是人类必须遵循的和守成的,违反了大道必然招致惩罚;“小道”符合大道的要求,在大道的范围内运行。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论语·子张》)子夏虽然有“君子不器”的观点,但也认可“小道可观”,农、艺、圃、医、卜、数、射等百家众技,依然可为“观”之。唐代张彦远(815—907)还把绘画提升到“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的高度。他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就是说,中国文化的“道”,无论“大道”还是“小道”,遵循的是“自然”。正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三国时代的王弼(226—249)笺注《老子》云:“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道[法]自然,天故资焉。天法于道,地故则焉。地法于天,人故象焉。[王]所以为主,其[主]之者也。”[13]人类社会日常生活的小道,构成人类社会结构的大道,当代文化满足当下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并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制度和社会体系。它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艺术、文学、意识、思想、道德和信仰等方面。当代艺术作为当下突出的艺术现象,它需要关照到当代社会与当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其自身也在各方面中构成当代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整体。

西方中世纪以来以宗教文化为本,上帝是中心。人们的所有行为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进行实践的。尼采之前的西方艺术“实践”的基本概念是“绘制”或“图绘”,没有“创作”或“创造”之说。哲学是从神学那里繁衍出来的,依然是为了印证上帝的话语、印证上帝的存在。上帝是思想文化、哲学、艺术、宗教的中心,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本质上也是上帝的理念和精神。海德格尔论证的“此在”“存在”,背后都是在论证上帝的存在与否。他所说的“真理”就是“宏大叙事”,是西方将古希腊神话的“逻各斯”中心叙事与宗教内容结合的“宏大叙事”。尼采说上帝死了,西方现代主义开始“转向”另一个“人”的中心,其实依然是宗教下的“人”的叙事中心。因此,西方传统文化的“逻各斯”中心,或者他们说的“宏大叙事”,与中国文化思想最高概念的“道”完全不同。西方的“逻各斯”以上帝为核心,人处于上帝这个神之下,它探讨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因此,西方的艺术仅与上帝有关系,大量的宗教题材成为西方艺术史的主体,是“仰神”的艺术形态。作为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的“终结”或质疑,主要针对的就是西方传统的“宏大叙事”——“逻各斯”中心而言的;中国的“道”探讨的是人与自然的“合一”关系,道是自然宇宙本体阴阳变化的规律,人的行为——“小道”,要符合这个规律——“大道”,中国的艺术始终与自然和人有关系,是“闻道”的艺术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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