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在充分了解敌我双方,了解国民政府内外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游击战争的道路。为什么需要游击战争,毛泽东解释说:“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25]因此,“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队和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26]只有将游击战争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最后才能“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27]
游击战争的主要方针有哪些呢?毛泽东提出了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七个切实可行的策略,为游击战争规划了道路。
当然,光游击战争还不行,由于对日战争的“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而且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28],故“游击战争是要有根据地的,没有根据地就不能长期坚持”。[29]
揆诸史实,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正确道路,意义颇大。1937年只有4万余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已发展为100多万人,并创建了晋察冀、晋绥、陕甘宁、晋冀鲁豫、冀鲁豫、山东、苏南、皖东等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成为1938年以后抗日的主要战场之一,同时促使蒋介石不敢投降,不敢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1946年内战爆发时,又可以对付全面内战的蒋介石了。
为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中国共产党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但是要巩固统一战线并非易事,当时共产党内部有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将领导权交给国民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扩大人民军队等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此坚决予以批驳,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道路,必须坚持武装斗争,这样才能保证统一战线不致破裂,才能使抗日大业最终胜利。(www.xing528.com)
毛泽东告诫党内干部,抗战时期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这是将抗战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否则,“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30]如果放弃独立自主,“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自由权,那就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31]抑有进者,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国民党因其自身的局限性,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无产阶级“应以中国革命唯一领导者的资格,率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叛变,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去”,切不可“充当资产阶级的帮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32]“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33]
不特此也,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上,还要尽全力维护巩固统一战线,因为国民党时刻以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灭共为其旨归,若中共坐以待毙,不去主动斗争,不仅中共自身难保,而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则有随时夭折的危险。故毛泽东说:“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34]对于顽固势力的斗争,要坚持自卫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坚持胜利原则,即“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坚持休战原则,决不可无休止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总之,“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35]事实证明,中共采取的这一政策完全正确,不仅赢得了民心,赢得了更多的同盟者并肩战斗,而且使得国民党顽固派陷于进退维谷之中,愈来愈被动。
“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6]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前途和转变等都做了卓越的论述,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联合各个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去终结这种社会性质,故这种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37]这种革命的过程,“必须分两步走,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38]第一阶段也绝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完结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39]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准确判定,使得其将抗日战争只看作是完成中国革命道路的一部分,故能在战时和战后全面把控时局,掌握理论和实践上的主动权,成功地缔造了新中国之路。诚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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