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尔谷地的印度教发展

（1）印度教早期发展的大背景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的发展必然离不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早在公元前20世纪时，印度河流域居住的达罗毗荼人创造了印度最早的文明，当时的宗教信仰已经有了印度教的雏形，流行着对母神、生殖器和各种动植物的崇拜。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属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部落，跨越兴都库什山脉，经过伊朗、阿富汗进入印度河流域，并征服了当地的达罗毗荼人。在与土著民族长期的交往中，雅利安人与达罗毗荼人经历了很长的相互冲突、磨合、融汇的过程，婆罗门教就是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梨俱吠陀》的产生标志着婆罗门教的诞生，婆罗门教不是由某一位教祖创建，而是印度雅利安民族在自己民间信仰的基础上，不断吸收达罗毗荼人的宗教元素而自然形成。

在前吠陀时代，初期婆罗门教崇拜自然神，在万物有灵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多神论崇拜盛行祭祀风，婆罗门祭司的社会地位逐步上升，并且出现种姓等级制度。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600年间的后吠陀时期，生活在印度河流域的雅利安人不断向恒河流域扩展，随着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奴隶制国家不断被建立。婆罗门教作为社会的产物，为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其思想与文化也逐步趋向成熟，相继产生多部吠陀经典，有阐述祭祀方法的《娑摩吠陀》（Samaveda）、《耶柔吠陀》（Yajurveda）、《梵书》（Brahmanas）、阐述祭祀理论的《森林书》（Aranyakas），以及阐述婆罗门教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奥义书》（Upanisads）^[20]。

在吠陀时代晚期，随着吠陀部落首领的扩张，郁多罗—库茹人定居在克什米尔，并将宗教文化思想带入克什米尔，对克什米尔后期印度教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2）公元前后沙门的影响

公元前6世纪以后兴起的沙门思潮，对婆罗门教造成巨大的冲击，沙门思潮盛行的时期在印度史上被称为“百家争鸣”的时期。这个时代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大体发生在同一时期。按照佛教说法，这个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有释迦牟尼和另外“六师”^[21]共七位思想家。初期佛教是沙门思想的主要代表，否定吠陀权威，反对婆罗门教所宣扬的神主宰一切、万物皆由神创造的理论，释迦牟尼提出“缘起说”，具有明显的无神论思想^[22]。佛教寻求解脱的道路，完全是依靠个人的努力和思想道德的修养，而不是依靠祭祀或者是神灵的拯救，彻底打破了当时婆罗门教通过祭祀而达到神人结合的解脱模式。佛教在社会问题上反对“婆罗门至上”，反对种性歧视，主张众生平等，得到广大下层民众的支持，吸引了大量印度教徒改信佛教。

公元前4世纪末，孔雀帝国在摩揭陀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克什米尔被包含在内。著名的国王阿育王崇信佛教，在他的鼓励下，佛教在印度各地迅速发展起来，佛教一度超过婆罗门教成为主要的宗教。阿育王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促进了各种沙门思想的发展，在佛教和耆那教等沙门思想的冲击下，婆罗门教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消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婆罗门教不得不走向变革图存的道路，一方面大量吸收佛教和耆那教教义中的精华，抛弃自身不合理的部分，一方面从各种民间信仰中汲取营养，以充实自己。贵霜王朝时期，境内的种族甚多，宗教信仰各不相同，因此各代君主采取宗教宽容的政策，以笼络各民族的群众。贵霜王朝的著名国王迦腻色迦崇信佛教，在他的统治期间，佛教有了新的发展，在前三次佛教集结的基础上，迦腻色迦在克什米尔举行第四次佛教国际会议，到4世纪时，克什米尔成为佛教主要学习的地方。

印度的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时期是婆罗门教发展的“黄金时期”，两大史书《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及《薄迦梵歌》《摩奴法典》、各种“往世书”以及六派哲学的各派经典，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后，都陆续在这个时期完善和定型。婆罗门教经过长时期的变革和发展后，到了公元4—6世纪，强调祭祀万能性的旧婆罗教已基本上完成向新婆罗门教^[23]的转化，新婆罗门教被人们称为“印度教”。

（3）克什米尔湿婆派的产生(www.xing528.com)

在各地方的婆罗门教进入改革期后，9世纪时克什米尔湿婆教也发展起来，它是北印度一个重要的湿婆教派，主要流行于克什米尔地区。

克什米尔湿婆派的创始人是瓦苏古特，此人写了许多解释《湿婆经》的诗歌，宣称《湿婆经》就是湿婆大神的启示，积极宣扬对湿婆的崇拜。到了10世纪，该派出现两位重要的理论家：乌塔帕拉（Utpala）和阿比那瓦笈多（Abhinavagupta），他们进一步发展瓦苏古特的思想，从而创立了一个成为“神不二论”（Isvaradvayavada或God-non-dual-ism）的哲学体系。这种“神不二论”，是在融合了商羯罗吠檀多不二论^[24]和大乘佛教空宗理论的基础上，再结合湿婆教思想而形成的。“神不二论”体系把克什米尔湿婆派提升为一个具有哲学思想体系的宗教派别，因此，在印度哲学史中经常提到这个派别。

该派奉湿婆为主神，他们把湿婆视为宇宙唯一的最高实在，世界本质上是同一的，湿婆具有无限的力量，主要有五种力量：意识力、欢喜力、愿望力、知识力和显现力，湿婆通过这五种力量，可以显现出纷繁杂多的世界^[25]。人的灵魂在本质上与最崇高的湿婆是同一的，但是由于人经常沉迷于名利的追求上，却看不到自己的灵魂与神的同一性，只有通过对同一性的多次或反复的认识，人的灵魂才能与最高神相结合，并最终获得解脱。

克什米尔湿婆教在克什米尔普通人的生活中起到了主要指导作用，并对印度南部的湿婆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伊斯兰教的影响

印度进入德里的苏丹国时期，德里苏丹王派兵征服一些独立的印度教王公，对印度教和佛教进行残酷的镇压和掠夺，采用武力大力推行伊斯兰教。但是克什米尔此时并不包括在德里的苏丹国内，仍然是印度教统治者的天下。直到14世纪克什米尔进入伊斯兰时期，除了苏丹西坎德尔（Sultan Sikandar Butshikan）强迫非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并摧毁大量偶像雕塑，其他君主对宗教信仰都比较宽容，并且深受伊斯兰教苏菲派的影响。苏菲派信徒来到印度后，主要在民间活动，向下层群众传教。他们同情印度教的低种姓者，宣传“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并对印度教徒一视同仁，批判种姓制度，反对种姓歧视。在苏菲派建立的清真寺中，平等地接待一切印度人，不管是低种姓人还是高种姓者。苏菲派的活动大大缓解了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仇视，促进了两大教派的团结和睦。

时至今天，克什米尔人对于早年传教的苏菲仍怀有深深的敬意。比较有影响力的就是瑞西谢赫·努尔丁传教士，他常年居住在环境恶劣的丛林地区，倡导平等思想，并发起影响深远的瑞西运动，受到人们的尊敬，谢赫·努尔丁被克什米尔人民称为“克什米尔之王”^[26]。

在苏菲派的影响下，印度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相互融合，苏菲派在宗教修行上吸收印度教的内容与形式，苏菲派中名为“萨马”的修行形式就是吸收印度教的因素经过改造形成。所谓“萨马”就是苏菲们在宗教修习中一边修炼一边唱歌跳舞，通过音乐和舞蹈来激发自己的灵感，这种形式颇受印度教徒的喜爱，促进了伊斯兰音乐和印度教音乐的融合。除此之外，克什米尔的伊斯兰建筑也深受当地印度教建筑的影响，采用印度教神殿中的重檐金字塔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