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大颖等(2009)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环境,对传统的国际折衷理论加以拓展,归纳出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环境下,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特殊的制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2006—200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数据,该研究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进行了多因素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政策扶持、海外关系资源及自身融资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能力有重要影响。分类型研究进一步表明,上述三种制度因素对贸易型、生产型、资源型和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各有不同。[117]洪俊杰等(2009)类似地将传统的国际生产折衷框架与制度分析相结合,探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决定因素。该文提出如下假说:中国企业的国有控股比例越高、东道国华人越多,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规模也就越大。为此,该研究使用了商务部2006—2007年约7.3万个样本的中国非金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微观数据,回归结果支持了以上假说,即政府支持、融资能力、华人比例等制度变量均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影响。[118]洪俊杰等(2012)结合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际,从资源论、产业组织论、制度论等角度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证经验总结,发现现阶段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并没有明显的资源优势;产业环境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存在重要影响,能部分解释中国企业的“走出去”行为;制度因素是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关键因素。[119]洪俊杰等(2012a)结合制度理论、产业组织、资源视角等,探讨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基于中国微观数据,该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支持和母国产业结构在解释对外直接投资上起着关键作用,而技术与推销资源变得不那么重要。该成果的理论贡献是提供证据表明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主要是由其不同的制度和产业环境驱动的。[120]洪俊杰等(2012b)试图给出政府影响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国际化的机制。该研究认为,政府对企业国际扩张的影响与政府控股比例有紧密关系,政府干扰可能影响企业海外投资的规模、区位选择、投资类型等。具体影响大小,取决于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以及将政府相关优势内部化的能力。[121]该成果获得2014年第十八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一等奖。林桂军(2016a)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的特征,对外投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是我国贸易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外投资政策中,要求对外投资企业带动中国的出口,实际上是服务于贸易政策中出口创汇的目标;要求企业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是要企业根据国内的需要展开对外投资。当国内发展需要能源和资源时,国家就鼓励这类企业对外投资;当国民经济要转型和升级时,国家则鼓励海外并购高科技企业。[122]
除了制度因素外,国际化经验、企业学习能力同样也给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带来影响。李自杰等(2010)就重点探讨了国际化经验、学习能力与抵御风险能力等因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强调经验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以及对中国企业的特殊意义。该成果基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Cox模型对提出的假设加以验证。实证研究发现,逐步国际化理论可以部分解释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企业学习能力以及企业风险承受能力,也会对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产生影响。[123]
文化距离同样会对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带来影响。綦建红等(2012)探讨了文化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该研究首先采用四种方法对文化距离进行了全面测度,然后基于2003—2010年中国对40个东道国及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利用PCSE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文化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不是简单的正负向关系,可能存在门槛效应。对此,该研究进一步采用Hansen非线性门槛模型检验,得出了二者之间的U形关系。[124]
融资约束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常见的影响因素。吕越和盛斌(2015)构建了可用于分析融资约束与企业国际化的理论模型,发现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可以实现出口,融资能力最强的企业则可以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发现对出口依赖度较高且金融市场发育尚不完全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进一步减少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和金融市场摩擦,帮助最有竞争力和效率最高的企业实现国际化经营,从而实现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和贸易增长方式转型的战略目标。[125]洪俊杰和张宸妍(2020)从微观企业视角研究融资约束和金融财税政策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在梳理政策脉络、阐明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构建log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融资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126]郭桂霞等(2016)建立了信息经济学理论模型,分析了企业拥有关于项目风险的私有信息时,能够实现企业期望利润的均衡债务水平以及社会福利的社会最优债务水平的最大化,并以此探讨企业过度债务依赖行为的微观机理。研究发现,项目风险越大或东道国风险越大,或者税率较高,都会导致企业过度债务依赖现象越严重。该研究有助于针对“走出去”企业的过度“杠杆化”现象,为中国金融支持“一带一路”企业对外投资的政策体系提出建议。[127](www.xing528.com)
双边投资协定(BIT)对投资可能产生促进作用同样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杨宏恩等(2016)在构建中国双边投资协定指数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3年中国对109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运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法,从双边投资协定异质性的视角检验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国别差异;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双边投资协定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度环境的关系不显著,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制度环境是显著的替代关系。[128]王丽丽和范志勇(2017)基于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就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直接投资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和实施显著提高了中国企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可能性。[129]
洪俊杰和张宸妍(2020)在异质性企业模型框架下,研究了政府政策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机制和福利效应,系统梳理并测算了对外投资相关的产业政策,利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就产业政策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临界值和平均值进行经验研究,并通过数值模拟考察产业政策的福利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政策支持降低了对外直接投资临界生产率和平均生产率;不同类别的产业政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在政府预算中性的假设下,适度的政策支持能够提高社会福利。[130]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因素影响着中国对外投资活动。闫雪琴和孙晓杰(2016)以2001—2013年中国海外并购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中国企业政治关联对其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并购方政治关联度与其跨国并购绩效的关系会受到政府干预度的影响,即当并购方政治关联度一定时,政府干预度越高,其跨国并购绩效越低。[131]陈昊和李凯杰(2018)基于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运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的提高,显著促进了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的增长;通过中介效应与安慰剂检验发现,吸引外资会促进对外投资的实现机制,是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增大会促进政府扩大对当地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优化本土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进而有效提升对外投资能力。[132]吕越和邓利静(2019)实证研究了母国金融发展如何促进本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资银行在海外开设的分支机构越多,越有利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133]庄序莹等(2020)将东道国税收环境概括为总体税负、税制合理性、税收管理效率与税收透明度四个维度,基于2012—2017年沪深A股170家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税收环境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倾向于在总体税负低、税收效率高且签订税收协定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对东道国税收透明度的敏感程度不高。[134]另外,高宇(2012)使用2005—2009年中国对非洲51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基于面板数据的tobit模型验证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市场寻求型原因、自然资源寻求型原因。[135]高宇(2010)则探讨了中国企业对避税港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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