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陇右文学发展程度不平衡与地理学因素相关

分析表1及表2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明清时期陇右文学家的空间分布是有较大差别的。而一定地域内文学家的数量是衡量该地区文学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一个地区文学创作的繁荣，最直观地表现为该地区文学作品数量的众多和质量的胜出，这就必然要求该地区涌现出数量可观的文学创作群体，然后才能使该地区的文坛呈现异彩纷呈之态。明清时期陇右文学的空间分异情况的出现，有着众多复杂的因素，正确探讨陇右文学空间的分异机理，无疑有助于我们对陇右地方文学发展演进的深入认识，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陇右文学的精神特质。

既然地理环境形成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人类的生存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的基因，那么，一定地域内文学发展程度也应该与复杂的地理、人文环境相关联。明清时期陇右文学家分布的不平衡性，反映出当地文学发展程度的差异，此种差异是由陇右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自然地理环境对区域文学的发展有着一定影响，优越的地理环境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促进文化的发展，从而对文学发展产生良性影响，反之则会阻碍文化交流与文学发展。陇右地区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结合部，境内崇山峻岭，峰峦相叠，地形狭长，地貌复杂多样，其东南部主要是山地、河谷、丘陵地带，河西地区则沙漠、戈壁广布，降雨稀少，气候严寒干旱。陇右地区“其名山：秦岭、陇坻、鸟鼠同穴、朱圉、西倾、积石、合黎、崆峒、三危。其大川：河、洮、弱、羌、休屠之泽”[5]。陇南山地横跨黄河、长江两流域的地区，降雨较为充沛，境内重峦叠嶂，崖壁陡绝，河谷幽深狭长，多急流险滩和瀑布，峡谷中高岸陡崖，峭立如壁。陇中黄土高原是我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甘新交界地带，南北长约1 000余千米，东西宽由几千米至百余千米不等，地势平坦，降雨稀少，主要依靠祁连山雪水灌溉，是著名的戈壁绿洲。甘南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平均海拔在3 000米左右，有著名的桑科草原、玛曲草原等，自古以来就是陇右主要畜牧业基地之一。总体而言，陇右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严酷，区域差异较为明显。而皋兰、狄道位于黄河两岸，开发较早，自然条件较之甘肃其他地区优越许多，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文学家数量亦较多。

除了自然地理因素之外，一定区域内的人文地理因素对当地文学发展程度的影响更为明显。文学发展的人文因素是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移民、民族交往等众多因素，它们对一个地区文学发展程度的影响更为直接。

首先，就政治、经济条件而言，经济条件优越有利于文学家的产生和发展，发达的社会经济有利于文学的繁荣。明清时期陇右地区已经是“苦甲天下”的偏僻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低下。皋兰县因为地处黄河岸边，金城兰州市在隋唐时期已是陇右重镇和西北边防重地，这种中心城市的地位在明清时期更进一步被强化。兰州作为甘肃地区省会，是这一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文人云集的中心。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发展水平是陇右地区一般县份无法比拟的，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随着省会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和当地经济的长足发展，大量文士向皋兰县汇聚并向周围地带辐射，不但灌溉出本地文化较为发达的土壤，还使得皋兰县周边地区受其浸润而文风渐兴盛，因而呈现出文学家人数相对较多的局面，这就奠定了皋兰县文学发展程度的较高水准。同理，天水、武威两地分别是陇南地区、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文化发展水平较高，促进了本地人才向这两个地方的流动，也出现了文学家较为密集、文学发展程度较高的局面。(www.xing528.com)

其次，就文化积淀而言，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积淀对该地区文学的发展程度影响甚大。从统计资料可知，明清时期陇右地区的皋兰、狄道、天水、武威地区文学家密度相对较大，表明上述地区文学发展程度较好，这和区域文化的积淀有密切关系。皋兰县因为地处省会中心城市，无疑是文化积淀深厚之地区。狄道县历史文化深厚，著名的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的遗址都在狄道境内，表明这里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之一。自秦昭王27年（前280年）始设陇西郡以来，狄道就长期是郡、府、州、县治所在地，这里作为中央政权连接西域少数民族的桥头堡，发挥了西部重要文化中心的作用。古代狄道为河陇汉羌氐文化交融之地，自汉代开始又成为丝绸之路上之重镇，一直是多民族文化、中西文化交流荟萃的舞台。内地文化与边疆文化、中原农耕文明与西域草原文明在这里交流碰撞，这种厚重的文化积淀促成了明清时期狄道文学家较多的局面。天水地区地处陇东南中心地带，境内气候温润、人文积淀良好，自古以来一直是陇右地区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诗经》中的《车邻》《驷驖》《无衣》《小戎》等篇章，是对秦人东迁以前在天水地区生活场景的描述，代表着天水历史文化的厚重内涵。秦汉以来，该地诗人辈出，代有名家，李陵、赵壹、权德舆、王仁裕、张炎等即是其中杰出者。

武威，古称姑臧，又称凉州，地处河西走廊中段，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前，先后为大月氏、乌孙、匈奴等统治，这些民族是武威地区最早的开发者。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之后，武威逐渐成为多民族聚居、融合之地。魏晋北朝时期，前凉、后凉、南凉、北凉都曾建都于此。这里又是外来文化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竺法护、鸠摩罗什、唐三藏等高僧都曾驻足于此。“凉州七里十万家，胡儿半解弹琵琶”，说明唐代凉州地区的繁荣景象。少数民族文化、外来文化正是在这里与汉文化碰撞、交流、融合。可见，武威地区所在的河西走廊是中原与周边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伸缩进退、相互消长的中间地带，因而成为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域内文明与域外文明双向交流扩散、荟萃传播的桥梁。多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互补，既为武威区域文化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和异质养料，又在域外文化本土化进程中使武威地方文化得到重塑与改造，因而该地明清时期涌现出较多的文学家，在河西地区独占鳌头。

再次，一定地区的教育对当地文学发展有深远影响。教育是体现一个地方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教育发达的地方人才较为兴盛，文化水平较高，文学发展也是如此，在教育程度高的地区，文学发展程度也高，反之亦然。”[6]皋兰、狄道是陇中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历史上有不少关于该地崇文重教的例子。“明代嘉靖年间的狄道，是汉藏回等民族杂居的地方，‘其地杂番，俗罕知诗书’”[7]，杨继盛到任后，一改往昔谪官多静坐不理县事之旧习，修葺学堂三间，讲堂五间，延师教学，公余之暇，亲为诸生讲授，一时学风大倡，附近各县学子负笈听讲者甚多。杨继盛为拾金不昧的生员赠过“十两黄金轻一芥，百年名节重千钧”的对联。[8]这副对联，既表达了杨继盛对学生的殷切希望，又体现了他对人生信念的感悟。清人王星樵评价道：“都道狄道人文辣，可是先生着手功”，恰当地评价了杨继盛为狄道文化教育勃兴、人文蔚起的贡献。武威地区文庙被称为“陇右学宫之冠”，规模之宏大、布局之谨严、建筑之精美在西北地区都是仅见的。“文庙儒学院和武威各书院，培养了大量的武威士子，仅清代就有文武进士47名，举人441名，秀才以下不计其数。”[9]天水地区古代即有崇文重教之传统，金皇统四年（1144年），清水县令李宝谪创建了曲江书院，这是天水地区史载最早的书院。明清时，天水地区书院兴盛一时，至今尚存遗址者仍有天水、陇南、原泉、景权、朱圉、正兴、新阳等书院。这种教育的地域分布状况与陇右文学家的密集区分布大体一致。可见，教育发达程度是促成陇右地区文学家分布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外来移民的迁入为陇右地方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直接推动力。明清时期，为了维护西北边疆的安全，政府在西北地区驻扎了大量的军队实行军屯，还迁内地居民前往西北边地。如洪武九年（1376年），明政府“徙他方之民以实宁夏，其中吴楚人居多。”当然，政府还将一些官员贬谪到西北地区。内地移民迁入陇右，不少人后来定居于此，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构成，提高了本土的文化水平。中原文士往往文化水平较高，他们因为宦游、贬谪等各种原因迁入陇右地区，给陇右地方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张锦，祖籍太康（今河南开封），其先祖元末被遣戍岷州卫，分屯于秦安陇城，遂定居陇右。张锦于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中进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刑部右侍郎，著有《松壑小藁》行于世。其子张潜于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由岷州学登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山东布政史司右参政等职，与渼武功康海、陂王九思友善，诗酒唱和，多有佳作。清代文士牛运震，山东滋阳人，雍正年间进士，乾隆初出任甘肃秦安县令。牛运震《调八病说序》云：“余宦游西陲十年，从余游者一时才俊百数十人。其学为时文而广乎至吾之所至者，秦安吴墱一人而已，顾不肯为诗。其为诗而能学吾之所学者，则于临洮吴镇又得一人。”[10]可见，外地移民的迁入改变了陇右地区原来的文化生态，推动了明清时期陇右地区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