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优先：教育科学的基础研究

科学精神就是具体活动中的形而上学精神，它集中表现为科学家的 “探索真理的求真精神、尊重事实的求实精神、自我扬弃的批判精神和超越现状的创造精神”[6]。科学精神不属于某个科学家，也不属于某门具体科学，它是一种普遍的精神。无论是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家，人文、艺术科学和人文、艺术科学家，都需要具有科学精神，因为这是他们的灵魂所在。倘若没有了灵魂，一个人就成了动物；同样，没有了作为灵魂的科学精神，也就没有了科学和科学家。科学精神由于自己的普遍性和超越性就是形而上学精神的表现形式。形而上学对于存在本体的追寻，表现为科学精神对客观实在的坚定信念；形而上学对于终极知识的追寻，表现为科学精神对于至真知识的不懈追求；形而上学对于终极价值的追寻，表现为科学精神对至美、至善价值的诉求和对现实的无情批判；形而上学对终极语言的追寻，表现为科学对语言表述的清晰性的推敲和完善；形而上学的超越性，表现为科学精神对科学创新的永恒追寻。倘没有形而上学，也就没有科学精神。所谓的科学活动、科学研究、科学知识就会沦为一些简单的、表面的、感性的、技巧的经验性的东西，人类又退回到前科学时代。所以，形而上学和具体科学同在，形而上学思考的开始，也就意味着科学精神的诞生。成熟的具体科学范式，也就是成熟的形而上学功能的完善。具体而言，形而上学对于具体科学的优先性表现为：开辟地盘，指明路径，规范价值，清晰表达。

1.开辟地盘

在科学史上，人们一般把伽利略看做是发现和建立物理科学方法的第一人，因为他创立了数学—实验方法，并以此做出了一系列贡献，最主要的是为动力学奠定了基础。其实，伽利略的贡献不仅仅是在方法上的，伴随着他的方法转换的是他的形而上学本体存在的转换。

在伽利略之前，哥白尼等人有了自己的发现。但是，哥白尼的发现是根据数学简单性这一 “先验”原则建立起来的，他的形而上学还处在经院哲学的完备的自圆其说的包围中。到了开普勒，已经认识到知识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事物的本质和属性特征，“必须是定量的特性或关系，所以量或数才是物的根本基础，比其他一切范畴更在先，更重要”[7]。伽利略正是在前人的探索基础上进行了综合和转换。它和开普勒一样，要寻找自然现象间的数学关系，但他所找的不是神秘的原因，而是要了解支配自然变化的永恒定律，不管自然的理由是人类所能了解或不能了解的，并且离开经院派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改变自然界为人而设的观念，认为上帝把严格的数学必然性地赋予自然，而后通过自然，创造人类的理解力，使人类的理解力在付出极大的努力之后，可以探寻出一点自然的秘密。由此他从经院哲学在分析变化和运动时所采用的模糊的目的论范畴，跳到关于时间和空间的确定的数学观念。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上，伽利略进一步区分了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认为第二性的质不过是感官上的主观效应，和不可与物体分离的第一性的质迥然不同。他说：“当我设想一件物质或一个有形体的物质时，我立刻觉得我必须设想按它的本性，它是有界限、有形状的，和旁的东西比较起来是大还是小，处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在运动还是静止，与其他物体接触还是分离，是单个、少数还是多数。总之，无论怎样，我不能想象一种物体不具有这些条件。但关于白或红、苦或甜、有声或无声、香或臭，我却不觉得我的心被迫承认这些情况是与物体一定有关系的：如果感官不传达，也许推理与想象始终不会达到这些。所以，我想物体方面的这些味、臭、色等，好像真的存在在物体中，其实只不过是名称而已，仅仅存在于有感觉的肉体中；因此如果把动物拿走，一切这样的质也就消除了，或消灭了。”[8]伽利略对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的区别是与他的数学—实验方法相适应的，也就是这些第一性的质都是可以测量和计算的，而那些不可测量的性质，不仅不被领会，反而逐渐被人们看成是不真实的了。这就意味着，伽利略通过形而上学转换，确立了数学—演绎方法适合的存在本体——可测量的物质属性。由此，也确立了实证主义哲学的实在本体。

倘若伽利略没有实现这样的本体转换，他的研究还要继续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确立的事物的本质和属性中演绎，那么伽利略的观察和实验就超越不出亚里士多德的范围。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本体转换，伽利略才能够找到适合这样的实体存在的观察和实验方法，从而通过逻辑假设、实验验证、归纳结论等方法程序得出新的知识。所以，伽利略的本体转换实际上为经验科学开辟了一块能够被测量的地盘。而那些不能被测量的事物的质，则暂时被排斥在观察之外。

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分为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和技术科学。理论科学包括形而上学、物理学和逻辑学。形而上学是研究存在者存在及其属性的科学，属于第一哲学，探究第一原因或第一原理；物理学则属于第二哲学，研究存在者某一方面原因。其形而上学把存在者原因归纳为目的因、质料因、形式因和动力因。从目的因出发，创立了生物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生物学把自然生物整理成一个按照生命目的层级差别组合成的系统；政治学是研究国家至善目的的科学；伦理学是研究个人至善目的的科学。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构成其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体系。而近现代科学首先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框架所确定的存在本体中恢复和重建的，伴随着新观察、新经验的不断涌现，以至于亚里士多德所提供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容纳不下新的本体现象，不能做出完满解释，由此导致了伽利略等人所代表的新的可测量的形而上学本体存在的转换和确立。亚里士多德的本质、原因等模糊概念为时间、空间、物质及力等概念所取代，并且这些概念第一次有了明晰的定义，人们运用这些概念和数学方法，发现了物体怎样运动，并测定了运动物体的实际速度与加速度。倘若没有科学形而上学对存在本体的转换，科学要得到确定性知识是无法想象的。但是，伴随着科学进一步发展，科学形而上学确立的可测量本体越来越受到不可测量的人文本体的批判和攻击。狄尔泰早就以精神的生命的体验、理解为本体建立精神科学。引起自然科学变革的最为根本的是，自然科学曾经所确立的可测量的本体实在遭遇测不准原理后被迫从确定性的客观世界进入包容观测者的主观世界，原来由伽利略—牛顿开创的确定性的基本科学定律现在以概率方式表达。由此，“认识人性和认识自然界内的人类状况，是科学的一个中心课题”[9]。

从巴曼尼德—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对存在本体及其 “四因”确立了古代科学的研究对象；经验主义形而上学对可测量物质及其属性的界定则开启了近现代科学的成熟和繁荣。现在又伴随着新的形而上学对存在本体的重新确立。新的形而上学所确立的存在本体与过去的存在本体恰好相反：巴曼尼德—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和经验主义形而上学存在本体都是对现成的自然、社会、思维存在的揭示和认知，只不过经验主义形而上学把与主观性相联系的存在本体给搁置了、边缘化了，只观察那些他们确定的可测量的现成存在及其属性。而后兴起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都是以自然科学为蓝本建立的，其所研究的对象也都是对现成的存在本体进行研究。面对自然科学高歌猛进所形成的科学形而上学对其他存在本体的遮蔽，许多哲人都表示了担心。

早在17世纪，帕斯卡就对科学主义的流行深感不安，认为如果不加以遏制的话，这种潮流就会摧毁精神价值。他不赞成科学家去充当政治家，教会也不要插手政治或科学。帕斯卡是正视科学主义不利影响的第一人。[10]18世纪虽然有卢梭从道德方面对科学主义进行了批评，但是没有根本性奠基。直到19世纪末，狄尔泰才在他的 《精神科学导论》中揭示历史世界始终是一个由人的精神所构造和形成的世界，理解历史所遵循的原则与理解语言文本的基本原则是一样的，历史意义就是生命的表现，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就是对生命表达式所蕴涵的意义的理解。从而以体验、理解、解释奠定了精神科学的基础，也为确立人文科学的本体存在奠定了基础。进入20世纪，伴随自然科学对主观存在的不可避免，伽利略—牛顿所确立的客观确定性被打破，概率论的凸显，科学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回归，生命的时间之矢在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中的显现，原来被科学形而上学所遮蔽的人的主观存在也跃入形而上学的存在本体视野中。以至于原来被视为客观性实在的 “直观的空间和直观的时间也同样归结为主观化的过程了”[11]。

由于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诠释学转向和对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的完成，把理解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从此，在领会自己存在中存在的此在获得了对于其他存在者存在的优先性。相比于其他存在者的存在，人的存在是一种在理解和领会中生成的存在，其他的存在者，包括自然物、社会存在、心理存在等都是一种现成化的存在。以前的形而上学、具体科学都是研究的现成化存在。生成性的存在的现身，就不能用过去的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来对待，必须代之以新的形而上学和科学。新的形而上学就应该是教育形而上学，它所揭示的存在本体就是生成性存在，而把生成性存在变成确定性知识的就是教育科学。教育形而上学就是教育科学的先行性基础。

2.指明路径

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以何物存在的论证为科学开辟地盘，那么，存在之物何以被认识？知识何以构造？知识何以证明自己为真？就成为科学研究所必须遵循的路径。这就是形而上学认识论的功能所在。

自从巴曼尼德提出思维和存在统一，就预示了形而上学必须为科学提供认识路径。在巴曼尼德之前，已经有 “自然说”和 “约定说”争论，但这些争论只是在思维和存在能否统一的语境下进行，至多肯定存在可以被认识。但是，存在如何被认识，仍然语焉不详。苏格拉底用辩证法努力寻求美之本身、善之本身，虽然应用了归纳法和定义法，但是仍然没有对认识路径做出自觉地安排。以至于到柏拉图，在人们的经验世界之外寻求一个知识来源——理念世界，把知识的构成说成是灵魂的回忆，知识早就被造物主安排在人的灵魂里了。人的降生不是灵魂的开始，而是灵魂的堕落，人只需在后天努力中回忆先天的知识就行了。亚里士多德把知识的来源诉诸肉眼观察和推理，尤其是他的三段论演绎法，更是把知识的来源归结为大前提，亦即第一原理的获得。只要第一原理或者第一原因确定，其他知识就可以由此推论而出。但是，如何获得第一原理或者第一原因呢？亚里士多德的肉眼观察不够用，最终导向了神学的上帝创造论。经过中世纪经院哲学对亚里士多德演绎法的熟练应用和训练，反而训练了人们缜密思维和严密的表达方式，无意中为科学的诞生提供了逻辑基础。但是，知识如何获得还处在演绎法的笼罩当中。中间虽然有罗吉尔·培根提倡实验法，但是他并未亲手做过多少实验，反而把实验应用在印证教会教义的权威性和真理性的论证上去了。直到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出来，明确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只有建立在实验法基础上的归纳法才是新知识的来源。为科学的认识路径奠定了基础。与此相对应，笛卡尔则提出数学演绎法。但是演绎法的第一原理如何得来呢？既不能在经院哲学的框架内演绎而出，又不能简单地诉诸归纳法。这个问题就由伽利略通过形而上学本体论和认识论转换，在具体实验中完成了。实际中的科学实验活动所遵循的路径，既不是单纯归纳法的，也不是单纯演绎法的，而是综合法的。最终形成了观察、归纳、演绎、假设、实验、综合的科学研究方法路径。

但是，科学认识论最终完善获得自己的形而上学论证是由康德完成的。康德，既排除掉笛卡尔唯理论的独断论弊端，明确理性的功能和界限；又排除掉培根经验论的不可知论趋向，引领经验向理性提升。他说，感性和知性两种属性任何一种都不能优先于另一种，“无感性则不会有对象给予我们，无知性则没有对象被思维。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是盲的……知性不能直观，直观不能思维。只有从他们的互相结合中才能产生出知识来”[12]。固然康德把人的思维形式诉求于先验的，没有看到它是人类历史生成的结果，但是，康德的形而上学最可贵的地方在于时刻保持与科学和数学的联系，所以他的形而上学提供的认识论路线才能为科学知识构造提供指导。但是后来的黑格尔等人离开科学独立构造形而上学体系，不仅如此，还要把科学纳入他的绝对精神的运动当中，这就导致形而上学自我僵化起来，被当为形而上学的代表成为19世纪实证主义批判的对象，导致科学拒斥形而上学并且二者分道扬镳达100多年之久，以至于自己体系完全崩溃。[13]直到20世纪初叶经过出身于数学家的胡塞尔和柏格森思想的论证，使得物理科学与哲学再行携手，经过马赫等人的经验批判主义、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分析哲学的批判，使科学形而上学走了一段否定之否定的弯路，从反面证明了自然科学对于形而上学本体论和认识论方法论的依赖性和不可缺少。不过，从此以后，形而上学也不能像康德那样把自己限制在纯粹形式的研究方面，必须时刻关注科学研究带来的新的思维突破和启示。也就是说 “哲学家……在建立自己的庙堂以前，要了解数学和科学。这个庙堂并且须一砖一瓦地建立起来，不可希望是从理想乡中完整取来的”[14]。

3.价值规范与批判

价值论哲学家李凯尔特认为，“价值涉及到一个终极和非衍生的概念，我们用它来思考世界”。价值是生活的命根，“没有价值，我们便不复 ‘生活’，这就是说，没有价值，我们便不复意欲和行动，因为它给我们的意志和行动提供方向”[15]。一方面，人的生活世界是一个价值丰富的世界，另一方面，这个世界对于每一个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对这个世界取一种价值态度。如果一个人不对世界表态，那么生活世界无论多么丰富多彩，对他来说也是毫无价值的——这自然只有抽象的可能性。按照休谟的理论，事实推不出价值问题，价值不能对科学研究本身进行干涉，科学家要保持价值中立。但是，韦伯认为，“价值关联是文化意义的逻辑前提，而文化意义具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价值可以与实在的任何现象发生联系，但并非任何现象都会因此而在认识者眼里具有文化意义，只是那些依照某种价值观点对主体有意义的实在组成部分，才会成为研究者的对象。价值关联和文化意义两者一般地解释了选择研究对象的根据”[16]。这就是说，价值可以对科学家选择研究对象的活动、对其研究的整体文化意义、研究成果的使用取向进行规范和评价，从而决定其选择和使用。

形而上学不仅研究存在、至真，还研究至善、至美等价值问题。虽然亚里士多德只把本体论和认识论包括在形而上学问题里面，但是康德却把实践理性也做成了形而上学。没有哲学家会离开至善、至美的追寻和追问，也没有科学家会离开形而上学对至善和至美的追求与审视。弗朗西斯·培根就在 《新工具》里面指出，“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说来不外是这样：把新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17]。尽管经验主义的鼻祖培根指出了现代科学应有的价值目的，但是后来的科学却没有按照这一目标前进，反而走上了脱离这一目的的纯粹事实科学的道路，必然受到形而上学的批判，从形而上学层面对此批判最深刻的人就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

胡塞尔用划分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的办法批判了近现代科学的价值危机。他指出，现代科学在其发展中抛弃了它的终极基础[18]，现代人让自己的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 “繁荣”。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是前科学的、日常经验的世界；科学世界就是数学化的自然界，这是一个脱离了生活世界的理念世界。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几何学 （数学）起源于实践的测量技艺，其意义就在于使测量客观化和不断地精确化；而自然科学的意义就在于它比起日常经验来能做出更精确、更遥远的预测，它应该而且必须服务于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正如同培根的界定一样，他也认为自然科学的 “根本目的必定存在于这种前科学的生活中，并且必定跟它的生活世界相关联。人们 （包括自然科学家）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只能对这个世界提出他们的实践和理论问题”。[19]他指出，早在伽利略那里，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世界开始不知不觉地取代了最为重要的日常生活世界。伽利略继承的是纯几何学，其意义的起源已被抽空，而他对他所奠定的数学化的自然知识的本源意义也缺乏反思。这就产生了数学自然科学缺乏意义反思的传统。实际上数学化、理念化的科学世界一直以技术为中介作用于生活世界，但是科学本身不提供意义，它的意义源自生活世界中人的实践活动。胡塞尔用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的划分来批判近现代科学对价值意义的忽视，显示出了一定合理性，但是因此而否定科学有自身的终极基础，就有失偏颇了。实际上，在伽利略—牛顿形而上学框架里面，就是对确定性的存在和确定性的知识的追求，而这一追求建立在形而上学至真的理念基础之上。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现代科学的本质。现代技术不单是像机器这样的工具和手段，而应该是展现存在者的去蔽方式。它不是某种中立性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对物的塑造，参与到自然、现实和世界的构造中，其特质是：纯技术的世界构造。这种纯技术构造表现出如下特征：①物质化和齐一化，一切东西失去了质、区别、价值性和意义，缩减为技术意志的可塑造的物质、材料；②功能化，自然被缩减为提供原料、能量的提供者；③主客两极化和统治，人对一切其他存在者具有独一无二的统治力量和支配力量，人与事物的关系建立在 “无条件的统治”之上；④谋算，自然的可预测性被冒充为世界秘密的唯一的钥匙。[20]现代科学先天具有技术的本质，这在根本上表现为自然的数学化。通过数学化，空间被等同于几何学的领域，时空则被等同于数的连续统，物被预置为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之中的由力的定律所支配着的质点，世界成为一个无差别的同一化的量的世界，一个可以计算的物理世界。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核战争这样的结果，而在于主导现代人的科学的技术思维本身。他认为，“科学知识在它的区域里，亦即在对象区域里，是强制性的。早在原子弹爆炸之前，科学知识就已经把物之为物消灭掉了。原子弹的爆炸，只不过是对早已发生的物之消灭过程的所有粗暴证实中最粗暴的证实”[21]。在他看来，最高的危险在于人的存在和世界展现的多种方式被这种纯技术的世界构造遮蔽了，而他所珍视和想唤起的正是非技术的生存方式。他认为，“在以技术方式组织起来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中，人的主观主义达到了它的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由此降落到被阻止的千篇一律的层面上，并在那里设立自身……现代的主体性之自由完全消融于与主体性相应的客体性之中了”[22]。

从维特根斯坦在他的 《逻辑哲学论》否定存在伦理学命题和美学命题开始，[23]实证主义者就拒斥形而上学，同时也把伦理学和美学划在形而上学阵营中一起批判，把它们当成没有科学意义的命题加以驱逐。科学形而上学驱逐价值论的结果也造成了自己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经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批判，揭示了其丧失目的、意义和遮蔽人的主体性的弊端和危险，从而为科学形而上学敲响了丧钟，也为反形而上学的科学回归形而上学指明了方向。所以，没有形而上学价值规范的引领和批判，科学可能会对人类形成新的统治并造成人类的异化。只有坚持形而上学的规范和批判权力，才能使科学归于正途。

4.逻辑基础

主张形而上学对科学具有合法性的人最有力的证据也许就是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的逻辑基础的观点了。此观点来自于康德形而上学逻辑学，认为形而上学为科学知识或者经验提供概念结构，“仅当感性内容被先天的概念结构组织时，它们才构成知识的对象。仅当为感性内容提供统一和组织原则的先天的概念结构被应用于感性内容时，它们才变成知识的对象”[24]。同意康德观点的哲学家不在少数。像美国鹿特丹大学哲学教授麦克尔·路克斯就认为形而上学就是作为范畴的理论。[25]柯林伍德则认为形而上学是具有逻辑上优先性的绝对预设的科学，[26]美国的格拉切则认为形而上学为科学知识“在逻辑上早已预设了关于最一般范畴、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较少一般性范畴和最一般性范畴的关系”[27]。以上的观点也为科学哲学和科学史所证明。的确，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知识的概念基础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科学知识全部的逻辑基础。诚然，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探索和对经验的概括都是在现有形而上学所提供的概念范畴体系中展开的，已有的概念体系起到了先行的指导和表征作用，但是，当面对超出已有的概念范畴体系的新经验时，新的概念范畴从哪里来呢？按照康德的观点，概念是先验的，此时会不会从头脑中突然蹦出一个概念来呢？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新的概念要经过思维对经验的新的概括，当把新的经验全部包括在某个特定的词汇里面时，新的概念才会诞生。如此，概念就绝不是先验性的存在，而是历史性生成的存在。所以，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知识和经验表征的逻辑基础，就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功能：

（1）作为概念基础提供逻辑假设

任何科学探索都是在既有的形而上学概念框架下展开，所以对于未知世界的认识必然受到既有概念框架的制约。追求形而上学是人类心灵的自然本性。形而上学的产生源于人们追求思维的彻底性。而感性世界并不能含有彻底性，为理解感性世界所用的空间、时间和纯粹理智概念也都不能含有彻底性。这迫使纯粹理性离开单纯观念自然界，超出全部可能经验，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产生出形而上学。那些先验的理念的目的，乃是为了从经验的枷锁中把概念解放出来，使它至少看到在它面前展开着一个包含为感性所绝对达不到的、仅仅作为理智对象的境界。在这种情况下，理性 “必须一手执着自己的原则 （惟有按照这些原则，协调一致的现象才能被视为法则），另一手执着它按照这些原则设想出来的实验，而走向自然”[28]。科学根据理性提供的原则对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假设，然后通过观察和实验对假设进行验证，或者证实，或者证伪，最后得出结论。

例如哥白尼日心说创立时，所运用的概念框架就是毕达哥拉斯所提供的。他对理论提出两点一般性的要求：①理论必须能 “解释现象”，即能够说明天体被观察到的运动；②理论不可违背毕达哥拉斯关于天体运动是圆周的和均匀的论断。

根据这两点要求，他认为托勒密体系就不能满足。尽管托勒密在解释某些天体运动时，曾假定它们沿圆周运动，但是这种圆周运动的角速度对其圆周中心而言是不均匀的。这也就是说，在严格意义上，托勒密的地心说违背了毕达哥拉斯论断。根据理论的一致性，违背其一，必违背其二。于是托勒密的理论必与第1个理论的一般性要求矛盾。这就是说托勒密理论不能说明天文观测，或者说搞得没有必要地复杂。“不能说明天文观测”与 “没有必要地复杂”都是说托勒密的理论不真。两者是一回事。由此，哥白尼用简单性原则来改造托勒密体系。在托勒密体系中，不仅天体的运动方向彼此不一致，而且转动的方向也较复杂，托勒密的地心说对这一表现运动用了差不多80个圆来说明。哥白尼仅用48个圆解释了同一个天层的表观运动。在哥白尼的日心说中，地球和所有的行星都以同一方向环绕太阳。运转的速度是离太阳愈远的愈慢，宇宙边缘的恒星则不动。日心说比地心说简便得多。其一是宇宙几何图形简单，其二是计算简单了，所以人们说它是一种方便的数学方法。

但日心说在预测行星方位等方面并不比地心说更高明，因为它们都含有百分之一的误差。对于日心说或地动说而言，更大的困难还在于缺乏物理根据。当时没有惯性定律，所以，无法解释为什么地球上没有形成一股持久的东风，同样地解释不了为什么垂直上抛或下落的物体不向西移动。所以，哥白尼学说在发表后因为缺乏有力证据被束之高阁。直到伽利略创立惯性定律后才使人相信哥白尼学说。[29]

（2）表征新经验，形成新概念，生成新知识

正像如库恩所揭示的那样，人们认识世界总是先从常规科学开始，而后才有例外、反例等最终构成科学革命的火种。科学研究也是先要从既有的概念框架入手做出假设、预设。假设预设就是应用已有的表征系统对现象进行解释。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当既有的概念框架不能包容、表征新的经验事实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新概念就要诞生了，而新概念的诞生就是新的科学知识的生成。这一点可以从伽利略创立自由落体公式看出来。

自由落体公式，即真空中的自由落体在时间t内所经历的位移X之间的关系式，今天是从力学的一般定律推导出来的结果，但在伽利略的手中，它却是通过经验方法确定的。他与他的朋友开普勒一样，兴趣在事物的现象方面，即他要发现的是物体怎样降落而不是为什么降落。当时人们已经知道物体以不断增加的速度降落，但细节并不清楚，为了搞清这个问题，伽利略做了两个假设：

第一，速度与降落的距离成比例；

第二，速度与降落的时间成比例。

因伽利略发现第一个假设有自相矛盾之处，所以他在 《论两种新科学》中说：“如果走过四码远的一个物体的速度是它经过前两码时速度的两倍，那么，这两个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应当相等，但只有当有一种瞬时运动，在和走过两码相同的时间内才能达到四码远。然而，我们看到，物体在下落过程中所需要的时间，确实是落下两码比落下四码费时较少。所以那种速度的增加是比例于落下的距离的说法是不正确的。”[30]理论的一致性或不矛盾性是科学方法论的基本要求，因为第一个假设不满足于它，所以，伽利略放弃了第一个假设。他发现第二个假设在逻辑上没有什么矛盾，于是就用实验来证实这个假定。他用长短不一的槽板，以不同的倾斜度让铜球下滚。大约经过100次，伽利略发现铜球下滚的距离总是非常近似地倍比于时间的平方。这就是自由落体公式的经验证明或经验发现。

可以说，伽利略的两个假设以及对两个假设的逻辑分析都是在既有的逻辑框架下做出的。因为速度、距离、时间都是已经有的现成概念，根据已有经验的推理分析也是正常的。但是，在具体实验中所得到的速度与降落时间成什么样的比例却不是已有的概念所能包容的。最后得出平方比例，印证了康德所说的所有新知都是综合判断的说法，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物理学概念公式。但是。这个公式绝不是康德所说的 “先验”的概念对新经验的概括而成，而是在经验中依靠人的逻辑思维能力逐步概括生成的。所有的概念都是历史性地生成的。概念自有自己的生成历史。

在泰勒斯之前，“水”肯定已经是个经验性词汇概念，但是只有到泰勒斯才生成为一个标志世界本原的概念，包括后来的 “无限”、“气”、“火”、“四元素”、“种子”、“原子”、“数”、“存在”、“理念”等哲学概念的生成，都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才又进一步概括提升，生成了他的 “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进而确立了研究 “存在”和 “第一原因”的 “第一哲学”。而安德罗尼柯的有意命名又成就了一门新科学 “形而上学”。同样的，在中世纪人们不可能看到 “物质”、“运动”、“力”、“质量”、“惯性”、“能量”、“确定性”、“可证实性”等科学概念和哲学概念，只能到科学实验活动出现之后才能历史性生成；到今天 “相对论”、“量子力学”及其以后的 “测不准原理”、“不确定性”、“混沌”、“不可逆性”、“耗散结构”、“自组织”等科学概念，“生命”、“体验”、“理解”等哲学概念，都不是哪一个 “先验的”脑袋所产生的。这是因为，像康德等哲学家非得把概念、理念等概念看做是独立于经验之外的实体存在，就像神安排世界一样预先把这些概念放入人的大脑，所以成为先验的了。他们也之所以追求先验的知识，也是因为要追求像上帝一样的确定性和绝对性知识，所以就不可能把概念看做是历史性生成的，因为一旦看做是历史性生成的存在，科学知识就不纯粹，就没有绝对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知识了。实际上，今天的知识观已经从过去上帝绝对知识的概念中走了出来，进入概率或然性时代。这样的结果，正说明了人的一切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自己经验基础上创造的产物。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31]当然，每当每种概念及其体系生成后就会在一定时期内发挥稳定的规范性功能，直到新的经验推动下的新的概念和概念体系的重新生成。

（3）严密、准确、清晰地思维与陈述知识

自从巴曼尼德划分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路开始，经过柏拉图对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知识和意见的详细区分，形而上学就给予我们这样的观念：意见只能反映可见世界、感觉现象，而不能认识存在；只有知识才能认识存在，只有认识存在的知识才能成为真理。柏拉图是基于他的数学—几何的严密推理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几何的推理之严密性和准确性在感觉现象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只能存在于理念世界。然而，这样的形而上学观念经过自然科学的洗礼颠倒了过来：不是如何认识存在的知识问题是否是真理，而是 “存在”这样的概念能否存在？即使存在，是否有科学意义？实证主义者、逻辑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者不再坚持理念的真理标准性，而是坚持被巴曼尼德、柏拉图所否定的感觉、经验的可证实性：凡是不能被经验证实的都是没有意义的。而哲学的问题不再是追问世界是否存在、存在能否被认识，而是什么样的认识具有真理性？什么样的语言陈述具有科学意义？进而什么样的语言才是最理想的语言？语言分析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

形而上学要为科学开辟本体存在的道路，以便于其研究对象的确立；要为科学提供认识论的指导，以引领科学走上正确的认识路径；要为科学提供价值规范和批判，以保证科学正确的目的和价值选择；更要为科学提供逻辑预设、概念框架以及帮助科学生成新概念、新知识。作为科学最后的结果——知识，必须要进行言说。然而什么样的语言言说具有科学意义？什么样的语言言说是理想语言范式？所以，对知识表达的终极性语言关怀就由语言分析哲学家提出来了。正是由于语言分析哲学家的努力，哲学分析才成为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因为它所面对的是对于终极语言范式的追寻和讨论。由于语言分析哲学家的努力，将人们的哲学视野从人工的理想语言扩展到日常的自然语言，从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扩展到语言的历史探讨，从语言本身研究扩展到语言和行动、讲话和做事同时并重。从反对形而上学语言的模糊性开始，经过语言哲学研究视域的不断扩大，最终也把语言变成了一种人的存在：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一种技术，更重要的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存在了。语言分析哲学也成为形而上学了。(www.xing528.com)

那么，经过语言分析哲学的研究使我们找到了一种理想语言范式没有？没有。理查德·罗蒂在 《语言哲学的元哲学困境》一文中指出，语言哲学家的当前实践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有知道现象是什么样子的独立标准，独立于我们关于语词如何使用的知识，并因而能够评估我们的语言的恰当性和精确性。但是，这样的检查是不可能的。“像罗素、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赖尔、奥斯汀以及许多其他作家……都没有做到他们所希望做的。他们没有为他们批评的那部分哲学家，提供关于无意义、概念混淆，或语言误用的最低程度的、一劳永逸的证明。”[32]正如同千百年来形而上学致力于终极存在、终极真理、终极价值的追寻但仍然没有达到终极解释一样，对于终极语言的追寻也不会有什么终极结果。因为形而上学的根本特点就是超越性，所以它对于现实的一切现成的存在物都会吹毛求疵，永不满足。

尽管语言哲学的追寻没有达到理想的结果，但是，因为它的过程，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语言是不完善的，是需要进一步推敲和完美起来的。正如有人所分析的那样，“重视语言在哲学中的作用，这应当是当代分析哲学最有成效的观点之一”。因为语言是人类交往的重要工具，又是我们思维的直接现实，同时又是科学知识存在的基本范式，通过语言的了解可以更深刻地揭示思维对世界的关系。分析哲学家的语言分析，希望使哲学如科学一样更加接近完全的明晰性，“追求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科学中所应用的基本概念的明晰性，追求我们在道德和美学的评价上所应用的基本概念的明细性，追求我们不仅在科学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所作的基本假定的明晰性”[33]。可以说，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到康德的先验逻辑，从罗素、弗雷格的数理逻辑到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艾耶尔等人的语言分析，都在为语言的明晰性而努力，更重要的是为科学知识的严密、准确、清晰地表达提供逻辑基础。这个逻辑基础既是概念上的，也是思维过程上的。形而上学不仅要履行这样的现实功能，而且更要坚持超越性的分析和批判，以保证科学思维和科学知识表述的精确性。怀特海说： “经院逻辑和经院神学长期统治的结果……把严格肯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种在欧洲人的心中了。这种习惯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一直流传下来。这就是寻求严格的论点，并在找到之后坚持这种论点的可贵习惯……伽利略那条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34]这正是对形而上学对科学知识的思维和语言之逻辑基础的经典描述。

[1] ［英］斯蒂芬·F.梅森著：《自然科学史》，周煦良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页。

[2] ［德］马丁·海德格尔著：《论真理的本质》，赵卫国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112页。

[3] ［德］马丁·海德格尔著：《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4] ［英］A.N.怀特海著：《过程与实在》，杨富斌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页。

[5] ［德］马丁·海德格尔著：《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5页。

[6] 孙正聿著：《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7] ［英］W.C.丹尼尔著：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8] 转引自 ［英］W.C.丹尼尔著：《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9] ［比］伊利亚·普利高津著：《确定性的终结》，湛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10] ［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著：《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11] ［联邦德国］施太格缪勒著：《当代哲学主流》，王炳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页。

[12] ［德］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13] ［英］W.C.丹尼尔著：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383页。

[14] ［英］W.C.丹尼尔著：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6页。

[15] H.Rickert：System der Philosophie I.Tübingen：Mohr，1921. pp.113，120.

[16] ［德］马克斯·韦伯著：《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17] ［英］弗朗西斯·培根著：《新工具》，许宝根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8页。

[18] 严格而言，这里的终极基础只是指至善、至美的价值基础，除此之外是科学还有追求至真的终极基础引领。

[19] ［德］胡塞尔著：《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20] ［德］冈特·绍伊博尔德著：《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8页。

[21] ［德］马丁·海德格尔著：《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77页。

[22] ［德］马丁·海德格尔著：《世界图像的时代》，载 《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22～923页。

[23] ［澳］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24] ［美］麦克尔·路克斯著：《当代形而上学导论》，朱新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25] ［美］麦克尔·路克斯著：《当代形而上学导论》，朱新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26] ［英］柯林伍德著：《形而上学论》，宫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27] ［美］格拉切著：《形而上学及其任务—关于知识的范畴基础研究》，陶秀璈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页。

[28] ［德］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29] 以上哥白尼资料来自 ［英］斯蒂芬·F.梅森著：《自然科学史》，周煦良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18～120页。

[30] ［美］弗·卡约里著： 《物理学史》，戴念祖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0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32] ［美］理查德·罗蒂著：《语言哲学的元哲学困境》，孙伟平译，载陈波、韩林合主编：《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33] 洪汉鼎著：《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83页。

[34] ［英］A.N.怀特海著： 《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