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那些不熟悉基特勒的读者（或许还会有些熟悉基特勒的读者）可能会加入对基特勒的惯常指控，对其论证的反直觉、古怪或完全离奇的特质大肆批判。无疑，他那喜欢省略以及带有挑衅性的风格确实很容易招致这些反对意见。然而，在《话语网络1800/1900》的最初版本以及基特勒其他一些早期著作出版约30年后，在20世纪80年代热火朝天的理论战争偃旗息鼓了20多年后[4]，我们越来越明确地发现，基特勒与那些德国研究中根深蒂固的正统思想是如此靠近。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有以下三点：
1.许多学者都同意，18世纪晚期德国文学闯入世界舞台，离不开新教牧师以及他们的（常常叛逆的）儿子的努力。“新教牧师是德国哲学的祖父”，尼采——这位新教牧师的不肖儿子嘲笑道（Nietzsche，2002：24）。他还是德国文学的父亲。如果说巴黎孕育了法国文学，那么德国文学则来自乡村的牧师住所。“据计算，在生于1676年至1804年之间且用德语写作的重要文学家（包括哲学家在内）中，有120位不是研究过神学，就是新教牧师的孩子。”（Boyle，2008：10）
这个文化传统的标志据说就是内在性。内在性通常被翻译为内在或本质，它常常与新教的世俗化相联系，也常常与虔诚者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观察实践有关，这样的实践意味着用头脑思索和用言语表述自己对上帝的情感。尤其是在启蒙的18世纪的后50年里，充斥在德国牧师居所中的被充分发展的宗教词库从它的宗教源头中脱离出来，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自然和其他人身上。有利的一面是，它带来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心理学专业知识、对主体构造过程的更敏锐的眼光[就像德语词“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所显示的那样]以及对知觉、自我反思性和沟通的更深刻的意识，这种意识在谢林[5]（Friedrich Wilhelm Schelling）、费希特[6]（Johann Gottlieb Fichte）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中达到了顶峰，在尼古拉斯·卢曼[7]（Niklas Luhmann）的系统理论中又再次复兴。弊端是，它造成了对包括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在内的一些更世俗化的问题的明显忽视，而这些问题在英语和法语文献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于是，关于由全新的教育教学方法和哲学解释实践带来的诠释学上的充实与丰富，基特勒的考古学代表了宗教话语的世俗化和再功能化中的一个有趣的转折。研究德国文化史的传统方法宣称，最初由上帝加以保障的意义的丰富性后来被应用于自然以及人际关系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很难辨识出歌德和他的同代人创作的诗歌究竟是对着上帝、耶稣说的，还是对着德国森林甚至德国姑娘说的）。根据基特勒的说法，意义的丰富性最初并不是由神圣力量来保障的，其保障者是从“母亲之口”传出的语言的自然起源。
2.虽然这个极具影响力的为了文学和哲学需要而推动的宗教话语的再功能化是一个标准的德国事件，家庭背景（familial setting）却不是如此。基特勒着力于探讨的新型儿童养育和语言教学实践可以说是工业革命开始时便影响许多西方社会重大变迁的组成部分，这个转变塑造了后来由弗洛伊德所发掘的所谓的无意识普遍性（alleged unconscious universals）。与此相伴的是，中产社会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其中女性被排挤到私人领域。对此基特勒再明白不过，但是他并没有讨论由“资本主义积累蒸汽”[（capitalism gathering steam）既是字面上的，也是隐喻上的]引发的社会经济发展，而是将自己的分析限制于话语实践之中。然而，最终的结果看上去是一样的：当缪斯们和母亲们激发了灵感和提供了输入信息时，当读者和消费者聚精会神地阅读着美学的输出产物时，基特勒笔下话语网络1800中的中产女性们就被排除在了文化生产之外，因为在基本的社会—历史性表述中文化生产是来自物质生产的。
3.然而，即便结合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化，宗教话语的世俗化也不能完全解释18世纪与19世纪德国文学中常常被论及的漠视政治、“不谙世故”[8]以及的确有些偏狭守旧的现象。任何德国研究专业一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对后面的特征作出解释：德国的中产阶级分散在七零八落的多个王国、公爵领地、小公国和城邦之中，经济上过于落后，政治上过于分散，不管它拥有怎样的活力和能量，这种活力和能量都会被首先引向（就如同安泽慕斯那里一样）行政事务以及知识事务。当英国的资产阶级开始着力于创造和开拓一个帝国的时候，当法国的资产阶级走向大街准备发动革命的时候，在政治和经济上过于弱小的德国中产阶级则聚集在政府办公室和讲座大厅里，追逐着思想上的帝国和革命。无论是海因里希·海涅[9]（Heinrich Heine）的著名论断“德国哲学不过是法国革命的梦”，还是与罗伯斯庇尔将其政治敌对者送上断头台相对应的康德（Immanuel Kant）摧毁无根据的形而上学推论的哲学断头台，他们都一样拥有在政治上的敏锐感觉以及在历史和哲学上的精准判断力。人们一般认为法国人喜欢行动而德国人仅仅喜欢思考。不足为奇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普遍认为，做一名德国人然后去理解还没有十足能力去做的事情，比做一名法国人然后去做一些没有完全理解的事情要更加可贵。虽然基特勒故意避开提及任何德国社会—经济历史的基本情况（正如福柯颇具挑衅意味地不对法国大革命表示出任何敬意一样），但是他的叙事最终讲述的还是差不多同样的故事。德国文化生产的著名顶峰——从歌德到席勒[10]（J.C.F.Schiller），从霍夫曼到荷尔德林[11]（Friedrich Hölderlin）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在黑格尔和克劳塞维茨[12]（Carl Von Clausewitz）那里达到极致的哲学思考，格林兄弟和洪堡大学贡献的遗产——并不是崛起中的有产企业家们的经济优势带来的结果，而是国家官员、政府办事员以及被政府雇用的专家学者们努力的成果。当传统的解释聚焦于中产阶级如何被迫进入官僚机构时，基特勒却专注于研究以广阔的解释学知识来装备那些官僚的技术（techniques）。
正是歌德身上显著体现的（以及讽刺性地被霍夫曼笔下半爬行类的档案馆长林德霍斯特所浪漫化的）诗人和官员典范式的联盟，成为话语网络1800真正的主角。虽然基特勒从未明确声明，主体形成的技术以及对自反性的新主张是直接在为国家的服务中产生的，但他却清楚地表明了在国家和主体的诠释学之间有一个持续的反馈过程。变化的话语实践孕育了关于主体和适用于主体的文学，而国家则孕育了关于主体和适用于主体的管理阶层。这里又要提到黑格尔，这位基特勒笔下的话语网络1800的伟大导演，为文化输出提供了在哲学上十分有见地的读解：自反性主体（内在于绝对精神中，且为绝对精神提供了基础）的最终框架，出现在只有在（普鲁士）国家框架之内才可能的历史阶段之中。对爱和意义的承诺——在《金壶》的表述中引发了对“所有事物的神圣和谐”之诗化认知——在公务人员的存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那么，如果与对德国历史的标准化解读方式相对照，基特勒对话语网络1800的分析则意味着一系列饶有趣味的替换。在其他人思考宗教话语的新道路时，基特勒试图探索从“母亲之口”中传出的情色化话语感染力；在其他人聚焦于公共和私人的分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性别分化时，基特勒强调着母亲—婴孩关系中的新型语言习得实践；在其他人查探社会经济和政治上不足的中产阶级群体向政府管理部门和大学的迁移时，基特勒强调哲学上被美化的诗人—官僚的诠释学专制主义。年轻的基特勒与其说是反叛者，倒不如说是异教徒。他并没有引入全新的思想，而是以新的角度重述了老故事。然而，愈发明显的是，新角度需要一个基础。在基特勒至今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转向中，他开始把媒介作为话语体制的基础。
[1] 埃米尔·施泰格尔（1908—1987），著名德语文学学者，代表作有《诗歌的基本概念》。他挑战了类型论（genre theory）这一西方文学批评的重要范式，提出要在文学创造性基本模式的基础上解释文学类型。
[2] 查理·帕克（1920—1955），美国著名萨克斯演奏家。他开创了后来的爵士乐主流音乐——波普爵士乐，被誉为最伟大的中音萨克斯演奏家。
[3] E.T.A.霍夫曼（1776—1822），德国短篇故事作者及小说家，其杰出的作品具有怪异的风格，是德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www.xing528.com)
[4] 本书英文版出版于2011年。
[5] 谢林（1775—1854），德国古典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同一哲学的创立者。代表作有《论宇宙精神》《自然哲学体系初步纲要》《先验唯心论体系》等。
[6] 费希特（1775—1854），德国古典哲学家。作为哲学家，他寻求对哲学思想，特别是康德唯心主义思想的统一；作为爱国主义者，他试图唤醒德意志人民，要求国家统一。代表作有《全部知识学的基础》《自然法权基础》《论人的使命》等。
[7] 尼古拉斯·卢曼（1927—1998），德国社会学家，他发展了社会系统论，推动了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向功能—结构（functional-structural）和问题—功能主义（problem-functionalist）的理论转变，从行动社会到沟通和语义学（semantics）社会的转变，从社会“机器”到自我再生（autopoiesis）的转变。主要著作有《社会的社会》《社会的艺术》《社会的法律》等。
[8] 原文是unworldy，疑似为作者笔误，根据上下文判断应该是unworldly。
[9] 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德国抒情诗人和散文家，被称为“德国古典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代表作有《诗歌集》《哈尔茨游记》《论浪漫派》等。
[10] 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冯·席勒（1759—1805），德国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11]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著名抒情诗人，古典浪漫派诗歌的先驱，曾被世界遗忘了将近一个世纪。
[12]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普鲁士军队少将。其著作《战争论》是军事思想史上第一部自觉运用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系统总结战争实践和经验的军事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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