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辟僚属的史官群
早在北宋英宗治平三年,司马光奉命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当时英宗批准他可以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自辟官属,并且允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于是他先后遴选了和川县令刘恕、太常博士刘攽和龙水县令范祖禹作为修史助手。此后,书局曾一度设在洛阳。由于有司马光的直接领导和同事们的通力合作,经过十九年的艰辛努力,神宗元丰七年,他们终于完成了全书,神宗赐名《资治通鉴》。这部巨著之所以得以高质量地修成,完全与司马光自由遴选具有修史才能的得力助手分不开。其子司马康告诉晁说之说:“《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甫(攽),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恕),唐迄五代则范纯甫(祖禹)。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我公以纯诚粹识,不懈昼夜,不时饮食而久乃成就之,庶几有益于天下国家之大治乱,不自辜所志也。”(162)依据这种由负责修史者自辟史官,甚至设置书局,从而形成的史官修史群,由于在修史进度和修史质量等方面均比一般的官方设馆修史体制有明显优势,因此,南宋朝廷为弥补设馆修史所带来的种种缺陷,亦曾几次运用该形式编修官史,从而有效地提高了修史质量和进度。
高宗绍兴二年十一月,知湖州汪藻奏请编集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间诏旨,以备修日历官采择,得到朝廷批准。当时经建炎兵火之后,“史官纪录,靡有存者”,而“湖州不被寇,元符后所受御笔手诏、赏功罚罪等事皆全,藻因以为张本,又访诸故家士大夫以足之。”(163)同时,他还“远至闽、蜀数千里外,近在寓公寄客之家,或具公移,或通私书,旁求博采,远近毕至,分设科条,以类注解,才十二三。”(164)到绍兴六年,经范冲奏申,曾一度中止编集诏旨的汪藻得以继续编修,朝廷还赐予史馆修撰餐钱,允许其辟属编类。于是汪藻辟有鲍延祖和孟处义。八年,汪藻上进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诏旨》凡665卷,汪藻及鲍延祖、孟处义皆进官增秩有差。(165)该书的修成,不仅助修了《日历》,而且在随后朝廷编修《徽宗实录》时,对该书“所取十盖七八。”(166)那么该书之所以得以迅速编集成书,除汪藻本人的艰苦努力之外,亦同汪氏自辟僚属组成史官群分不开。
孝宗乾道五年,鉴于《徽宗实录》初修本“疏舛特甚”,李焘请求“重加刊修”,得到朝廷批准。(167)但随后李焘被差外任职,重修《徽宗实录》遂停顿下来。直到淳熙三年李焘重任史职,并且专力史事,《徽宗实录》才得以继续重修。这时李焘举荐吕祖谦为检讨,“审订增削数百条,书遂成。”(168)李焘重修成的《徽宗实录》凡200卷,《考异》25卷,《目录》25卷。这是李焘在史局得以自由举荐僚属,完成修史任务的基本情况。
理宗端平元年,李心传迁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朝廷下诏让其“无入议幕,许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169)当时李心传辟置高斯得为检阅文字,(170)牟子才兼检阅文字。(171)经过三人在成都府史局的共同努力,至端平三年完成全书。陈振孙言:《国朝会要总类》588卷,“李心传所编,合三书为一,刻于蜀中,其板今在国子监。(172)该《会要》记事包括太祖至宁宗十三朝。至嘉熙二年三月,朝廷又任命李心传为秘书少监兼史馆修撰,专一修纂高宗、孝宗、光宗和宁宗《四朝国史》、《实录》。于是他辟置高斯得为史馆检阅,“分修光、宁二帝《纪》”。(173)同时,“请(牟)子才自助,擢史馆检阅。”(174)他还奏召钱时为史馆检阅。(175)此外,据赵汝腾言:“李公太史心传开史馆,辟予同刘公汉弼、徐公元杰为属。”(176)可见赵汝腾等三人亦为史馆属官。据史书记载;在理宗任命李心传专一设史馆编修《中兴四朝国史》之前,自宁宗嘉泰二年开始编修《高宗正史》时起,朝廷先后就委任过陆游、傅伯寿、李壁、李和真德秀等多人主持编修《中兴四朝国史》,但都因故迟迟未能有很大进展。到理宗绍定四年正月,朝廷曾命李心传为国史院编修官,专修《中兴四朝国史·帝纪》,“甫成其三,因言者罢,添差通判成都府。”(177)至是,朝廷又专委他辟属修史。到淳祐元年他虽被罢职,但到二年正月,《中兴四朝国史·帝纪》正式修成上进。
纵观李心传两次辟属修史状况,我们不难看出:一方面,朝廷非常看重李心传的史学才能,并且专门委任他负责官方修史。在李心传未入仕之前,前后就有崔与之、许奕和魏了翁等23人举荐过他。(178)其间,李心传所著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均已被史院所宣取。到理宗宝庆二年,李心传应召赴阙,朝廷特补从政郎、差充秘阁校勘。而秘阁校勘“乃特创”。(179)绍定二年,经朝廷考察认为:“李心传供职以来,已踰两考,研覃典籍,恬静可嘉,特与改合入官”。四年正月,皇帝御笔:“李心传已经轮对,议论详明,尽言无隐,所当褒表。可特赐同进士出身,与升擢差遣”。是月,授将作监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180)可见李心传无论闭户著书,还是在朝供职,均体现出了良好的修史才能和治史态度,以及直言无隐的高尚品质。正由于此,他才被朝廷委以专修之职,因而当李心传于淳祐元年被罢史职时,吴泳感叹说:“作宋一经,舍鸿笔谁属?”(181)黄震更是高度称赞说:“其书家藏而人诵,殆将为我宋信史,所就益远矣。”(182)
另一方面,李心传辟置史官时,相当重视其修史才能和个人品格。如高斯得在《中兴四朝国史·宁宗纪》末如实记载理宗与济王事,以揭露史弥远矫诏立帝、逼死济王之实。对此,时相史嵩之为其叔弥远回护,于是“妄加毁誉于理宗、济王,改斯得所草《宁宗纪》末卷”。高斯得与史官杜范、王遂予以辨驳。杜范报书亦有“奸人剿入邪说”之语,然而书已进呈。李心传收藏高斯得草稿,题其末曰:“前史官高某撰”。(183)可见高斯得修史能够不畏权臣,秉笔直书。此后,高斯得仍参与了官方修史,他自己还著有《孝宗系年要录》和《高宗系年要录纲目》等。对于《孝宗系年要录》,他指出:“阜录新书幸已成,名山藏去复传人。毋令十载编摩苦,竟与家书共厄秦。”(184)这表明他坚持以修史传世为己任。又如严州布衣钱时,经时相乔行简荐举,特授秘阁校勘。同时,朝廷令下本州缮写其著述《周易释传》、《尚书演义》、《学诗管见》、《论语古文孝经大学中庸四书管见》、《两汉笔记》和《国史宏纲》, (185)可见他著述宏富。就在李心传辟他为史馆检阅之后,史载其“旋以《国史宏纲》未毕求去,授江东帅属,归。”(186)由此表明钱时难进易退,体现了他不乐仕进,埋头著述的独特个性。再如井研牟子才,尝学于魏了翁、杨子谟、虞刚简,以及朱熹门人李方子。他曾多次参与官方修史,著有《四朝史稿》等,在朝“以直声著于中外。”(187)
总之,由李心传所组建的修史史官群,总能尽力按期完成修史任务,这对于南宋后期官方修史久难成书、史官人员迁改频繁且浮衍修史的现状而言,无疑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刘克庄曾在挽诗中谈及自己欲被李心传辟为史官时言:“获麟以后便休论,化鹤而归亦浪言。过眼忽看《遗老传》,终身不及长公门。山房惜未从公择,书局闻曾拟道原。(自注云:今丞相游公尝言,秀岩欲以史局见辟。)六合茫茫千载远,些成无路可招魂。”(188)可见时人极为看重李心传所置书局。
综上所述,南宋修史史官群的产生,是为了纠正官方设馆修史弊端,弥补其缺失而形成的。它一般由诸如汪藻、李焘和李心传等颇具史学才能的人负责组建,由于这些负责人能够自由择属甚至置局,因而在修史进度和修史质量等方面均有所保证。它的出现和存在,不仅在南宋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后世集体修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注释】
(1) 《资治通鉴》卷69《魏纪一》文帝黄初二年臣光曰。
(2) 《郡斋读书志》卷5。
(3) 《郡斋读书志》卷5。
(4) 《文献通考·经籍考》卷20。
(5) 《文献通考·经籍考》卷20。
(6) 《水心文集》卷12《巽岩集序》。
(7) 《水心文集》卷12《巽岩集序》。
(8) 《长编》(浙江书局刻)“谭钟麟序”。
(9) 《郡斋读书志·附志》。
(10) 《郡斋读书志·附志》。
(11) 《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神道碑》(见《永乐大典》卷10421《周益公大全集》)。
(12) 《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神道碑》(见《永乐大典》卷10421《周益公大全集》)。
(13) 《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神道碑》(见《永乐大典》卷10421《周益公大全集》)。
(14) 《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神道碑》(见《永乐大典》卷10421《周益公大全集》)。
(15) 《文献通考·经籍考》卷29《百官公卿表》。
(16)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七○。
(17) 《朝野杂记》卷首附《付出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指挥》。
(18) 《四库提要》卷88《史部·史评类》。
(19) 《四库提要辨证》卷5《隆平集》。
(20) 以上均见《朝野杂记》乙集卷12《昔人著书多或差误》。
(21) 《朝野杂记》甲集卷4。
(22) 《朝野杂记》甲集卷4。
(23) 《朝野杂记》甲集卷4。
(24) 《朝野杂记》甲集卷4。
(25) 《朝野杂记》甲集卷6《嘉泰禁私史》。
(26)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3《跋李秀岩先生‘学易编’·‘诵书训’》。
(27) 《道命录·序》。
(28)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
(29) 《朱子语类》卷11。
(30) 《朱子语类》卷11。
(31) 《朱子语类》卷83。
(32)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4《答赵几道二》。
(33)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6《答陈师德一》。
(34) 韩淲《涧泉日记》卷中。
(35) 韩淲《涧泉日记》卷中。
(36) 韩淲《涧泉日记》卷中。
(37) 《鹤林玉露》天集卷2《二苏》。
(38) 《朱子语类》卷83。
(39) 《丽泽论说集录》卷10。
(40) 《丽泽论说集录》卷10。
(41) 《丽泽论说集录》卷8。
(42) 《丽泽讲义》(见《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
(43) 《丽泽讲义》(见《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
(44) 《东莱别集》卷7《与张荆州敬夫》。
(45) 《丽泽论说集录》卷9。
(46) 《左氏传续说·纲领》。
(47) 《东莱别集》卷13《春秋讲义·无骇帅师入极》。
(48) 《东莱集》卷5《太学策问》。
(49) 《黄氏日抄》卷5《读尚书》。
(50) 《黄氏日抄》卷82《临汝书堂癸酉岁旦讲义》。
(51) 《黄氏日抄》卷94《临汝书院朱文公祠》。
(52) 《黄氏日抄》卷82《临汝书堂癸酉岁旦讲义》。
(53) 《黄氏日抄》卷48。
(54) 《黄氏日抄》卷50。
(55) 《朱子语类》卷107。
(56) 《朱子语类》卷128。
(57) 《朱子语类》卷134。
(58) 吕祖谦《左氏博议》卷8。
(59) 《东莱别集》卷8与《朱侍讲元晦》。
(60) 《东莱外集》卷6《与李侍郎仁父》。
(61) 《戊辰修史传·参知政事真德秀传》。
(62) 刘知几《史通》卷9《核才》。
(63) 《史通》卷18《杂说下》。
(65) 见《黄氏日抄》卷44。
(66) 《四库提要》卷46。
(67) 《朱子语类》卷137。
(68) 《朱子语类》卷130。
(69) 《习学记言序目》卷38《唐书一》。
(70) 《习学记言序目》卷43《唐书六》。
(71) 《直斋书录解题》卷4。
(72) 《直斋书录解题》卷4。
(73) 《直斋书录解题》卷4。
(74) 《渭南文集》卷4《除修史上殿劄子》。
(75) 《直斋书录解题》卷5。
(76) 《直斋书录解题》卷5。
(77) 《直斋书录解题》卷5。
(78) 《四库提要》卷66《史部·载记类存目》。
(79) 《宋史》卷445《熊克传》。
(80) 《玉海》卷47《艺文·编年》。
(81) 《中兴小历》卷8。
(82) 《宋史》卷445《汪藻传》。
(83) 《宋史》卷445《汪藻传》。
(84) 《黄氏日钞》卷66。
(85) 《要录》卷180绍兴二十八年九月辛酉。
(86) 《汪藻对纂修史书的贡献》(见《第二届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国立编译馆,1988年))。
(87) 《宋会要辑稿·运历》一之二○。
(88) 《宋史》卷164《职官志》。
(89) 《宋史》卷164《职官志》。
(90) 《宋史》卷164《职官志》。(www.xing528.com)
(91) 《宋史》卷164《职官志》。
(92)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二七。
(93)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六○。
(94)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五三。
(95)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五四。
(96) 《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7《史院》。
(97) 《元丰类稿》卷11《〈南齐书〉目录序》。
(98) 施彦执《北窗炙輠录》卷下。
(99)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七二。
(100) 《南宋馆阁续录》卷1《沿革》。
(101) 《南宋馆阁续录》卷4《修纂》。
(102) 《朱子语类》卷107。
(103)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五八。
(104) 参见《史略》卷3《实录》。
(105) 《宋史》卷389《袁枢传》。
(106)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2《玉牒初草》。
(107) 周必大《文忠集》卷141《论史事札子》。
(108) 《止斋先生文集》卷27《辞免实录院同修撰第一状》。
(109) 《朝野杂记》甲集卷10《史馆专官》。
(110) 《朝野杂记》甲集卷10《史馆专官》。
(111) 《耻堂存稿》卷2《经筵进讲故事》。
(112) 《玉海》卷46《艺文·淳祐四朝史》。
(113) 见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七章。
(114) 见周必大《文忠集》卷153。
(115) 《直斋书录解题》卷18。
(116) 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2和83。
(117) 见王炎《双溪类稿》卷25。
(118) 见《宋季三朝政要》卷2。
(119) 《东里续集》卷17《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120) 《曝书亭集》卷45。
(121) 见《忠惠集》附录《孙繁重刊翟氏公巽埋铭》。
(122) 见《忠惠集》附录《孙繁重刊翟氏公巽埋铭》。
(123) 《直斋书录解题》卷14。
(124) 《夹漈遗稿》卷3《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125) 《宋史》卷438《徐梦莘传》。
(126) 楼钥《攻媿集》卷108《直秘阁徐公墓志铭》。
(127)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7《〈皇朝编年举要备要〉序》。
(128) 《未轩文集补遗》卷下《陈均方阜鸣方之泰方蒙仲列传论》。
(129) 见《新注资治通鉴序》(《元文类》卷32)。
(130) 《攻媿集》卷103《高端叔墓志铭》。
(131) 《攻媿集》卷13。
(132) 陈昉《宋宰辅编年录序》。
(133) 《止斋先生文集》卷46《祭朱文昭母夫人》。
(134) 《水心文集》卷12《纪年备遗序》。
(135)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76《隆州教授通直郎致士焦君墓志铭》。
(136) 《宋会要辑稿·崇儒》五。
(137) 《宋会要辑稿·崇儒》五。
(138)《郡斋读书志》卷。
(139) 《宋史》卷388《李焘传》。
(140) 《宋史》卷388《李焘传》。
(141) 《宋史》卷388《李焘传》。
(142) 《宋史》卷388《李焘传》。
(143)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8。
(144) 罗大经《鹤林玉露》天集卷2《二苏》。
(145)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3《答吕伯恭(五)》。
(146) 周必大《文忠集》卷7《省斋文稿》卷7。
(147) 周必大《文忠集》卷7《省斋文稿》卷7。
(148)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1。
(149) 《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26《苏文忠公轼墓志铭》。
(150) 《中国史学史》(见《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第三章。
(151) 《嘉祐集》卷8。
(152)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15。
(153)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2《古史余论》。
(154) 周必大《文忠集》卷138《同王内翰荐李塾试贤良札子》。
(155) 并载《宋代蜀文辑存》卷75。
(156) 《宋史全文》卷32。
(157) 《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魏了翁序。
(158) 《后村诗话·续集》卷4。
(159)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1《故资政殿学士李公(壁)神道碑》。
(160) 据黄宗羲言:“盖元祐有洛、蜀之争,二百年中,其学终莫能合。及后溪(刘光祖)与先生兄弟(李壁、李)出,鹤山(魏了翁)继之,遂合其统焉”。(见《宋元学案》卷71《岳麓诸儒学案》)。
(161) 《宋史》卷398《李壁传》。
(162) 见《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卷首。
(163) 《四库提要》卷153《集部·别集类》。
(164) 《景迂生集》卷17《送王性之序》。
(165) 《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壬午。
(166) 孙觌《鸿庆居士集》卷34《宋故显谟阁学士左大中大夫汪公墓志铭》。
(167) 《要录》卷180绍兴二十八年九月辛酉。
(168)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七○。
(169) 《玉海》卷48。
(170) 《宋史》卷438《李心传传》。
(171) 《宋史》卷438《李心传传》。
(172) 《宋史》卷438《李心传传》。
(173) 《宋史》卷409《高斯得传》。
(174) 《宋史》卷409《高斯得传》。
(175) 《宋史》卷409《高斯得传》。
(176) 《宋史》卷411《牟子才传》。
(177) 《宋史》卷411《牟子才传》。
(178) 《宋史》卷411《牟子才传》。
(179) 《宋史》卷407《钱时传》。
(180) 《宋史》卷407《钱时传》。
(181) 《庸斋集》卷5《内制序》。
(182) 《南宋馆阁续录》卷9《官联三》。
(183) 《南宋馆阁续录》卷9《官联三》。
(184) 《南宋馆阁续录》卷6《故实·秘阁校勘》。
(185) 《鹤林集》卷31《答李微之书》。
(186) 《戊辰修史传·宝章阁待制李心传》。
(187) 《耻堂存稿》卷8《孤愤吟十三首》。
(188)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挽李秀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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