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
(与伯纳德·巴伯合著)
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放弃这样的尝试,即找到捷径把范围极广、各不相同的和发展变化的观点归结于由皮蒂里姆·索罗金所提出的科学社会学之中。这种努力只能由一个大部头的著作而不是短短的一篇文章所能完成的。因为他对科学社会学的贡献几乎是涉及了他的与经验相关的社会学理论的每一个主要部分。试图追溯其科学社会学的每一个方面,或者更广义地说其知识社会学的每一个方面,将意味着要涉猎到其鸿篇巨制中的每一个方面,而这样做即使我们力所能及,也会导致对本书中所包括的有关他的研究大部分内容的一种不能容忍和自大的重复。因此,我们并非要系统论述索罗金对科学社会学的贡献,而是将对他的某些最为重要的和有时易引起争论的观点进行分析。我们并非要考察其科学社会学的诸多细节,而是要分析包含这些细节的更一般性的观点,这意味着将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删除那些更全面的分析中所包含的问题。最后,我们并非要彻底弄清索罗金有关科学社会学观点的发展过程,如这些观点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前就出现了,而是将主要讨论他后来的观点,尤其是在其《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中所提出的观点。简言之,这只是一篇批判地理解索罗金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文章;它不是有关其研究的综合性和方法性的分析。(www.xing528.com)
尽管这样做不算是一种局限性,但我们必须承认存在另一种局限。我们发现,虽不能说不可能,但却难以获得一种充分的与我们时代的一个学者的历史距离感,而这位学者曾经是我们两个人的导师。但是在这里,索罗金本人成了我们的救星。而且就他这样做而言,这本身差不多也是科学的微观社会学的一个主题,它表明了一所大学的社会结构如何影响到一位教授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甚至影响到知识的传输。索罗金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其职位后不久,便开始对美国的社会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他应邀去哈佛大学创办社会学系之后,这位有影响力的、坦率的和急性子的人才开始影响到众多学生的思维。为了理解这种影响的特征,我们来做一思想试验,即假想索罗金去的不是哈佛,而是去了其他的某个重要大学——如在欧洲。他同样拥有那所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之职。他也有一大批助手和学生,这些人按照应恭顺的文化期望,会成为他的弟子,仿效他的词语和思想,就像是他们自己的一样。但是在美国的学术环境中,且尤其是在像哈佛这样的大学里,社会结构和由文化所限定的期望方式,显然与其他地方迥然不同。科系的权威结构是多元的,而不是非常集权化的。不但是有主任之称的人,而且系里面的其他教员也都有同等的机会接近学生。也不存在着必须服从于主要教授的意见这类规定。这种结构情形意味着,在哈佛,许多社会学的研究生通常并不仅仅是做弟子。而且,索罗金本人的个性和角色行为也在学生中强化了具有独立思想的倾向。他们倾向于对索罗金的某些研究成果采取同样批判的态度,就像他本人以角色榜样的力量,对其他人,既包括当代人也包括前代人的成果采取的批评态度。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这一结构所限定的索罗金的角色,主要是提醒其学生选择不同的学术观点,而不是把自己的理论观点强加给他们。我们猜想,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解释为何正是索罗金的学生,当他们发现索罗金所做的与他们想到的不符时,无论正确与否,他们都毫不犹豫地与之区别开。在采取这种有时是畏怯的但社会支持的批判立场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索罗金本人的行为典范的鼓励,他认为其他学者都会犯错误。但在这里不适宜公开表达校友之情,我们只是想借此运用索罗金曾运用于分析他人成果的批判标准来分析他的研究工作。故本文主要是批判性的,而不是注释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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