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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传统与未来发展论丛:培养研究之资与古代藏书事业

时间:2023-12-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书院设祭有两个最主要的目的。从此以后,书院藏书就自立门户,得以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一起,并称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书院藏书的目的是为院中师生提供研习之资。书院与书的血缘亲情,使得修书、刻书成为书院一种与生俱来的功能。

书院传统与未来发展论丛:培养研究之资与古代藏书事业

五、书院的文化功效

书院的文化功效,还可以从祭祀、藏书、刻书事业中得到反映。

祭祀是书院规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历来受到世人重视,以致人们认为“书院之设”,“或以袭胜,或以表贤,或以就祀”(彭汝实《九峰书院记》,嘉庆《四川通志》卷八十),将祭祀先贤看成是书院产生最重要的原因。

书院设祭有两个最主要的目的。第一个是标举自己的学术追求,借所奉人物确立其学统,此即所谓“正道脉而定所宗也”(汪普征《还古书院祀朱文公议》,康熙《休宁县志》卷七)。它有两层意思,首先,书院是儒者之区,理所当然庙祝孔子及其门下贤哲等世所公认的儒家先圣先师,以区别于佛道两家的菩萨、神仙。其次,儒家又有不同派别存在,书院成为学派的基地,其立祠设祭,遵行“必本其学之所自出而各自祭之”的原则,“非其师弗学,非其学弗祭也”(黄榦《送东川书院陈山长序》,《黄文献公文集》卷六),可以起到强化学派认同的作用。祠堂之上排列的开山祖师及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象征书院的精神血脉,表明书院的学术渊源、风尚与特色,是学术传统的具体化。因此,我们可从供奉对象的区别,察知书院所属学术派别的不同,也可从宋元书院多祀周(敦颐)、二程(颢、颐)、张(载)、朱(熹)五子等巨儒,明代书院多祀王守仁、湛若水等大师的不同,看到学术思潮的时代特色。

书院祭祀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对院中学生实施教育,此所谓“尊前贤励后学也”(文礼恺《金华书院记》,嘉庆《四川通志》卷八十)。书院设祭,有一定的标准,凡“先贤之得祠者”,或乡于斯而“有德”,或仕于斯而“有功”,或隐学于斯而“道成于己”,或阐教于斯而“化及于人”(唐肃《黄冈书院无垢先生祠堂记》,《丹崖集》卷五)。一般来讲,享祀之人必须具备与本乡本土关系密切、德行道义足资后学模范这两个最起码的条件。乡土使人亲切,模范可以学习。祠宇中供祀的先贤,实际上就是书院为诸生树立的亲切可学的典型、榜样。这些先贤,虽然为官为民地位不同,或教或学所业各异,立功、立德、立言成就有别,但他们各有其可学之处,山长根据学生习性志趣的不同,各加规勉劝诫,令其见贤思齐,正可成就希天、希圣、希贤等不同层次的事业;而诸生长伴先贤,“仰而瞻其容,俯而读其书,一惟其道德言论是式是循”(彭时《重修胡文定公书院记》),观摩实践,日渐月磨,必能进德修业,卓然成为有用之材。因此,祭祀在书院成为一种形象化的教育手段,祠堂供奉着学习的榜样,学生“入其堂俨然若见其人”,心生感发向慕之志,必成理想追求事业。

书院祭祀活动一本其尊学术、重教育的理念,简单而又隆重。它依照儒家礼乐制度和程序进行,有尊师、重道、崇贤、尚礼的含义,它向院中诸生展示儒学礼仪的过程,实为生动的教育形式。不仅如此,透过庄严神圣的祭祀礼仪,院中诸生还可感知先贤先儒的人格魅力,感生成圣成贤之志,这样,祭祀就具有了人格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功能。

书院是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活动的公共场所,藏书则是书院一种永恒的事业追求。唐代,无论官府还是民间书院都已经比较注意藏书活动。北宋皇帝频赐经史典籍给岳麓、白鹿洞、嵩阳诸院而成的政府倡导之势,南宋朱熹、魏了翁等一大批书院建设者们孜孜不倦的努力,书院与各学派结合而成的学术需求,终于使书院挟其林立各地的藏书楼阁、皇皇数万乃至十万卷院藏之数,成就了其藏书之业。从此以后,书院藏书就自立门户,得以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一起,并称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www.xing528.com)

书院藏书有五个主要来源。一是历代皇帝赐书,其数虽少,但凭借至高无上的皇权,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二是中央与地方各级官府置备,它动用政府财力,虽难得多见,但一举即可解决问题,成为一些书院主要或唯一的藏书来源。三是社会捐助,包括官绅士民个人捐赠、院中师生捐置、非官方公众机构赠送等三种形式,它是书院藏书最主要的来源,是藏书事业最根本的保证。四是书院自置,包括拆资购书、书院自刻图书两种形式。五是设立图书基金,即利用官民二途所得银钱或田产,设为购书专款,利用息金或田租收入,常年为藏书楼提供图书。

书院藏书的目的是为院中师生提供研习之资。它既不同于官府藏书之石渠金匮,视若鸿宝,也不同于寺观、私人藏书之志在保存,以为珍玩,侈谈宏富,而是完全服务于院中师生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形成了公共性、公开性、利用性的三大特征,这是它区别并超胜于我国古代其他三大藏书体系之私秘性、封闭性、守藏性的最大特色与优势所在,也是它能由古代过渡到近现代的内在原因。院中师生是书院藏书最基本的读者群,而且这一读者群的范围在清代由师生而及管理人员,由院内而及院外,由本籍而至外地,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使得院藏图书的“公共性”、“公开性”更加显扬,最终如上海格致书院“凡遵约登楼观书者”皆在欢迎之列,书院藏书楼已然成为完全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

书院与书的血缘亲情,使得修书、刻书成为书院一种与生俱来的功能。自唐代丽正、集贤书院“刊缉古今之经籍”肇始,历经宋、元、明、清凡千余年的发展,书院的刻书与藏书一样,也成就了辉煌之业,“书院本”以其精校、精工、易行“三善”成为中国出版和版本目录学发展史上一个亮点,备受世人关注。

为院中师生教学与学术研究服务,谋求书院的发展,是书院刻书的首要任务。与祭祀相配合,书院经常刊刻本学派学术大师的著作,以教授院中诸生。此即本于登其堂必读其书之义,意在明道传学。如此则道以书传,院因学盛,其结果就是书院与学派的结合,书院与学术的共同繁荣。书院还刊刻师生的学术成果,如宋淳熙年间,衡州石鼓书院山长戴溪“与湘中诸生集所闻”而成《石鼓论语问答》三卷。这种形式,到清代就演变成书院课艺、文集的出版,如杭州紫阳书院,从道光八年到光绪十八年(1848—1896),先后出版《紫阳书院课艺》九集。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至二十四年(1898)六月,长沙校经书院每旬出版《湘学报》一册,共计45册,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学报了,它分史学、掌故、舆地、算学、商学、交涉六个固定栏目,发表院中师生“粗有所得之厄言”。这些连续读物的出版,可以及时反映书院的学术成果,扩大影响,甚至可以使贾林“收高值”,使“远方学者闻风向往”(赵宁《岳麓会课序》,载《岳麓文钞》卷十一)。书院还大量出版书院志、学规、章程、讲义、日记、同门录、藏书目录等。这类书籍,记录书院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意在总结经验教训,为教学、研究、管理、基本建设等提供借鉴,以推动书院自身的向前发展。

总括一代文献,为国家或地方的文化、学术、教育事业服务,是书院刻书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唐代丽正、集贤书院刊缉经史之籍数万卷,丰富国家典藏。元代杭州西湖书院刊刻图书一百余种,其中《国朝文类》总收元代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志、碑、传等各类文章,“敷宣政治之宏休,辅翼史官之放失”,实为一代“典册”(吴昌绶《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附录》)。清代,福州鳌峰书院在康熙年间刻《正谊堂全书》,收理学著作五十五种,总括宋明理学著作,人称“理学渊海”。广州学海堂道光年间所刻《皇清经解》一千四百一十二卷,与江阴南菁书院光绪年间所刻《皇清经解续编》一千四百三十卷,合称《皇清经解正续编》,总合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是为清代经学集大成之作。至于甘肃兰州兰山书院刊《二酉堂丛书》,收周秦以来“关陇著述”二十一种二十七卷,使“西北文献,略见于斯”(《丛书百部提要》);嘉庆年间,昆明五华书院所刻《滇明诗略》、《滇国朝诗略》、《续刻滇南诗略》、《滇南文略》、《滇诗嗣音集》等,形成云南历代诗文系列,实有总结地方文化之功。可见,书院刻书的范围已从书院师生扩展到了地方民众,有着广阔的空间。凡此种种,都说明书院刻书已经承担起总结一代学术,发展国家或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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