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中牵引力结构的演进趋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大体经历了6次周期波动，分别为：1979～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1年、1992～1995年、1996～2000年和2001年至今^[2]。在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作为经济发展牵引力的比例关系也呈周期性变动。

在1949～1978年，消费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出口贸易十分有限，“投资”单条腿走路模式使我国经济在投资冒进和频繁干扰中艰难前行，到1978年，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

1978年以来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成为扭转中国经济困境的转折点。依靠投资、出口的迅猛增加，我国经济进入了长达30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投资率上升、消费率降低，在经济增长缓慢阶段，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并呈现消费率波动下行、投资率震荡上行、净出口率明显上升的总趋势。

图1　1978～2009年中国投资率、消费率和经济增长率以及投资消费贡献率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2010年

由图1可以看出，自1978年以来，消费率在1978～1981年上涨幅度有限，并在1982～1995年进入平稳下降周期，在1996～2000年出现小幅上涨，2001年之后则急速下降。

具体来说，改革开放初期，消费呈报复性增长，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由开放前期几乎无法实现到逐步得到充分满足。消费率由1978年的62.1%增至1981年的67.1%，达到开放以来最高值。1981～1995年，消费率逐步下降，虽在1990年前后，消费率曾出现短暂上升，但消费总体趋势萎缩，由1981年的67.1%降至1995年的58.1%。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自1998年推行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和特种国债、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居民收入拉动GDP增长。1997～2002年6年通货紧缩，与投资不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持续走强的消费率。然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没有快速地如期显现：GDP增长率由1999年的7.6%升至2000年8.4%。加之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城市居民消费趋于稳定，农民收入的提高又是一个长期过程，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状不可能在短期得以改变，还存在民间投资机会不多、税收手段使用空间狭小等问题，加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贸环境有所好转，拉动内需的政策便退居二线，“走出去”的出口战略重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2001年以来，内需增长慢于经济总产出的增长，消费率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62.3%跌至2008年的48.6%，创改革开放以来新低，阶段性贡献率均值仅为9.03%，与2003年以来GDP超过两位数的平均增长形成鲜明对比。

图2　1978～2009年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农村居民消费率和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变化图

资料来源：相关年度《中国统计年鉴》(www.xing528.com)

并且，在对一国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变动（如图2）分析时，还可发现：不同时期，二者对最终消费率的影响也各不相同。1978～1979年居民消费下降，但被相应上升的政府消费所弥补；1981年开始，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分道扬镳，至1988年居民消费攀升至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点，政府消费则降至最低点；之后，政府消费逐年增加，居民消费则不断下降，至1994年政府消费迎来最高点，居民消费则达到最低；此后居民消费持续低迷，到2006年降至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点72.6%，政府消费则达到最高点27.4%。可见，最终消费率的变动与居民消费并无必然联系，而政府消费则表现出一定的反周期性。我国最终消费率过低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消费率的持续走低。从1982年的66.5%跌至2008年的48.6%，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在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和城镇居民消费率进行对比（如图2）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居民消费率一路攀高，并在1990年出现逆转，城市居民消费率高于农村居民消费率并迅速扩大差距，截至2009年，城市居民消费率是农村居民消费率的近3倍。由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较经济发展成果与城市居民收入并没有显著提升，加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萎靡的消费甚至没有完全显示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尴尬处境。

较之消费率的总体性下降，投资率总体呈显著上升趋势，且波动幅度较大，周期性更加明显。投资率的波动可大致分为6个阶段。1978～1982年，改革开放后的国民收入重点用以补偿开放以前居民收入的欠账问题，投资大幅下降，投资率由1978年的38.2%降至1982年的31.9%。1982～1985年，受1984年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松”政策影响大量货币注入，投资恢复性增长，呈现小幅快速上升，三年间由31.9%上升到1985年的38.1%。1986～1991年，由于1984年经济过热势头显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1985年转向紧缩，到1986年，受较为严厉的“双紧”政策的影响，投资率总体小幅下降，从1986年的37.5%下降到1991年的34.8%。1992～1993年，投资率再度经历小幅快速上升，从1992年的36.6%升至1993年的42.6%。1994～2000年，1994年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到1997年，面对内需不足、外需疲软的不利局面，1998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自1996年开始至2002年先后8次降息，通过“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新型管理制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扩大贷款计划规模、对四大国有银行再贴现等措施，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在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期，中国出现产品相对过剩和明显的通货紧缩现象，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治理通货膨胀变成主治通货紧缩，在政策上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1994年到2000年，投资率稳步下降，由40.5%降至2000年的35.3%，年均降幅近1%。2001～2004年，受当时经济形势和“双松”经济政策的影响，投资进入快速增长期，从36.5%攀升至43.2%，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高投资率水平。2005年以来，经济运行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渐暴露，如投资过快增长而消费需求不足，社会流动性过剩而银行经营效益不高，进出口贸易数额巨大但贸易纠纷不断，CPI屡创历史新高、通货膨胀压力加剧，等等。为此，政府实行“双稳健”财政和货币政策，并在2008年改为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稳健的财政政策，同时实行汇率制度改革，注重产业结构调整，2005年以来，投资率变动趋稳，保持在42.6%上下。

图3　1978～2009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率和贡献率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2010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净出口率持续走低。1978～1996年，净出口年均贡献率为4.5%。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贸易顺差水平持续加大，我国出口依存度迅速上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在1998年、1999年出现较大波动，但差距呈缩小趋势。净出口贡献率在2000～2007年金融危机前年均值达10.5%，其中2005～2007三年间净出口率为年均7%，贡献率年均值高达19.1%，2007年净出口贡献率飙升到44.4%。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从1978年的9.7%飙升至2006年最高点65%。出口依存度也从1978年的4.6%上升到2006年35%以上的水平。与美国和日本10%～14%对比鲜明^[3]。由于我国GDP近年来稳定增长，且上升幅度小于出口额的上升幅度，可以说，中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4]。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的逆转性影响不言而喻，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由2005～2007年的年均19.1%跌至2009年的-40.6%，2009年的净出口率4.36%不及2007年的一半水平。

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消费需求的过度低迷，形成积重难返的粗放式增长和缺乏后劲的低水平发展，“外强内弱”“外升内降”的需求结构一方面使经济持续增长乏力，“产能过剩”问题恶化，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反过来使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水平长期低水平徘徊，不能分享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成果，民生问题日趋显现。

国际国内经验表明，只有在一国经济的发展既有“牵引力”异动和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才往往被凸显出来。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也迫使经济发展的“牵引力”结构必须做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