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学衡派的出现,使新文化的拥戴者有些不安。一位“新青年”写信给胡适批评东南大学的几位学者“思想不清”:
他们反对新文化运动,可不肯指出新文化运动是甚么。据我所想,他们脑中的新文化运动不过是白话文,新式标点,直译的课文,写实派文字,新体及无韵诗,各派社会主义等,其实都看错了。新文化运动是对过去思想文化的反动。他的价值就在反动这一点,或如先生说,另换一个态度。至于他们所想各事,乃是各个人于觉醒后所试走的路,与新文化运动的本体无关。[113]
学衡派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名义,讨伐《新青年》同人尤其是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至于为何会将“新文化运动”的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还得从学衡派的集结讲起。
学衡派的两位中心人物吴宓与梅光迪相识于美国。1918年吴宓从弗吉尼亚大学转入哈佛大学,友人施济元告知清华公费生梅光迪在哈佛进修,治文学批评,造诣极深。梅光迪“原为胡适之同学好友,迨胡适始创立其‘新文学’‘白话文’之说,又作‘新诗’,梅君即公开步步反对,驳斥胡适无遗。今胡适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进所谓‘新文化运动’,声势煊赫,不可一世。故梅君正在‘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114]。
施济元以为吴宓的文学观念与思想态度,正合乎梅光迪的标准,推测梅氏必来拉拢吴宓。在施济元引介下,梅光迪果然来拜访吴宓,屡次长谈,“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昔伍员自诩‘我能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复之。’我辈今者但当勉为中国文化之申包胥而已”。吴宓十分感动,当即表示愿追随梅光迪,与胡适、陈独秀作战。[115]
吴宓在哈佛读书期间,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终日与中国人聚处周旋,“所谈论者,皆中国之政治、时事以及中国之学术、文艺”[116]。1920至1921年间他尤为关注所谓“新文化运动”,“虽身在美国留学,实不啻已经回国,参加实际之事业、活动”[117]。吴宓对新文化运动的了解,主要靠报刊及国内友人的来信。如1920年2月接梅光迪、张贻志函,“述国中邪说风靡之情形”[118]。同年7、8月间梅光迪来信“述国内教育近况及新潮情形,不尽感愤之意”[119]。
张贻志主编的《民心周报》,“系留美学生及国内学者素具言论救国之志愿者所创办”,吴宓也参与组稿,可视为《学衡》的前身[120]。吴宓谓《民心周报》自始至终“除小说及一二来稿外,全用文言,不用所谓新式标点。即此一端,在新潮方盛之时,亦可谓砥柱中流矣”[121]。张贻志对文学革命早有不满,曾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嘲白话诗》暗讽胡适:“白话编成韵,人人会做诗。纵非俚曲比,亦属竹枝词。文字本多体,泥名毋乃痴。羊蒙以虎皮,得不谓君欺。”[122]《民心周报》创刊号上,张贻志以旁观者自居,调停新旧文学之争。面对“五四”以后白话文风行之势,张贻志认为文学革命家与其急于用俗语取代文言,不如先做“白话革命家”,通过统一方言、普及教育来改良白话[123]。
张贻志留美期间也曾主张以白话代文言,后“觉不可能,思反其说,而以文言代白话”[124]。在他看来,文学只是文化事业之一小部分,留学生归国后不宜群趋于政治及教育两途,应各守其学,各尽所能[125]。文学革命的前史及在留美学界的反应,张贻志多少有所耳闻。这种先入之见致使他将归国后目睹之“新文化运动”溯源于《新青年》主张的文学革命。在《评新青年之论留学生》一文中,张贻志称“某君之所谓近来的新文化运动,吾不知其所指,以吾所揣想,殆指近来之所谓文学革命潮而言”[126]。
吴宓承认“新文化运动之发轫及其大盛之时,吾皆旅学美国,远道事实隔阂,而书籍报章所见亦不多,未能遍览周知”[127]。不管他再怎么留心国内状况,也只是“隔岸观火”。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史,吴宓毕竟缺乏近距离的观察及切身感受。再加之梅光迪、张贻志的影响,使其将“五四”后勃兴的新文化运动上溯至文学革命,把胡适、陈独秀认作罪魁祸首:
此间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盖胡、陈之学说,本不值识者一笑。凡稍读书者,均知其非。乃其势炙手可热,举世风靡,至于如此,实属怪异。……经若辈此一番混闹,中国一线生机,又为斩削。前途纷乱,益不可收拾矣。呜呼,始作俑者,其肉岂足食乎?[128]
吴宓以文学为毕生志业[129],担心自己学问未成,胡、陈之“流毒”如白话文学、写实主义、易卜生主义已遍布中国,他纵使习得良方,民众为庸医所误未必信服[130]。吴、梅相约归国后共办学报,以“持正论而辟邪说”[131],除“谋道”外不无“谋食”的焦虑。
吴宓原拟就聘北京高师,但念及“胡适、陈独秀之伦,盘踞京都,势焰熏天,专以推锄异己为事”,梅光迪回国后未能在京立住阵脚,恐怕北京高师亦非自己安栖之地。[132]归国前夕,吴宓接到梅光迪来信,拉他去南京高师主持编撰《学衡》杂志。吴宓向其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报告:
梅君的策略是我们能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站稳脚跟,而不是在北京大学。他强烈地反对我们中的任何人去北京大学,或受北大影响控制的北京其他大学。梅君为了实施他的策略,催促我们迅速回国。他写到,不应错失任何机会,不应继续允许文化革命者占有有利的文化阵地。[133]
吴宓依从梅光迪的策略,往赴南京筹办《学衡》。学衡派的缘起,可视作胡适在《逼上梁山》中讲述的文学革命域外发生史的续集。
按吴宓的说法,创办《学衡》杂志,远因是梅光迪与胡适的宿怨,近因则是胡先骕《评〈尝试集〉》一文“历投南北各日报及各文学杂志,无一愿为刊登”[134]。《学衡》发刊之初,专攻胡适的《评〈尝试集〉》最引人注目。[135]胡先骕评《尝试集》,意在颠覆文学革命的理论前提,不止于新旧诗之争。《学衡》诸人等着胡适还击,胡适却按兵不动,只诌了首打油诗:“老梅说:/‘《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迪生问叔永如此。)/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了一本《学骂》!”[136]这种轻慢的游戏笔墨,也是他日后应付《甲寅》派的策略。胡适虽未正面应战,却颇关注舆论界的反应,日记中称:“东南大学梅迪生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出版之后,《中华新报》(上海)有赞成的论调,《时事新报》有谩骂的批评,多无价值。”唯有《晨报副刊》上署名“式芬”的《评〈尝试集〉匡谬》颇有中肯之言。[137]替胡适迎战的“式芬”,即其文学革命的战友周作人。
要从学理上挑剔受过西学训练、又有一定国文修养的《学衡》诸人,并非易事。吴宓以为“自新文化运动之起,国内人士竞谈‘新文学’,而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则绝少”,在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的周作人可算其一。[138]然而,细察周氏之“匡谬”,也有不顾对方主旨,“蹈瑕寻疵,深文入罪”之嫌[139]。胡先骕对《尝试集》的批评,着眼于诗的声调、格律、音韵等,顺带涉及文白之争。而周作人挑出的谬误,基本与诗体无关,主要针对文白问题。
胡适为文学革命确立的参照系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民族语言的崛起,“以希腊拉丁文以比中国古文,以英、德、法文以比中国白话,以自创白话文以比乔塞(Chaucer)之创英国文学,但丁(Dante)之创意国文学,路德(Luther)之创德国文学”。[140]胡先骕指出这种类比是不确切的,因为拉丁文之于后起的国语是外国文,而文言、白话都是本国的书写语言。拉丁文之于英、德、法文,类似于汉文与日文的关系,日本人废弃汉文理所当然,但与胡适主张用白话取代文言不是一回事。精通日文的周作人反驳道:“日人提倡用日本文作文学,不但是废弃汉文,乃是废弃日本的古文而用日本的白话!”[141]且不论三人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上孰是孰非,周作人急于匡正的不是诗法的谬误,而要捍卫白话作为国语的地位。
面对学衡派的挑战,新文学阵营中第二位出马的是鲁迅。他认为学衡派没有从学理上“匡谬”的必要,只要推敲一下字句,即可估出对手的铢两。寻章摘句,略加戏仿,只攻一点,不及其余,是鲁迅杂文惯用的战术。“文且未亨,理将安托”,鲁迅以为《学衡》诸公“于旧学并无门径”,还不配掊击新文化。[142]
周氏兄弟相继迎战后,胡适应申报馆之邀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论及“五四”后文学革命的反响,没忘捎上专攻他的学衡派。胡适从《评〈尝试集〉》中摘录的段落,正是周作人着力匡正的部分。对于胡先骕的指摘,胡适认为外国文与本国文的差别不成其为问题,他仍用文字的死活来论证白话之于文言的优越性。胡适宣称《学衡》的讨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期,反对党均已破产,此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期。[143]
学衡派随着刘伯明的过世,梅光迪、胡先骕的退却而散场,但《学衡》杂志并未因胡适的宣判而“破产”,在吴宓的苦心经营下,一直维持到1930年代。1925年钱玄同寄给胡适一期《学衡》,他知道胡适对学衡派抱有“不值一驳”的轻敌之心。但眼见思想界的昏沉,钱氏不胜愤懑,自比为“银样镴枪头”,心有余而力不足,希望“思想学问都很优越”的胡适出马回击。钱玄同说:
虽然我们近来所发表的文章不能使你满意,但我们实在希望你也来做“思想界底医生”。……我希望你做《中国哲学史》、我希望你做《中国佛学史》、我希望你做《国语文学史》,但我尤其希望你做《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科学与人生观序》这类性质底文章。[144]
“我们近来所发表的文章”指《语丝》上钱玄同及周氏兄弟的杂感。1920年代前期,胡适忙于“整理国故”,时而朝政治方面“努力”,疏远了“不讨好”的思想革命,而《语丝》同人则承续了《新青年》的志业。胡适给钱玄同回信说,他未尝不想向《学衡》开战,但“有点爱惜子弹”,“不大愿意做零星的谩骂文章”。思想界的“膏肓之病”不是几篇小品文能医治的,胡适主张“补泻兼用”,输入新知同时整理国故。[145]
吴宓认为“五四”以后“纯事守旧者,已无其人。虽有新旧之争,国粹欧化之争,实皆皮相虚名。吾国今日真正之争,乃在文化建设之材料方法耳”[146]。中西之争在1920年代已转换为以中国为战场的西西之争。[147]吴宓、梅光迪诸人以西学正宗自居,试图以反对派的姿态,为“新文化”正名。在学衡派看来,新文化乃西方文化之别名,所谓“新文化运动”输入的不过是现代西方文化的支脉,不足以代表西方文化的全体。[148]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衡派与《新青年》同人的论争,并非新旧之争、国粹欧化之争,而是新派内部的正统之争。
学衡派所以与《新青年》势不两立,正因为双方在自我定位及势力范围上较为趋同。《新青年》高举“文学革命”的旗帜,而文学批评正是《学衡》诸人的看家本领。梅光迪抨击胡适等人神道设教、迎合群众的手腕[149],若干年后却悔恨没有利用运动的名义,把新人文主义升华为一种“包含了宗教中所有痴迷和悲怆”的信仰。梅光迪脱离《学衡》后感叹,他们这代人风急火燎地相互伤害,只是想用同样的方法,建造一座同样的大厦。[150]学衡派的张冠李戴——将胡适、陈独秀诸人认作“新文化运动”的罪魁祸首——把本与“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目保持距离的《新青年》同人如周氏兄弟,逼入回护“新文化”的阵营。“新文化运动”这一“另起”的名目就这样被“反套”在《新青年》身上。
[1]鲁迅:《热风·题记》,作于1925年11月3日,《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92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2]鲁迅:《写在〈坟〉后面》,作于1926年11月11日,《鲁迅全集》第1卷,第285页。
[3]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中译本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导言”部分关于五四运动的定义,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滥觞,以《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前期倡导的中心是《新青年》和北京大学。
[4]有海外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不是一个起止时间明确的运动,而是“五四”后流行的时髦语(buzzword),被边缘知识分子用来兜售各种已有的思想观念与文化方案。参见Elisabeth Forster, “The Buzzword ‘New Culture Movement’: Intellectual marketing strategies in China in the 1910s and 1920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51, Iss. 5 (Sep. 2017)。
[5]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七章“新文化运动的扩展”,七“对新文化运动不断加强的支持”。他认为“新文化运动”一词出自《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1日)上的记者答读者问。邓绍基指出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上的《调和论与旧道德》,是《新青年》同人中最早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文本。(《关于“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学林漫录》第十四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6]欧阳军喜指出“新文化运动”一词很可能最早由国民党人提出,见于《星期评论》第13号(1919年8月31日)刊发李汉俊(署名“先进”)《新文化运动的武器》;稍后《建设》第1卷第2号(1919年9月1日)刊载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称“新文化运动”是以科学发达为基础的“世界的国家及社会的改造运动”。戴季陶在《革命!何故?为何?》(《建设》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中将“普遍的新文化运动”视为革命进行的方法,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在于“智识上思想上的机会均等和各个人理智的自由发展”。参见欧阳军喜:《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以〈星期评论〉〈建设〉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7]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5页。
[8]周予同认为“五四”前后《新青年》最初把握着思想界的权威,但后来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等组织共学社,出版《解放与改造》;国民党的胡汉民、戴季陶、沈定一等抱着改组党务之见,出版《建设》及《星期评论》,“与自由派的《新青年》成为鼎足的形势”。《新青年》《每周评论》所以渐趋黯淡,失去青年的崇奉,反不能与研究系、国民党争衡,是因为胡适辈“自由思想的空气太浓,讲坛派的态度太重”,徘徊于浮泛的文化改造,不能顺应时势,从个人本位转向集团本位,触及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天行:《第四期之前夜:向青年们公开着的一封信》,《一般》第6卷第1号,1928年9月)
[9]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年3月20日在青年会征求会员大会闭幕典礼上发表的演讲,原载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3月21日,收入《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10]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11]《胡适之先生演说词》,陈政记,《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8日。
[12]据五四运动亲历者杨亮功回忆,五四当天唯一的宣传品,是印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共印二万份。宣言由罗家伦执笔,用白话文写就。(杨亮功口述、秦贤次笔录:《五四运动六十年》,台湾《东方杂志》复刊1979年第12卷第11期)可见学生运动彰显了白话文动员民众的效力,扩大了白话文的社会影响。
[13]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3月作,《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1923年2月。
[14]1922年2月17日铁民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3页。
[15]陶然(周作人):《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晨报附刊》1924年5月16日;收入《谈虎集》上卷,北新书局,1928年,第170页。
[16]益噤(周作人):《五四运动之功过》,《京报副刊》1925年6月29日;收入《周作人集外文》(1904—1925),陈子善、张铁荣编,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第720页。
[17]王寿遐(周作人):《北平的事情》,《子曰丛刊》第六辑,1949年4月1日。此文为主客问答体,作于周作人出狱前后。
[18]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一六“蔡孑民二”,香港,三育文具图书公司,1980年,第333页。
[19]关于五四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关系,陶希圣晚年的回忆文章《从五四到六三》(《潮流与点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有所回应。陶希圣作为“五四”的亲历者,当时是北大法科法律门一年级学生。在他看来,五四运动是“一个简单、纯粹与明朗的事件”,“五四运动的起因与白话文或文学革命没有什么关系”。《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在学生中流行,“但白话文,或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还未发生多大的影响”。在五四运动酝酿过程中,北大学生没有组织中心,也不是各大专学校学生的组织中心。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入国内,在北大学生集会上的演讲者,“没有北大的教职员,也很少看见白话文学或新文化运动诸位的踪迹”。五四运动从头到尾,除蔡元培出面劝导外,没有北大教职员参加。陈独秀是文科学长,并未曾参加学生运动;胡适此时到上海去了,根本不在北京。陶希圣将五四运动与文学革命切分开,强调“五四”是单纯的学生运动,是青年学生的民族意识、政治意识、文化意识普遍觉醒的起点。
[20]曾参与五四游行的北大学生田炯锦在《“五四”的回忆与平议》(《传记文学》第15卷第3、4期)中指出,叙述“五四”的事实,当先分清楚何谓“五四”、何谓“五四运动”。“五月四日当天游行的人,谁也不曾想到他们的行动,会被称为‘五四运动’。而以后侈谈五四运动的人,至少在时间上包括由八年五月四日到六月五日这一段,不少的人甚至将文学改良运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在一起;于是随其心之好恶,将‘五四’以前数年的某些事实,与‘五四’以后许多年的某些事象,都记在‘五四’的功劳簿上或罪过册上,以致后之人对五四运动的真相,不易明了,更不易对其功过,有持平的论断。”对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田炯锦认为未悉“五四”真相的人,“将新文化运动常发表主张的人,就指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其实五四运动努力的人,对新文化运动,甚少参预,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们,亦很少参加五四的行动”。
[21]“五四运动”一词诞生初期的诠释史,参见徐佳贵:《从“五七”到“五四”——“五四运动”诠释的发生及其初期演变》,《史林》2020年第2期。
[22]1919年5月7日午后4时陈独秀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1页。顾颉刚观察一般人对五四事件的反应:“这回风潮之后,我碰见了几个人:第一个是□□,我同他讲,他只是笑而不答,或者别有会心;第二个是□□□,他劈头就说,现在北京大学正在出锋头啊!我也无话可答;第三个是□□,我请他猜猜这一次谁胜谁败,他说:‘段派与交通系联合处分学生,学生必然无幸;如在法廷起诉,听说曹宅守门警察曾开数枪,有此一事,或未必学生全败。’则纯在势力及法律条文上着想了。”(1919年5月9日顾颉刚致叶圣陶信,《顾颉刚书信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2页)
[23]梁漱溟:《论学生事件》,原载北京《国民公报》,转引自1919年5月18日《每周评论》附录“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五四时期梁漱溟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自认为与新思潮相距甚远,对新派的主张多不赞同,但不反对提倡白话文。梁氏晚年回忆五四事件,自称“没有一种很激昂的情绪,没有跟着大家跑”。参见艾恺(Alitto, G. S.):《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
[24]刊发梁文的《国民公报》主笔蓝公武,充当学生一方的“辩护士”,为其开列了若干无罪的理由:首先法不治众,五四事件是共同意志的作用;其次示威游行为国民应有之权利,是文明国家常见的政治风景;再次公众裁制个人在近世法律上亦属正当行为;最后从道德方面看,惩处卖国贼不是恶行而是美德。(知非:《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1919年5月18日《每周评论》)
[25]五四事件发生第二天,北大法科学生照常上课,法律门一年级的第一课是刑法,刑法教授张孝簃任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同学们极关注五四运动的法律问题以及被捕学生的责任。张孝簃作为现任法官,本不应对现实案件发表法律意见,他只说八个字:“法无可恕,情有可原。”(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从五四到六三》)
[26]《晨报》在学生群体中的形象,参见1922年6月7日张梵致胡适信,他问《晨报》的“家长”究竟是不是研究系,是否替研究系发言。因“在学校并一般爱谈论时事的同学朋友们中间,常常听见有人说:‘《晨报》是研究系的机关报,研究系坏得不能说,《晨报》有时常给该系护短,终久是有个替代的——清白无派的——出来,我们就要和他断绝来往。’”[《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15—116页;《书信选》此信落款日期为1922年7月7日,据黄克武核对胡适纪念馆藏原信,应为6月7日。参见黄克武:《一个流产的结盟:胡适与研究系(1919—1922)》,《中国文化》第53期,2021年春季号]
[27]曾参与五四运动的北京法专毕业生王抚洲认为:“如果说是文化人激动起五四爱国运动,这功绩应归之于当时的新闻记者,而不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我所记得的五四运动》,《传记文学》第10卷第5期)他是指《晨报》《京报》《国民公报》对巴黎和会的报道对五四运动的刺激作用。
[28]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失败成功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晨报》1920年5月4日“五四纪念增刊”,转载于《新潮》第2卷第4号。
[29]瞿世英:《五四与学生》,《晨报》1921年5月4日。瞿世英1918年入燕京大学哲学系,与郑振铎、瞿秋白等合办《新社会》杂志;在五四运动中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1921年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
[30]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称:“后来北大有关此事之人,已将此事改称为文艺运动,使人将五四运动淡而忘之。”据《晨报》对1920年北京学生五四纪念大会的报道,瞿世英发言时称五四运动虽起因于国贼专横、外交危急,但现在吾人应取之目的在于文化运动。北大学生领袖段锡朋亦称:“吾们要采学生身份可能而有效的方法,谋实现吾们的目的即是文化运动。”而会上其他来宾的演说,大意不外此后应取之方针为文化运动。
[31]伏庐(孙伏园):《五四纪念日的些许感想》,《晨报》1921年5月4日。
[32]张维周:《我主张学生要干预政治》,《晨报》1922年5月4日。
[33]蒋梦麟、胡适:《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晨报》1920年5月4日。
[34]1921年5月2日胡适日记称:“后日为‘五四’后之第二周年。《晨报》与《半周刊》皆将出‘纪念增刊’,他们要我做文章。我自公园回来,已九点半了,想出一个取巧的法子,做了一篇文章。”所谓“取巧的法子”,即借黄宗羲之口表彰学生运动。(《胡适日记全编》3,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1页)
[35]胡适:《黄梨洲论学生运动》,《晨报》1921年5月4日。
[36]参见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
[37]高一涵在同年《晨报》的五四纪念上呼应胡适的论调,他梦想发明一种“思想界的飞行器”或说“社会进化的缩时法”:以教育机关为立法机关、清议机关,以教育界的评判为公是公非的标准。(《将来学生运动的责任》,《晨报》1921年5月4日)
[38]渊泉(陈博生):《五四运动底文化的使命》,《晨报》1920年5月4日。
[39]梁启超:《“五四纪念日”感言》,《晨报》1920年5月4日。
[40]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报馆,1923年。
[4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39页。
[42]1919年3月2日熊正理致张东荪信,《时事新报》“学灯”栏1919年4月12日。
[43]1920年5月12日梁启超致梁伯强、籍亮侪等诸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09页。“五四”前后梁启超诸人转向文化运动的过程,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六“新文化运动——梁启超退出政坛后的动向”,台北,食货出版社,1978年。周月峰:《另一场新文化运动:梁启超诸人的文化努力与五四思想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5期,2019年9月。
[44]梁启超:《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9月15日。
[45]梁启超:《学生的政治活动》,《晨报副刊》1925年5月4日。
[46]汪典存(汪懋祖):《每逢五月便伤神》,《晨报副刊》1925年5月4日。
[47]张东荪认为纪念“五四”不是纪念其已往的功绩,而是提醒未来的责任;过誉“五四”的意义,与将白话文体的改革谓为文学革命一样,有刻意鼓吹之嫌。(《五四之回顾》,《时事新报》1920年5月4日)
[48]参见陈平原:《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解读五四言说史》,《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关于“五四”的概念史及纪念政治,参见陈建守:《作为集合事件的“五四运动”:五四的概念化与历史书写》,《重估传统·再造文明:知识分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黄克武主编,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9年。
[49]茅盾认为从各式各样的五四纪念文中,可以窥见“文运之起落以及对于‘五四’之评估之‘早晚市价不同’”。“例如有些本来倒不见得怎样对运动起过劲,或者有什么关系的人士,后来却颇为这运动的真理而仗义执言,乃至杀身成仁;或者,张皇幽妙,把这运动初期所提出的一些课题,给了明确的解答。然而同时,也不免有些躬与其盛的人士,后来却怀了‘自悔其少作’的心情,或沉默,或顾左右而言他,或——不惜前后牴牾。”(《仍是纪念而已》,《文化杂志》第2卷第2号,1942年4月25日)
[50]1925年《晨报副刊》“五四运动纪念号”上,张维周从局内人的视点检讨学生运动失败的原因,如废学、没有领袖等,但关键在于学生加入党籍。(《噫,五四运动!》)
[51]蓝公武,字志先,笔名知非。清末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经张东荪介绍,结识梁启超。民初成为研究系重要成员,时人称他和张君劢、黄远庸为梁启超门下“三少年”。1917年7月接任《国民公报》社长。参见唐纯良、文继乐:《蓝公武传略》,《北方论丛》1987年第1期。
[52]《新潮》第1卷第3号“书报介绍”,1919年3月1日。
[53]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9月。1919年1月20日胡适致信许怡荪,称:“《国民公报》之蓝公武竟做了好几篇白话文章,还有极力赞成我们的议论。我们又征服了一块地盘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1页。此信写作时间之考订,参见宋广波:《考释胡适致许怡荪五通书信》,《中国文化》2019年第1期)1919年1月24日胡适致信蓝公武,表示非常喜欢蓝氏的白话文章,“新文学的运动从此又添了一个有力的机关报了”;并请蓝公武指出文学革命阵营中“壁垒不森严,武器不精良之处”。(《新青年》第6卷第4期,1919年4月)
[54]参见高波:《追寻新共和:张东荪早期思想与活动研究(1886—1932)》,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55]实社是1917年5月在北大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出版不定期刊物《实社自由录》,撰稿人有黄凌霜、区声白、李震瀛、华林等。参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14—215页。
[56]《北京大学之无政府主义:教育部其知之乎》,心声《无政府主义》(时评),《时事新报》1917年10月11日。
[57]黄凌霜《实社自由录弁言》(1917年7月)称“吾人既感于现社会之不平等与乎颠连无告者之盈天下也,于是思有以变革之。于政治上则蕲无政府之组织,于经济上则主张共产之真理,而希其实现”。实社同人希望用温和的手段“将无政府共产主义之观念灌输于一般平民之脑海中,以促其自觉”。转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下册,第491页。
[58]蓝公武:《文艺论·近代文学之特质》,《时事新报》1919年1月14日。
[59]蓝公武:《近代文学上戏剧之位置(上)》,《国民公报》1919年1月8日。
[60]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大中华》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20日。
[61]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1923年2月。
[62]黄远庸:《论人心之枯窘》,《论衡》1913年第2期。
[63]参见远生(黄远庸):《忏悔录》,《东方杂志》第12卷第11号,1915年11月10日。
[64]黄远庸致信章士钊谓“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根本救济“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艺复兴,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甲寅》1915年第1卷第10号)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将黄远庸这封信追认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www.xing528.com)
[65]张东荪:《白话论》,《时事新报》1919年1月17日。
[66]“本报特别启事”,《时事新报》1918年10月28日。梁启超的“讲坛文”实是演说体,发表情况如下:
[67]好学:《言文一致之提倡》,《时事新报》1918年11月16日。
[68]傅斯年:《答〈时事新报〉记者》,《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
[69]东荪:《疑猜与党见》(时评),《时事新报》1919年3月21日。
[70]1921年1月18日李大钊致胡适信中称:“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点醋意,真正讨嫌!”1922年胡适拉拢蔡元培、李大钊、陶孟和、梁漱溟等人发布“好人政府”的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时,研究系诸人觉得遭到有意的排挤,林长民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罗钧任解释这全是一班大学的人,并无排斥研究系之意。胡适不愿与研究系联手,因“研究系近年作的事,着着失败,故要拉我们加入”,相比之下,学院中人还是得社会信仰,占上风的。见1922年4月27日、5月14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3,第645、666—667页。胡适与研究系之间的合作与猜忌,参见黄克武:《一个流产的结盟:胡适与研究系(1919—1922)》。
[71]刘半农、钱玄同:《今之所谓“评剧家”》(通信),1918年8月7—8日,《新青年》第5卷第2号。
[72]胡适致钱玄同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9页。
[73]《评剧通信》,《晨钟报》“剧评”栏1918年8月22—25日。任鸿隽致信胡适,谓钱玄同骂张厚载的戏评,“挪出保存辫发、小脚等事,似乎有点过甚其辞”;“谩骂是文人一种最坏的习惯”,《新青年》同人“勿专骛眼前攻击之勤,而忘永久建设之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6页)
[74]《豂子戏园改良之主张》,《时事新报》“剧坛”1918年10月27日。参见马二先生(冯叔鸾):《改良剧园谈》,《时事新报》1918年10月30日。
[75]马二先生(冯叔鸾):《致豂子书》(评剧通讯),《时事新报》1918年10月31日。
[76]《豂子答马二先生书》(评剧通讯),《时事新报》1918年11月10日。
[77]好学:《模范》(教育小言),《时事新报》“学灯”栏1918年10月31日。
[78]聊止斋(张厚载):《对于〈新青年〉之批评》(来函),《时事新报》1918年11月27日。张崇玫:《致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先生书》(来函),《时事新报》1918年12月2日。
[79]《本馆启事》,《时事新报》1917年10月10日。
[80]《本报特设学灯一栏预告》,《时事新报》1918年1月16日。
[81]《本馆启事》,《时事新报》1918年2月27日。
[82]《时事新报》设立“学灯”栏的宗旨:“一曰借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二曰屏门户之见,广商榷之资,三曰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张东荪:《学灯宣言》,《时事新报》1918年3月4日)
[83]《本栏之大扩充》(宣言),《时事新报》1919年2月4日。
[84]《时事新报》1918年12月15日《特别通告》:“本报自逐日增刊学灯一栏,每逢星期例停一日,前曾登报通告,兹拟自下星期为始,每值星期,搜集各种图画,以补其缺,定名曰泼克,即英语puck,此言滑稽画也。各国报纸大都载有泼克画,以其具有直觉的感刺,足以兴动阅者。大凡读沉闷之言论后,必一阅此,借舒胸臆。本报因择每星期日发刊,以代学灯,正师此意耳。”
[85]记者:《泼克》,《上海泼克》(Shanghai Puck,又名“泊尘滑稽画报”)第1卷第1号,1918年9月。参见毕克官、黄远林:《中国漫画史》,第三章“五四运动时期的漫画”,第三节“沈泊尘与《上海泼克》”,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
[86]胡适留美时期曾搜集“时事画”(Cartoon),序曰:“西国报章多有‘时事画’一栏,聘名手主之。其所画或讽刺时政,或褒贬人物,几于不着一字而利如锋霜,爽如哀梨,能令人喜,亦能令人叹息,其为画也,盖自成一种美术。”(1914年7月12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1,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3—334页)
[87]《时事新报》1919年1月5日“泼克”画。钱玄同看到《时事新报》上讽刺他的漫画,谓“如此骂法,我颇觉得好玩,还有两条‘敢问录’,是骂我和半农的。看来以后还‘敢’陆续来‘问’,我希望他天天问几段,看看倒是很有趣的”。(1919年1月8日钱玄同日记)
[88]鲁迅:《随感录(四三)》,《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唐俟(鲁迅):《随感录(四六)》,《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
[89]张东荪:《〈新潮〉杂评》,《时事新报》1919年1月21日。在时人眼里,《新潮》与《新青年》的态度确有不同。顾颉刚写信给傅斯年“说《新潮》杂志的编辑,第一要随时随处有个豫程,不要碰了刺戟才去说话。第二要正大光明的做去,不要用手段,如文过、挑战、说谎等”,“处处用《新青年》作反证”,“恐怕他们摹仿《新青年》,竟做了个附属《新青年》的报,以至徇人忘己,没有自己独立的心思,为陈独秀辈利用”。顾颉刚作为新潮社成员,亦不愿《新潮》被外界视为《新青年》的附庸。(1918年12月19日顾颉刚致叶圣陶信,《顾颉刚书信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6页)
[90]张东荪:《〈新潮〉杂评》(续),《时事新报》1919年1月22日。
[91]张东荪:《新……旧》(小言),《时事新报》1918年12月14日。
[92]傅斯年:《破坏》,作于1918年12月17日,《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
[93]张东荪:《破坏与建设是一不是二》,《时事新报》1919年2月6日。傅斯年:《答〈时事新报〉记者》,《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
[94]张东荪:《破坏与建设是一不是二》。
[95]“泼克”画(四幅),《时事新报》1919年2月9日。
[96]傅斯年:《随感录四》,《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1日。
[97]傅斯年:《答〈时事新报〉记者》。
[98]蓝公武:《革新家之态度问题》,《时事新报》1919年2月28日、3月1日。
[99]张东荪:《思想与社会》,第七章“西洋的道统(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40页。
[100]东荪:《我辈对于新思想之态度》,《时事新报》“学灯”栏1919年4月7日。
[101]《学灯栏宣言》,《时事新报》1920年1月1日。
[102]东荪:《我辈对于新思想之态度》。
[103]共学社征稿启事,《时事新报》1920年7月7日。
[104]匡僧:《为驱逐大学教员事鸣不平》(《时事新报》1919年3月5日),《革新家之勇气》(3月6日),《大学教员无恙》《大学陈胡诸教员受侮确闻》(3月7日)。
[105]张东荪:《答胡适之书》,《时事新报》1919年3月15日。吴宓认为新文化运动与其反应者“乃材料方法之实事之争,非新旧之名义之争”。反应者之宗旨、态度亦不一致,“其与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有针锋相对者,有大同小异者,有全相径庭者,亦有偶尔龃龉者。其所持之态度,有剑拔弩张者,亦有心平气和者,有直肆攻击者,亦有婉而微讽者”。(《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中华新报》1922年10月10日)
[106]通讯(胡适致张东荪),《时事新报》1919年3月24日。
[107]钱玄同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0页。《书信选》将此信系于1919年2月下旬,有误。因为钱氏信中称:“《新青年》五卷二号,准明晨交仲甫去寄。三号系半农编辑。你如其有大稿,请早日交给他(三号极迟九月十五一定要寄出)。”《新青年》第5卷第2号标注的出版时间为1918年8月15日,此信应写于1918年8月中下旬。
[108]胡适致钱玄同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1页。据钱玄同来信时间推断,胡适的回信应作于1918年8月到9月之间。
[109]吴宓指出所谓“新文化运动”并非铁板一块,“亦仅就其大纲,合为一体而言之耳。其中人之所主张,固互有不同之处,而前后亦多改变,不可不知”。(《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中华新报》1922年10月10日)
[110]孟真(傅斯年):《破坏》,《新潮》第1卷第2号。
[111]1920年9月25日钱玄同致周作人信,《钱玄同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33页。
[112]张东荪:《不骂主义之胜利》,《时事新报》1919年3月20日。
[113]1922年10月16日于鹤年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21页。
[114]《吴宓自编年谱》,吴学昭整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77页。
[115]《吴宓自编年谱》,第177页。
[116]《吴宓自编年谱》,第175页。
[117]《吴宓自编年谱》,第209—210页。
[118]1920年2月18日吴宓日记,《吴宓日记》第2册,吴学昭整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30页。
[119]1920年7月2日至8月31日吴宓日记,《吴宓日记》第2册,吴学昭整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78页。
[120]张贻志,字幼涵,1890年生,安徽全椒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科学硕士,中国科学社成员,曾任《留美学生季报》《民心周报》总编辑。吴宓和《民心周报》的关系,参见张仲民:《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起源》,《五四新文化:现场与诠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6—27页。
[121]吴宓:《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中华新报》1922年10月10日。
[122]据《留美学生季报》1916年第3卷第4号载“本报职员表”,张贻志任编辑部总编辑,胡适是编辑之一;1917年胡适任《季报》总编辑。张贻志:《嘲白话诗》,《留美学生季报》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心理学家张耀翔《答某君嘲白话诗》:“编韵是一艺,编文又一艺。编韵必编文,这又为那起。况意在脑中,原具白话体。何苦写他时,要翻做文理。”(《留美学生季报》第6卷第1号,1919年3月)
[123]张贻志:《平新旧文学之争》,《民心周报》第1期,1919年12月6日。
[124]张贻志:《年会感言》,《留美学生季报》第3卷第4号,1916年12月。张贻志关于文白问题的看法,参见季剑青:《留美学生围绕语言改革的讨论及实践与文学革命的发生》,《文艺争鸣》2020年第9期。
[125]张贻志:《告归国留学生》,《留美学生季报》第3卷第1号,1916年3月。
[126]张贻志:《评新青年之论留学生》,《民心周报》第1卷第6期,1920年1月10日。张氏此文是针对《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上发表的陈独秀《留学生》。这则随感录批评留学生未担负起自己的文化使命,陈独秀认为:“西洋留学生除马眉叔、严几道、王亮畴、章行严、胡适之几个人以外,和中国文化史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班留学生对于近来的新文化运动,他们的成绩,恐怕还要在国内大学学生中学学生的底下(至于那反对新文化的老少留学生,自然又当别论)。”
[127]吴宓:《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中华新报》1922年10月10日。
[128]1920年3月28日吴宓日记,《吴宓日记》第2册,第144页。
[129]关于择业,参见1919年11月13日吴宓日记,《吴宓日记》第2册,第91页。
[130]1920年4月6日吴宓日记,《吴宓日记》第2册,第148页。
[131]1920年3月4日吴宓日记,《吴宓日记》第2册,第134页。
[132]1920年5月1日吴宓日记,《吴宓日记》第2册,第161页。北京高师寄赠的出版物,用白话文、英文圈点,学生之言“无非杜威之唾余,胡适之反响”,更动摇了吴宓进京的念头。(1920年10月25—27日吴宓日记,《吴宓日记》第2册,第188页)
[133]1921年5月24日吴宓致白璧德信,《吴宓书信集》,吴学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3页。
[134]《吴宓自编年谱》,第229页。
[135]胡先骕:《评〈尝试集〉》,《学衡》1922年第1、2期。1922年2月14日沈定一致信胡适问:“《学衡》一、二两期载有《评〈尝试集〉》一篇妙文,先生也曾匀出工夫过目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03页)
[136]1922年2月4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3,第549页。
[137]1922年2月4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3,第546—547页。
[138]《吴宓自编年谱》,第222页。
[139]吴宓:《再论新文化运动:答邱昌渭》,《留美学生季报》第8卷第4号,1921年12月。
[140]胡先骕:《评〈尝试集〉》,四“文言白话用典与诗之关系”,《学衡》第1期,1922年1月。程巍认为胡适用来作为文学革命旁证的“欧洲各国国语史”,是他误读厄迪丝·薛谢儿(Edith Sichel)《文艺复兴》一书获得的伪证。(《胡适版的“欧洲各国国语史”:作为旁证的伪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141]式芬(周作人):《评〈尝试集〉匡谬》,《晨报副刊》1922年2月4日。2月9日郑振铎致信周作人:“先生署名式芬的一篇杂感,极有力量,我想叫《学灯》转载,《小说月报》通信上也想转抄一下。”
[142]风声(鲁迅):《估〈学衡〉》,《晨报副刊》1922年2月9日,收入《热风》。关于学衡派与《新青年》同人的论争,瞿骏提醒应留心“灯下黑”的材料,注意历史人物的有限理性,充分考虑到信息的滞后性、不对称性、不完整性,从而摆脱“两军对垒”的思维,同情地理解历史的方方面面。(《再思“学衡”》,《读书》2020年第5期)
[143]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1923年2月。
[144]1925年4月10日钱玄同致胡适信,《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27页。附考:《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中此信的落款日期是“一九二五,五,十”,有误。钱玄同写给胡适的前一封信,落款日期为“一九二五,霉,二”。“霉”是英文五月May的音译。胡适回信的日期是“十四,四,三”,开头说:“你要‘霉’,可惜用早了一个月,真成了‘倒霉’了!(这一个月叫做‘阿不利’。)”由此可知钱氏上封信写于1925年4月2日。那么钱玄同“一九二五,五,十”的来信,据胡适回信的日期“十四,四,十二”,实际写于1925年4月10日。
[145]1925年4月12日胡适致钱玄同信,《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4—86页。
[146]吴宓:《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中华新报》1922年10月10日。
[147]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148]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节录自《留美学生季报》),《学衡》第4期,1922年4月。
[149]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1922年2月。
[150]梅光迪:《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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