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宝藏：云南虫在营地安家扎寨，与七飞铺呼应并发展

从战略布局上看，澄江东北方向第一道屏障是九村的黄草铺，过见虹桥后，第二道防线则是上、下七飞铺。崇山峻岭中，七飞铺设置颇有意味，下七飞铺可守住近在眼前的南盘江，上七飞铺则可防御由北向南的推进。

元明时期是北方人“进驻”云南的时代，蒙古人和汉人把一些扩张痕迹留在了云南。

元朝为“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在云南“皆置驿传”。明朝又强化了相关制度，打通云南交通、戍卫干线，延续驿站体统。后来官方军方的公务越来越多，驿站满足不了需求，朝廷便在交通要道增置军堡，与驿站共同运转。但驿站和军堡无法覆盖更广泛地区，于是，“（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十里设一铺，每铺设铺长一名。铺兵：要路十名，僻路五名……需要少壮正身”。这一制度的设置具有前瞻性，意在用点用线交错成一个独立体系并逐渐做大做强，看似防御部署，实为落地生根。

九村镇的上下七飞铺和黄草铺等村名都典出明朝。东溪哨、者底哨和风口哨也同样是明朝制度设置的产物。

云南大部分地区还是海洋的时候，“云南虫”能生活的陆地小得可怜，虫儿们拥有的陆地仅是帽天山一带，它们认定这块营地，安营扎寨，进而安家落户。至今，地球上并没发现更多的“云南虫”同类，说明当初虫儿们扩张意识有限，或者说能力有限。数亿年后，人类对陆地的依赖达到极致，能力也大大增强，便习惯于开疆拓土，探索各种扩地最大化的可能，地，“扩”成了疆土，营寨，“扩”成了国家。

我在九村山间走了一段“自选”山路。先到九村河边的“小新街”，再转回头奔向七江。这一路看得到古韵犹在的见虹桥，看得到薄雾中的上、下七飞铺，看得到老旧的七江大桥，也看得到废弃的滴水车站，这些地方都有路通向东北方的黄草铺——现代的公路，从前的山路，现已干涸的“水路”。从黄草铺的北面过去，就是宜良县的葡萄村。

▲云海

黄草铺那里曾有一座界碑，一面写着“澄江”，一面写着“宜良”。

“见虹桥”又名“借红桥”“长虹桥”。明弘治年间改建成石桥。嘉靖、隆庆两代又两次重修。清康熙年间石桥坍塌，通判王猷再修铁索桥。“未几，大水冲没。恒道人李缵甲募化重构铁索，铺木板其上，往来利焉（《道光澄江府志》）”。如今这座石桥已不再是澄江到宜良的交通要道，少见车马，但石桥两端的山路和桥体“摆”出的形状像个“丁”字，看得出，它曾是澄江东北连接外界的“咽喉”要道，在军事、经贸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上、下七飞铺与见虹桥山水相间，直线距离并不很远。很显然，从战略布局的思路演绎开来，澄江东北方向第一道屏障是九村的黄草铺，过见虹桥后，第二道防线是上、下七飞铺。崇山峻岭中，七飞铺设置颇有意味，下七飞铺可守住近在眼前的南盘江，上七飞铺则可防御由北向南的推进。

“铺”曾一度被理解成“邮铺”，实际上它最初的“邮”是军事上的“邮”，是传递号令的“连接点”，后来民间“邮政”才加入这个系统。这里说的“邮政”与现代邮政的意义不同，彼时“邮”有传递府衙文书的驿站的意思。“铺”的覆盖面广，布局细腻，兵丁虽少却机动性强，铺与铺之间的呼应快捷。当年的铺兵大部分是明初入滇的军士，后来也吸收了一些当地村民，他们环铺而居，子孙世役，拿起枪能打仗，拿起锄头能种地。如此这般一安置，亦军亦民的汉族聚居点不断以屯军的名义扩充，渐渐形成了汉族村镇，成功融入了“蛮夷之地”。一些村镇名称并未更改，还看得出早年的沿革——七飞铺原住居民为彝族，族人建了座“七佛寺”，屯军后村名则改成七佛铺，当地方言中“佛”与“飞”发音相近，因此后来被叫成了“七飞铺”（《澄江地名志》）。

▼云海

▲晨雾

“哨”是交通要道上的戍卫点，在明代中叶才大规模建置。明正德年间的《云南志》曾专列“哨戍”条目：“云南地方汉夷杂处，盗贼出没无常，故于各道路每十里或二三十里设哨戍守之。”看得出，哨为军方编制，是针对云南少数民族而设，为的是镇反、防盗。史料中对军哨的描述也算详细，大意为：驻扎二十至五十人，派驻军官连同家小一并驻扎，除发少量军饷外，拨有土地耕种，也兼屯田。它主要分布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和偏远地区，既是交通线上的军事据点，又是汉族军事移民的重要定居屯田地。

在明朝的纵向布局中，“哨”是末梢，而这末梢也同样是村镇的“种子”。

明万历元年，明朝在云南屯军已逾百年，从前的“铺”“哨”早已出落成村镇。只是，数十年间少有对外战事，明军掖着刀枪春种秋收，与深山住民间小来小去的争斗开始发生变化。

九村的“三铺三哨”常年战备，时有烽烟。上、下七飞铺和黄草铺都设在了南盘江边，相距二十余里，与宜良老竹山毗邻，而东溪哨、风口哨和者底哨三个军事哨点分布九村各方，只要发现山中有山民结队活动，便即刻快马传信。山中的军马接力赛隔三岔五，消息在各方军中传开，兵将们会放下农活顶盔掼甲紧急集结，出兵拦截山民。久而久之，山民们看清了明军的意图，越发谨慎，多有防备，但小规模冲突也时有发生，这样一来把原本只是明军想象中的“对峙”落到实处了，明军及当地百姓对屯军的认知也日益强化了。

有些事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明军进驻云南时的“政策”并不成熟，甚至有些极端，朝廷并未反思和调整，导致安分守己的少数民族兄弟们只能更改从前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心态……

▼绿色九村

见虹桥在明代建成，后又经历数次修缮，一直是连接澄江和宜良的重要关口。从明、清两代直到民国初年，往来的客商、马帮、驿使、军兵不断促成澄江“边关”的繁荣，相传在黄草铺，马店、客栈、酒馆、烟铺成了“刚需”，规模不大，却盛极百年。

澄江北部山区中，原来的彝族部落早已演化成了汉族聚居区，彝族远走深山。东山者底哨、阿依村、阿架村等村名虽保持了彝人韵味，但村中已很难找到少数民族的痕迹了。明朝屯军彻底改变了少数民族部落的性质，“蛮夷之地”顺理成章地掌控在朝廷手中。

帽天山上的“云南虫”绝想不到，“子孙”会把安营扎寨做得这么绝妙。(www.xing528.com)

在去七江的路上看上、下七飞铺，山坳里的村寨半隐在云雾中。

在那里，彝人修建“七佛寺”也是一个谜团，甚至有些高深莫测。

“七佛”指的是释迦牟尼佛及以前出现的六位佛陀。按照佛学著作里的解释，“七佛”指的是过去上劫末的毗婆尸、尸弃、毗舍浮三佛与现劫初的拘留孙、拘那含牟尼、迦叶、释迦牟尼四佛。佛教以“劫”来划分时期，有“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之说。“七佛”中最早的一位可追溯到地球混沌未开的年月。据说一小劫为一千六百七十九万八千年，一中劫为三亿三千五百九十六万年，一大劫为十三亿四千三百八十四万年，而地球生成不足四十六亿年……彝人崇奉多神，能为地球初始时期的诸位佛陀修建寺庙，绝对是一次意识形态的变更或发展。

抑或，佛陀们着实指点了他们什么。明朝的军事战略渗透到彝人部落之后彝人们渐渐“撤离”，说不定是来自佛陀的点化。

我想起了高僧李叔同写的一首诗：

世界鱼龙混，

天心何不平？

岂因时事感，

偏作怒号声。

烛尽难寻梦，

▼七江公路

春寒况五更。

马嘶残月堕，

笳鼓万军营。

九村“宝藏”中，元明时期留下的格局、遗迹无疑是一份瑰宝。明朝的“军统”意识比不了元朝，但在中国历史上，明朝的“统”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绝对称得上“体统”。其实，明朝的“统”带有明显的“发展”理念，从“铺”“哨”到根深蒂固的村镇，从军人到村民，发展虽说缓慢，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我又想起了刘伯温的一首意境很好的诗：

风驱急雨洒高城，

云压轻雷殷地声。

雨过不知龙去处，

一池草色万蛙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