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小人物展现伟大时代的优化

老舍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时说:“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么?”这番话最清楚不过地道出了《茶馆》一剧艺术构思的奥秘所在。

全剧出场的人物有70多个,他们出身不一,三教九流,无奇不有。这里有开茶馆的小业主,清宫的太监,吃洋教的绅士,吃皇粮的旗人,兴办实业的财主,特务,地痞,流氓,打手,人贩子,艺人,厨师,小学教员,大学生,女招待,反动军警,宪兵队处长及其爪牙,逃兵,等等。所有这些人物,在历史发展中似乎都不占据什么重要的位置,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然而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历历如绘地展现出那个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勾勒出一幅时代生活的广阔画面。

占据全剧画面中心的是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这三个主要人物。在剧情发展的几十年中,他们所走的生活道路各异,而他们的结局却是一样的悲惨。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老板,是旧中国一个安分守己的小商人典型。他洞悉世故,精明机灵,处处委曲求全,不得罪反动势力,以图保全自己。他深信自己按祖传的处世秘诀“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因而见了谁都请安,都磕头,都作揖。他苦心经营茶馆,努力揣度市面行情,不断进行“改良”,他在茶馆后面开了公寓,茶座由方桌长凳改成小桌藤椅,铺上浅绿桌布,墙上的财神龛换成了时装美人广告画,以后还聘用了女招待。这些改良使他的茶馆在与同行的较量中争得一席生存的地位。然而,在各种恶势力的敲诈勒索下,他的茶馆仍免不了被吞并的厄运。最终他才醒悟到,只有那些狗男女,才能活得有滋有味,便以悬梁自尽表示了他对那个不公的世界的抗议。秦仲义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民族资本家,起初他胸怀实业救国大志,雄心勃勃,把房产、土地都卖了来开设工厂,以求“富国裕民”。第一幕他和庞太监一段对话就充分证明他是赞同谭嗣同变法的。他不畏权势,在当时搜查维新派的一片恐怖之下敢于和庞太监这样重新得势的人物“斗嘴皮子”,表现了他对封建顽固派的轻蔑。但是,他同当时国内所有的民族资本家一样,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估计不足,最后终于被洋人“伸出一个小指头”推倒了。他辛苦经营了几十年的工厂被拆为平地,机器变成了一堆废铜烂铁。常四爷是下层旗人出身的城市贫民。由于他早已从清朝统治阶级的圈子里跌落下来,亲身感受到社会的黑暗和冷酷,因而具有民族自尊心和豪侠心肠。他比王利发更同情底层人的痛苦,比秦三爷更进一步看到社会的腐败。他敢作敢当,专打抱不平。他不只痛骂洋人洋教,还敢说“大清国要完”,为此而坐了一年大牢,出狱后又参加义和团与洋人直接斗争。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是卖菜不成,靠卖花生米来维持生计,到老来也是“没有寿衣,没有棺材”,“只好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www.xing528.com)

除了这三个人物而外,其他许多市井小民的命运也无一例外。像贫苦农民康六无法生活,只得将女儿卖给太监作老婆;松二爷委屈一生,活活地饿死,连口棺材也没有;两个逃兵苦苦积攒了一点钱想合讨一个老婆,半途中却被特务敲走了一大半……这一系列小人物的不幸遭际,都深刻地写出了那个世界的黑暗、荒唐和腐朽,使人们看到了旧中国的缩影。《茶馆》三幕剧分别发生在戊戌政变失败后的晚清末年,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爆发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剧本通过茶馆的衰败和经由茶馆反映出来的人情世态的描摹,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旧中国的腐败没落,它所埋葬的不只是王利发等人毕生追求的事业,而是三个腐朽不堪的时代。

曾经有人批评《茶馆》“没有揭示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没能反映出“人民革命斗争的全貌”,这样的论断同剧作者的意图及剧本的客观效果都是圆凿方枘、格格不入的。反映时代的主流,表现生活的本质,可以有各种的角度和方法,既可以正面展开,也允许从侧面反映,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和审美情趣完全有选择的自由,不必拘于一格强求一律。如果按照必须正面描写阶级斗争、人民革命才能反映时代本质的观点,像鲁迅的《阿Q正传》、郁达夫的《沉沦》、茅盾的《林家铺子》等一大批现代文学名著,还能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茶馆》没有采用所谓重大题材,没有写历史上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从剧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些旧社会常常可以遇见的普普通通的人物,然而正是这些人物的命运演变,极其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三个黑暗的时代。作者不仅对危害人民的黑暗势力给予了无情的暴露、讽刺和鞭挞,同时又以令人信服的艺术形象,表明了旧中国社会彻底朽烂,趋于崩溃,唯一的出路只有革命!剧本在最后表现康大力引导他的义母康顺子上西山,王大栓夫妇带着女儿小花也跟了去,而且是得到了“当了一辈子顺民”的王利发的同意,这就明确地昭示了现实社会的光明趋向。正如一位英国芭蕾舞剧团的演员看戏后所说的:“以前我是不问政治的,到中国以后老听你们说非搞社会主义不可,感到很不理解。我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好坏搞自己的艺术不就行了么?这次看《茶馆》,我才认识到你们确实非搞社会主义不可。”老舍在剧中并没借任何一个人物之口说出“埋葬三个时代”“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话,可是人物命运和性格发展的逻辑,却显示出这一客观的历史规律,因而特别真切,具有雄辩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