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中山王鼎的铭文揭示的生死循环

日常生活指向当下，

而大地的深处，

则蕴藏着他们的未来。

前文已经讲到，上古时代的先民们相信生命来源于大地，无论植物、动物，还是人，概无例外。作为个体的人是由母亲孕育的，作为整体的人类则是来自大地的，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阐释了人类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流露出中国古代先民对大地的情感。“人类从穴居时代以来，与之朝夕相处、载之养之的正是大地，这是一种对大地母亲又亲又爱的回报性情感。”^[9]

这种情感一路延续下来，经历朝风雨而未曾改变，比如在王朝宫殿之右（也就是西侧），一定筑有社稷坛，来祭祀生养我们的大地。

社稷的“社”，就是土地。在甲骨文中找不到“社”字，它的本字其实就是“土”。直到战国时期中山王鼎的铭文上，才出现了第一个“社”字：

左面的“示”表示神主，右下一横代表大地，右上“木”代表大地万物生长。篆文省去右上的“木”，并将原指大地的“一”写成“土”。万物生长的意涵，交给了社稷的“稷”字，前面说过，“稷”是“五谷”之一，在这里指代“五谷”。

在王朝宫殿之左（也就是东侧），则筑有祖庙（太庙），功能是祭祀祖先。所谓“左祖（祖庙）、右社（社稷坛）”，暗示着孕育生命的大地，与血缘传统之间的内在的联系。没有大地（“社”），就没有生命的起始，没有生命的起始，就没有一代一代的血缘传递（“祖”），也就没有了我们自身。我们循着血缘，追寻生命的来源，最终要追溯到大地上。祭祀大地由此成为上古时代祭祀的核心。《礼记》中说：

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

王自为立社，曰“王社”。

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

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

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10]

大社、王社、国社、侯社、置社，涵盖了从王到百姓各层级的社祭，标明了“社”的全民性。“社”，也因此成为华夏文明史上一个无比重要的词根，由它组成的词，多与土地、群体有关，比如：社会、公社。(www.xing528.com)

儒家文化（以《礼记》为代表）重视血缘传统，它的来源，是上古时代的祭祀礼仪制度。“《礼记》中所记的内容有经过儒家二度润饰和加工的成分”，“礼就是一道无形的城墙，它从浩渺无边的大自然中隔离出一块属于人的世界”。^[11]

户晓辉先生指出：“《礼记》清楚地显示出中国早期形态的‘天人合一’观念。但是，在这一观念形态背后，我们似乎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还有一个更原始、更庞大的观念母体存在着。尽管后来出现的一些观念已把它的面容弄得神情模糊，但是它的一些轮廓依然清晰可辨，我们可以在《月令》等章里清楚地看出它的身影。虽然‘天人合一’这个名称中的‘天’字已经包括了天地和大自然，我们仍然要把这个观念母体称为‘地人合一’，不仅是以示区别，而且是想指出‘地人合一’这种观念在时间上较早，它是后来‘天人合一’观念的母体。也许，彩陶的秘密就蕴藏在这种观念母体之中。”^[12]

大地不仅是生命的来处，也是生命的归处。上古先民相信，大地对生命的孕育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可以反复进行的。正像庄稼收割后，还能再生长出来一样。在大地的母腹中，人们生而死，死而生，生死轮回，可以反反复复地进行。这是许多汉族地区流行土葬的一个重要原因，支撑这一丧葬观念的，就是寄寓于大地之上的生死循环论。失去了大地，这样的循环就中断了。在20世纪之中国农村，曾有一些老人，纷纷赶在禁止土葬、实行火葬之前自杀^[13]，除了追求“入土为安”，更是怀有一个潜意识，即在土地的护佑下，他们有望转世重生。

在广大的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历经夏商，一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着一种“屈肢葬”，就是把遗体肢骨屈折，使下肢呈蜷曲形状，葬入墓坑。比如在2013年，在西安市临潼区境内，距离秦始皇帝陵约5公里，考古人员清理发掘了一处古墓群。墓葬分布区范围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宽约300米。在约6500平方米的区域内，共发掘墓葬五十座（其中包括秦墓四十五座、汉墓一座、晚期墓葬四座），这些秦墓均为一棺结构、单人屈肢葬。^[14]

20世纪中叶以来，在陕西、甘肃地区所发掘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中，屈肢葬者占70%，直肢葬者占12%，葬式不清者占18%。^[15]在俄罗斯南部的伏尔加河、顿河和第聂伯河下游的草原上，也流行过一种屈肢葬，而且年代相当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16]，时间相当于我们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早期中国”的形成时期。

屈肢葬的样子，像一个睡熟了的婴儿，让我不禁想起达·芬奇《温莎手稿》里的关于子宫内的胎儿的素描［图6-1］，带我们回到了生命的初始状态。一个胎儿，那么宁静、安详、温顺、可爱地躲在母亲的子宫里，等待着开启他人生的旅程。以屈肢葬的方式将逝者埋入地下，就是祈愿他像胎儿一样，重回母腹，在大地的孵育下（研究屈肢葬权威的学者高去寻先生认为，墓地外围绕的墙，象征着母亲的骨盆^[17]），等待再一次的降生。

还有一种奇特的葬俗，称为瓮棺葬（urn burial）。那些用来盛放遗体的瓮棺，是尖底瓶的形制，只不过它的口部不是小口，而是敞口，更像是陶罐与尖底瓶的混合体。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瓮棺葬都是一种流行的葬俗，常用来埋葬幼儿和少年。但日本在绳纹时代和弥生时代有成人瓮棺葬。在一些新石器时代墓葬遗址中，透过一些已经破碎的瓮棺，可见看见里面葬着夭折的孩子。除了孩子的遗体，人们在瓮棺中还会发现一些丝绸的碳化痕迹，在河南双槐树遗址，甚至在瓮棺里发现了丝绸的痕迹——5000多年前的桑蚕丝残留物，说明在丝绸发明之初，并不是用于日常穿着，而是用于包裹尸体，因为“蚕是自然界中变化最神奇的一种生物，它一生有卵、幼虫、蛹、蛾四种状态的变化，这种静与动之间的转化，会使人们联想到当时最为重大的问题——天地变化与人的生死。蚕卵是生命的源头，孵化成幼虫就如生命的诞生，几眠几起又像人生的几个阶段，蚕蛹可以看成是一种死，原生命的死，而蛹的化蛾飞翔就是人们所追想的再生”^[18]。人们把飞蛾美化为蝴蝶，因此“化蝶”，一直是中国文化中对于死生轮回的意象性表达。“蚕的一生就是人们所期望的一生，破茧成蝶、生生不息……”^[19]出于这样的目的，先民们以丝绸包裹尸体，放入瓮棺，再将瓮棺深深埋入地下，那么死去的人就会像蚕一样，破茧重生。

[ 图6-1]
《子宫里的胎儿解剖学研究》，意大利，达·芬奇
英国温莎城堡皇家图书馆 藏

齐岸青先生说：“在仰韶文化墓葬中，孩童约有一半左右采用瓮棺葬，埋于房屋附近，并在瓮中留孔，推测是让其灵魂自由升天之意。当时十分盛行的巫术和祭祀活动中也引入了这种联想，据分析，良渚文化中冠状饰者的身份当属巫师之类，生前他们亦会戴此装饰以助行巫。此外，蚕纹常饰于青铜礼器上，也是为了在祭祀或施展巫术时，使人与天的沟通更加方便。先民在观察蚕的形态变化时所考虑的与天地生死的联想，远多于对茧和蛹的经济利用，他们用丝绸包裹下葬亲人时，就是把丝绸当作一种载体，将所包裹的逝者传送到另一个世界，寓意逝者重生。”^[20]

大地不仅成为生命的出发地，而且成了收纳生命的容器，恍如一件硕大的陶器，孤悬于宇宙中。在它的内部，生与死，可以永无止境地进行转化。对上古先民来说，死不是终结，而是生命的另一次开始。因此，在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甘肃秦安大地湾等仰韶文化遗址中，我们可以看见居住区、生产区和墓葬区是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在半坡村落遗址北部，考古人员发掘出一段长达70多米的深沟，勘探后发现这是一条椭圆形的防护沟，沟内是居住区，过沟北部是公共墓地，沟东则是烧制陶器的公共窑场。^[21]

代表生命的村庄、代表死亡的墓地，以及代表祭祀的陶器，在这样的古代聚落里完美契合，缺一不可。那条椭圆形的防护沟，划出了生者与死者的界限，却又紧紧相依，不离不弃，好像是为了“住”在墓地里的亲人，能够快捷地返回他们居住过的村庄，而不至于因距离过远，迷失了回家的路。在这些古老的村落遗址里，一个人可以轻松地跨越生与死的鸿沟，在阴阳两界自由地去来。

而沟东的公共窑场，则烧制出人间最美的器物，也就是彩陶，供奉给逝者，更供奉给大地神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