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中叶,古蜀三星堆文明走向极盛,与商文明比肩而立。这种形势,从当时全中国范围内各大地域与商文明的力量对比来看,都是十分特殊的,在整个商代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商王朝经过数代苦心经营,到武丁在位时, “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115],对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统治,近乎取得绝对权力。但对长江流域则不然。在长江中游今湖北黄陂盘龙城,有商王朝的城邑,在遗址中出土159件殷商青铜器(二里岗期),器形分作29种,其中有大量钺、戈、矛等兵器[116]。在湖南宁乡曾出土数以百计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其中一些青铜器铸造极为精美,较之中原同时代器物,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有学者认为是湖南就地铸造的,其青铜铸造技术已超过中原地区[117]。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了400多件青铜器[118],虽然其中一些器物颇受商文明影响,但主要是地方风格,不能说是商文明的亚型,表明那里存在一支较强的地域文明。这种形势说明,商王朝在长江中游的政治扩张并不十分顺利,颇有阻力。至于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情况则更为复杂。
长江上游、西南地区以蜀为泱泱大国,殷卜辞中已见有蜀的记载,是一个有实力、有影响的地域性政治实体和文明。陕南汉中地区的考古发现还证实,古蜀又是一支富于实战能力的强大军事力量。尤其广汉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发现,更显示出古蜀王国具有鲜明个性的青铜文明特点,而它的青铜文明,在主体方面并不是商文明所能涵盖的。由三星堆极宏富、极辉煌的青铜文明,可知当时的蜀必然是一个拥有相当广阔地域的大国,也是一个握有相当丰富资源的大国。商中叶时,蜀的北境在汉中,这已由城固出土铜器群[119]所证实[120]。蜀的东境在长江三峡之东,这也由大量考古材料所证实[121]。而蜀的南方是广袤的西南夷之地,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数十尊西南夷青铜人头像,已表明西南夷是蜀的附庸[122]。因此,如果从地域广运的视角看,蜀拥有长江上游和上、中游之交,北至陕南、南至西南夷的广阔地域。虽然它的腹心之地只有成都平原一块,但由于根基深厚,基础广博宏阔,触角伸出很长,支撑点密集、深广而牢固,所以能够强大到极致,以致敢于起而与商王朝相抗衡。
就资源而论。
农业资源方面,黄河中、下游主要是旱作农业区,商代是温暖气候,农产量应当不错。但商都殷墟积聚了巨量人口,需要消费巨量粮食,并且,商王室上下和朝内外大小官员又大量饮酒,“作长夜之饮”,“腥闻在上”[123],也需消耗大量粮食原料,而商王朝都城殷墟所在地区是有名的沁阳田猎区,不可能提供巨量粮食满足其需要。所以商王经常为农业收成担忧,卜辞中常见“卜年”之辞,就意味着商王朝时感人口压力与粮食短缺矛盾所造成的严重威胁。
古蜀王国的中心成都平原是一个不算很大的冲积平原,现在面积充其量不超过9500平方公里,古代开发有限,并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假如仅凭成都平原的农业资源,是绝不可能造就出也不可能支撑起一个敢于同商王朝相抗衡的强大政治实体的。但是,蜀自三星堆二期即夏代以来,长期奉行沿江东进的政策,大力向东方扩张,占有川中、四川盆地东部之地,又东出三峡,据有夔、巫之地,其扩张冲击波一直推进到西陵峡以东的江陵荆南寺,前锋几乎触及江汉平原。这些地区不是商王朝的统治区,甚至不是商王朝的争夺区,加之文明程度浅演,不能抗衡古蜀三星堆文明的强劲扩张之势,因而成为蜀国北疆汉中盆地和汉沔嘉陵江经济区的战略大后方。古蜀王国西南的南中广大地区也是蜀的战略大后方,那里稻作农业相当发达,资源极其丰富,是商王朝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不能触及之地,但却长期为蜀所控临。上述三个农业发展区域——成都平原经济区、汉沔嘉陵江经济区、南中经济区,共同支撑起了古蜀文明的基础。三星堆古蜀王国都城之所以有巨大的城圈、庞大的人口和复杂的政治宗教机构和辉煌的文明,就在于它植根于它所统治的广阔地域的富足农业资源之上。商代长江流域气候较之现代更为温暖,是稻作农业较理想的经营地区,收成相当丰厚,汉代寒冷期这里尚且能够“无冻饿之人”、 “无凶年忧”[124],商代更应如此,所以才会引起商王朝的觊觎。由此可见,长江上游、西南地区农业资源的富足,使蜀能够供养大量非食物生产者,培育一个复杂的政治组织及其庞大的分级制体系,从而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
战略资源方面,尤其青铜原料方面,中原无锡,可开采的铜矿也少。商王朝的青铜原料究竟来自何方,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翦伯赞认为来自长江上游西南地区[125],石璋如认为就在河南商王朝本土[126],但均苦于没有确据而不能论定。近年来安徽、江西发现了古铜矿,有证据表明商代已在那里进行开采。如此看来,商王朝的青铜原料,可能大多来源于长江流域。作为商王朝南土据点的湖北黄陂盘龙城[127]曾出土孔雀石[128],或许可以表明盘龙城的功能之一,就是扮演维护长江流域“金锡之道”的兵站的角色。殷墟5号墓的部分青铜原料,已经科学测试证实来源于云南[129]。这表明,除长江中游而外,商王朝青铜原料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地是长江上游。
商王朝要获取长江上游云南地区的铜、锡、铅矿料,就非得首先跨越蜀国不可,或者通过蜀国,让蜀起中介作用。不管采取哪种形式,总之在商王朝从云南获取青铜原料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蜀发生各种关系。
蜀国青铜原料的来源,同样并不在成都平原蜀的腹心地区。川西高原汉之严道(今四川荥经)地区,那里古有铜山,铜矿资源相当丰富,汉文帝“赐邓通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130]。《管子·山权数》所称“汤以庄山之铜铸币”,庄严同义,庄山之铜即指严道铜山。这意味着严道铜山是蜀国青铜原料的产地之一。除此而外,川西高原的灵关(今四川芦山)、徙(今四川天全)、青衣(今四川雅安),以及南中北部川西南山地的邛都(今四川西昌)、朱提(今四川宜宾、云南昭通)等地,也是蜀国铜矿资源的来源地[131]。但是,以上产铜地区却并无产锡的记载,因此,蜀的大部分青铜原料必然来源于其他地区。据科学测试,蜀国青铜器的铅料来自云南[132],而蜀国青铜器同云南青铜器的合金成分又十分接近。由此看来,云南是蜀国青铜原料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商王朝和蜀国都要在云南取得青铜原料,必然就会因此而发生关系。但对于这些关系,历史文献完全没有记载,只有上引《管子·山权数》记有“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一语,透露出商王朝在蜀地取铜的一丝信息。这条材料并非完全不可靠。商代有铜贝是考古学上的事实,不但中原发现过,山西发现过,而且三星堆祭祀坑也曾出土3枚。虽然说成汤时商在蜀取铜不大可能,但如果说商中叶商王朝在蜀取铜却并非不可能。既然商中叶武丁时可以在蜀国以南的云南取铜,那又为什么不可能在蜀地取铜呢?问题其实不在这里,而在商王朝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在蜀、滇取铜。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回答商、蜀关系的问题。
显然,蜀国因控制了南中而拥有富足的铜、锡、铅资源,三星堆祭祀坑出土西南夷形象的青铜人头像已充分证实西南夷广大地区为蜀所服,而三星堆青铜原料多来于云南,这是不成问题的。而在历年的云南考古中,都几乎没有发现商文化的影响之迹,这就表明商王朝对云南的关系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商王朝要获取云南的青铜原料,只能通过蜀国。从殷墟卜辞和汉中考古可以知道,商王朝并没有征服蜀国,蜀也不是商的臣属方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取蜀国以南云南地区的青铜原料,商王朝必须而且只能采用贸易方式,通过蜀为贸易中介的途径来取得,甚至有可能直接与蜀进行贸易,从蜀人手中获取青铜原料。这应当就是《管子》所说“汤以庄山之铜铸币”的本来面目。可见,商、蜀之间的铜矿资源贸易,是形势使然。
从可能性上看,不论商还是蜀都有比较发达的贸易系统,而共同的贸易中介物是海贝即贝币,这种贝币在商、蜀地域内都有大量发现,背部磨平穿孔,以便串系,进行交易。贝币为商、蜀之间的铜矿资源贸易提供了双方通用的等价商品,使双边贸易成为可能。殷卜辞中有“至蜀”、“在蜀”的卜辞,也许就和铜矿贸易有关。
从商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来看,它主要体现在礼器上而不是兵器上。这意味着商王朝的军事力量并没有能够深入蜀地,而是它的礼制深入到了蜀地,这是和平的文化交流的结果。如果联系到商、蜀双方的青铜原料贸易来看,商王朝礼制对蜀文化的影响应是随着贸易而来的,这正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
以上分析表明,有商一代,商王朝始终未能征服蜀国,也没有能够控制蜀国以南西南夷地区的铜矿资源。由于商王朝缺乏青铜原料资源,而对于富产青铜原料资源的西南夷地区又鞭长莫及,所以只能仰给于控制了西南夷资源的蜀。因而,为了保证青铜原料来源渠道的畅通,商王朝必须容忍一个强大的蜀国在它南边恣意发展——既然不能摧毁它,那就只能利用它。这也是三星堆文明得以雄踞中国西南的重要政治经济原因之一。
【注释】
[1]Clyde Kluckhohn,The Moral Order in the Expanding society,City Inwincible:An Oriental Institute Sympasium,1960.P.400.
[2]严可均辑:《全汉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14页。以下引此,除特别指出外,不再注出。
[3]参考段渝:《论蜀史“三代论”及其构拟》,《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6期。
[4]陈登龙:《蜀水考》卷1,陈一津分疏。
[5]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Exploration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6]曹学铨:《蜀中名胜记》卷6。
[7]胡鉴民:《羌民的信仰与习为》,《边疆民族论丛》1940年。
[8]《华阳国志·蜀志》。
[9]段渝:《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10]蒋成、陈剑:《岷江上游考古新发现述析》,《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3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1]《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
[12]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载《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
[13]《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蜀纪》。
[14]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15]江章华、颜劲松、李明斌:《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址群——宝墩文化初论》, 《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4期。
[16]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6。
[17]胡鉴民:《羌民的信仰与习为》,《边疆民族论丛》,1940年版。
[19]《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0]V.C.Childe,Man Makes Himself,1948.
[2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2页。
[22]这里的三星堆文明分期,是基于“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这种序列划分。如据另一种分期方法,则三星堆文明的下限应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约相当于西周初期。另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明的年代为西周,或晚至春秋。
[23]据发掘报告,三星堆一号坑出土大象门齿13根,二号坑出土象牙67件、象牙珠120件以及4种象牙器残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413、417页)。二号坑出土的整支象牙数量不可确知,一般将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象牙数量笼统计为六七十支。
[24]段渝:《巴蜀是华夏文化的又一个起源地》,《社会科学报》1989年10月19日;《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
[25]段渝:《古蜀文明富于世界性特征》,《社会科学报》1990年3月15日。
[2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2页。
[27]《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28]段渝:《古代中国西南的神秘王国》,《丝语中文时报》(伦敦),1996年6月号。
[29]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宗教》,《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
[30]《尚书·牧誓》。
[31]《尚书·召诰》。
[32]林向:《古蜀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寻根》1997年第4期。
[33]据《三星堆祭祀坑》,三星堆二号坑出土大型神树2件,小型神树残件可分为4个个体。见该书第214、219页。
[34]参考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50页。
[35]段渝:《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36]《华阳国志·蜀志》,《后汉书·冉夷传》,《古文苑》章樵注引《先蜀记》。
[38]《逸周书·王会篇》。
[39]《左传》襄公三十年、昭公十年、定公六年、哀公四年、哀公七年。
[40]《史记·周本纪》。
[41]《礼记·明堂位》。
[42]《荀子·性恶篇》。
[43]《唐书·宰相世系表一》。
[44]《左传》僖公十年。
[45]《论语·为政》。
[46]《礼记·曲礼》。
[47]《国语·晋语》。
[48]《国语·晋语》。
[49]李学勤:《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6期。
[50]《华阳国志·蜀志》。
[51]《史记·秦始皇本纪》。
[52]《史记·西南夷列传》。
[53]段渝:《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
[54]段渝:《古代中国西南的神秘王国》,《丝语中文时报》(伦敦)1996年第6期。
[55]金正耀等:《广汉三星堆遗物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文物》1995年第2期。
[56]2001年2月,成都市苏坡乡金沙遗址又发现巨量象牙,总重量接近1吨。遗址年代为商周之际。更加证实成都平原的象牙必来源于滇、缅、印地区。关于成都平原巨量象牙的来源问题,可参考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57]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论支那名称本源于蜀之成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8]《史记·三代世表》。
[59]《水经·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城记》。(www.xing528.com)
[60]段渝:《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
[61]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页。
[6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108页。
[6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5页。
[6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
[65]Morton H.Fried,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New York,1969,p.187.
[66]Jonahan Haas,The Evolution of the Prehistoric State,New York,1982.
[67]《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
[68]王家祐:《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61年第1期。《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古》1981年第6期。
[69]参考段渝:《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
[70]杜迺松:《论巴蜀青铜器》,《江汉考古》1985年第3期。
[71]林春:《巴蜀的青铜器与历史》,《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64~173页。
[72]四川省博物馆等:《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73]古蜀王国的势力范围在岷山山区只达到岷江下游区域,即今四川阿坝州茂县北境,未及上源。
[74]冯汉骥:《成都平原之大石文化遗迹》,原载《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16期,转载《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3页。
[7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
[76]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77]在金杖、雕像的制作、使用时期,战争和对抗在蜀、商的官方交往中,占据着重要内容。参见段渝:《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78]M.萨林斯、L.塞维斯:《文化与进化》第3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9]P.K.博克:《多元文化与社会进步》,余兴安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页。
[80]《左传》昭公十七年。
[81]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82]孙华:《巴蜀文物杂识》,《文物》1989年第5期。
[83]李学勤:《〈帝系〉传说与蜀文化》,《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版。
[84]《史记·五帝本纪》。
[85]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
[86]此据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章华先生见示。
[87]夏鼐:《碳十四测定年代与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4期。
[8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213页。
[89]《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
[90]《近十年河南文物考古工作的新进展》,载《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页。
[91]林向:《古蜀牙璋新论》,见所著《巴蜀文化新论》(成都出版社,1995年),又见所著《蜀与夏——从考古新发现看蜀与夏的关系》(《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
[92]四川省博物馆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
[93]林向:《蜀酒探源》,《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94]四川省博物馆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南方民族考古》第2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0年版。
[95]东汉景云碑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96]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51页。
[97]徐中舒:《夏史初曙》,《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98]董作宾:《殷代的羌与蜀》,《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
[99]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台北,鼎文书局1975年版,第378~383页。
[100]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第119页。
[101]胡厚宣:《殷代之农业》,《甲骨学商史论丛》第2集,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
[102]陈梦家:《陈代地理小记》,《禹贡》第7卷第6、7期合刊;《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95页。
[103]唐金裕等:《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第3期。
[104]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6页。
[105]《山海经·中次九经》。考古亦可证实。
[106]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1页。
[107]《逸周书·职方》孔晁注。
[108]殷代外服的生产区域和地理方位,参阅徐中舒《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
[109]黄石林、赵芝荃:《偃师商城的发现及其意义》,《光明日报》1984年4月4日。
[110]《郑州商代城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111]《尚书·酒诰》;《周礼·考工记》。
[112]《盘龙城一九七四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
[113]《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2期。
[114]参见《左传》隐公元年。
[115]《孟子·公孙丑上》。
[116]《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117]参考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地质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页。
[118]《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119]唐金裕等:《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第3期。
[120]段渝:《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
[121]段渝:《论早期巴文化——长江三峡的古蜀文化因素与“早期巴文化”》,载《巴渝文化》第3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22]段渝:《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123]《尚书·酒诰》。
[124]《汉书·地理志下》。
[125]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207页。
[126]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版。
[127]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128]《中国古代冶金》,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5页。
[129]中国科技大学科研处《科研简报》1983年5月14日第6期。
[130]《史记·佞幸列传》。
[131]见《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
[132]金正耀等:《广汉三星堆遗物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文物》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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