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决定将清末“学堂”一律改称为“学校”，一律禁止清末教科书，废止小学读经科，同时废止了“奖励出身”制度。在同日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中，对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中学的课程和教学时数作出规定，从而影响到考试制度的变革，并以此作为新制颁行前的过渡。
1.湖北小学升级和毕业考试的实施
1912年9月3日，《壬子学制》公布。小学，分列初等小学校和高等小学校两级:前者的修业年限为4年，后者的修业年限为3年。在同月28日教育部颁行的《小学校令》中，则将初等小学课程统一规定为:“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缝纫。”对高等小学课程的统一规定为:“修身、国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男子加课农业，女子加课缝纫。”[4]
1915年1月，袁世凯颁发《特定教育纲要》，决定仿照德国和法国学制，实行“双轨制”，将初等小学分为“国民学校”和“预备学校”。前者为普及四年制义务教育的设施，后者则专为升学之预备机构。其后，教育部又专门颁发了《国民学校令》《高等小学校令》和《预备学校令》。然而此制实行未久，便因袁世凯的病故而废止，仍复民元旧制。
1922年11月1日，《壬戌学制》颁行，分小学为初级小学、高级小学二级。前者修业年限为4年，后者修业年限为2年。同年12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发布《中小学各学科课程要旨》；次年4月，该会又拟定了《小学及初中课程标准纲要》，对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的课程进行了规范，并陆续编印了配套教科书，从而使小学教学和考试有所凭据。
民国初年，湖北的小学教育远逊于清末。客观说来，并非此期湖北小学发生退坡，而是它的停滞不前，使其他发展较好的省份超前，从而使清末的名列前茅，退居到中游甚至中下游。在陶行知、薛鸿志1923年主编的《中国之教育统计》中，列有各省“小学生人数及其占人口总数的百分比”一项。其中比值最高的山西，达7.20；其次，直隶为2.42；再次为陕西，比值为2.31；又次为北京、奉天、吉林、黑龙江，比值为2.21；而湖北仅为0.76，只是前列最差的三分之一。居于湖北之前的省区，还有云南(2.06)、甘肃(1.88)、浙江(1.84)、广西(1.70)、江苏(1.20)、广东(1.14)、湖南(1.09)、四川(0.97)、河南(0.89)、江西(0.87)，湖北仅列于贵州(0.59)、安徽(0.49)、新疆(0.21)之前；在23个省区中，湖北名列倒数第四。[5]诚然，这次统计的信度不是太高，但它说明湖北教育的不进则退恐为事实。
另一能反映当时湖北小学教育状况的文字材料，为蒋维乔1915年撰写的《鄂省视察教育记》。他在武昌停留的4日中，主要考查了湖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和省立模范高等小学校。他在两校听课后，深感教师仍用“旧时教法，专尚空论”:
初小三年级某教员授国文慎言课，纯用注入式，学生多有忘携教科书、二人合看一册者，更有一生无书枯坐，面前置他书一册者。
参观高小二年级黄校监趾端授农业科“植物生长之要件”，引证甚详，惟语言似嫌过速，全用注入式，而无发问。且农业重在实习，既无学校园，又无实物可以直观，仅凭书讲演，似难收效。
高小三年级，夏教员授地理科“江苏省”，黑板绘画甚明晰，惟亦全用注入式。又于课本之外，另编极详之参考书，用油印给与学生，为之讲解，与中等程度之教科书无异。教员用力虽勤，似嫌躐等。[6]
“注入式”教法往往是与“刻板式”考试相配套的。此二校为湖北小学教育的标杆。名校尚且如此，遑论他校!由此，似可见此期湖北小学教育质量之一斑。(www.xing528.com)
1922年《壬戌学制》颁行后，湖北小学教育的办理有所改观；不仅学校数量有所增长，而且教学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教学质量的提高，与教学方法和考评方式的改革关系密切。此期湖北教育界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较大，先后实验了分团教学法、自学辅导法、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试图对传统的班级授课制进行变革。为配合新教法的实施，有人提出了废止现行学校考试制度的主张，同时也要求废止传统的计分制，代之以智力测验、能力测验等新式考评方法。
由于《学生学业成绩考查规程》明确规定:“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即以平时成绩评定学业成绩，不施行测验；但遇必要时，亦得施行适宜之测验。”[7]所以，此期小学学生平时的考试负担并不重；只是在初小和高小毕业时，大多学校均会举行毕业考试，并以毕业考试的成绩作为升学的参考。
2.湖北中学升级和毕业考试的实施
《壬子学制》规定，中学为单级设置，修业年限为4年。1912年12月，教育部颁行《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对中学课程予以规范:
中学校之学科目，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女子中学校加课家事、园艺、缝纫，但园艺得缺之。外国语以英语为主，但遇地方特别情形，得任择法、德、俄语一种。[8]
1915年1月《特定教育纲要》颁行后，中学增加读经科，必读《曲礼》《少仪》《大学》《中庸》《儒行》《礼运》《檀弓》，节读《左氏春秋》。
1922年《壬戌学制》颁行后，中学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二级设置，行“三三制”，高级中学为“综合中学制”，对中学学制进行了较大变更。1923年4月25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公布所拟定的《初中课程标准纲要》，将初中课程分设为社会科(公民、历史、地理)、言文科(国语、外国语)、算学科、自然科、艺术科(图画、手工、音乐)、体育科(生理、卫生、体育)；规定实行学分制，初中毕业共需修满180学分(必修科须占164学分)。同年6月，该会又刊布《高中课程总纲》，规定高中实行学分制，将高中课程分为三类:(1)公共必修科目，占总学分之43%；(2)分科专修科目(分必修与选修科目)，占总学分之37%；(3)纯粹选修科目，不超过总学分的20%。其中的公共必修科目，为国语、外国语、人生哲学、社会问题、文化史、科学概论、体育，共计67学分。[9]
上述规定，实际确立了湖北中学的考试范围。此期湖北中学教育的发展，略好于小学教育。据1923年《中国之教育统计》所载，1922年湖北中学的学生数为5524人(不含教会中学学生数)，低于四川(9581人)、江苏(9216人)、广东(9107人)、直隶(7480人)、山西(6910人)、山东(6291人)，高于浙江(5131人)、江西(4165人)、广西(3921人)、福建(3773人)、奉天(3712人)、安徽(1938人)、陕西(1829人)、贵州(1664人)、吉林(960人)、甘肃(777人)、黑龙江(629人)、热河(178人)、绥远(102人)、察哈尔(99人)、新疆(无)。[10]显然，位于全国的中上游。若考虑此期在湖北办理的文华、益智、文学、博文、博学、圣约翰、圣约瑟、圣希理达、训女、圣罗以等教会中学的学生人数，此排名显然还会前移。1927年，省立中学共计15所，另有县立中学、私立中学和教会中学50~60所。湖北是年的中学规模，大体在70所左右。[11]
此期湖北中学的升级和毕业考试，均遵部章办理。决定升留级者，主要是学年考试；决定毕业与否者，主要是毕业考试。1922年《壬戌学制》颁行前，中学毕业考试仅为一次；而新学制颁行后，初中和高中得分别举行两次毕业考试。若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此前中学的各种考试相对严格，而此后由于受学生运动的冲击，罢课、罢教频仍，故而只能取宽松主义。一般说来，教会中学的考试，远较国人自办的公私立中学严格。但在1922年“收回教育权运动”爆发后，则开始日渐宽松；尤其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由于国民反帝爱国的热情高涨，教会学校几乎难以为继，教学和考试当然也就不可能规范实施。
考察此期湖北的知名中学，各校均订有“学则”，以规定入学、修业、升级、毕业等事项。一般说来，学校的校誉，与是否严格考成呈正相关。所以，知名中学除在学则中订立了升级考试和毕业考试的条款外，还专门订有“试场规则”，对考试作弊者严惩不贷。此外，各知名中学，还依据部颁《学生操行成绩考查规程》，订有本校的“施行细则”，对学生的品德、气质、意志、情感、言语、动作、仪容、智力、才干等各方面，进行分项考察。这也是中学考查严于小学考查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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