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争端解决机制的优势都是相对的，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争端解决机制。其中，国家实力的大小、报复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与此同时，一国的政治因素、案件所涉及行业等也会影响争端机制的选择。在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路径上，一般遵循先双边再多边的顺序；但是，实践中解决机制的选择受制于多种因素。目前大多是比较区域组织和多边解决机制，而且在区域协调机制研究中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对象的较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多种争端解决机制加以分析，进而对有关争端解决机制做出正确的选择。
现有文献中，对中国争端解决机制选择的系统性理论研究不足，实证研究缺乏，这些不足正是本书研究的方向。在发生贸易争端时，中国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争端解决机制，以减少贸易争端的不利影响，减轻贸易争端所带来的损失，更好地维护自身贸易利益。
【注释】
[1]支林飞：“如何面对美国的‘301条款’”，《瞭望新闻周刊》，2001年第47期。
[2]Elliott和Richardson（1997）指出，“超级301条款”是针对美国伙伴中长期存在不公正的贸易行为，美国贸易代表定期给出有不合理贸易措施的违规国家名单，并要求这些国家在一定期限内终止这些行为，否则美国单方面给予报复。
[3]“特别301条款”是1988年对“301条款”的补充，针对那些不能对美国知识产权给予保护的国家采取的单边措施。
[4]Elliott和Richardson（1997）提出，美国贸易伙伴对美国采取1974年贸易法中“301条款”的单边行动为挑衅性单边行动。Bhagwati（2002）指出，侵略性的单边主义仅仅是强国的工具，而且只能针对弱国。曾卡（2004）认为挑衅性的单边主义贸易政策，主要表现在“301条款”及其所带来的报复性威胁，更加频繁地在美国贸易政策中得到使用。
[5]田丰（2006）认为，挑衅性多边主义是GATT／WTO的成员在多边贸易体系的框架内，频频使用争端解决条款和程序，迫使贸易伙伴按GATT／WTO协定和其多边贸易承诺，修改经济政策、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的行为。
[6]在样本中去掉9个案件，最后为83件。
[7]目标国对美国的出口占其国民生产总值比例越大，说明目标国越脆弱。
[8]如果目标国相对于美国的贸易顺差越大，则对于美国而言贸易互惠低。
[9]实施“301条款”失败包括没有达成协议，以及开始达成协议后来被推翻或协议没有被执行，总共两种情况。
[10]但是对于部分失败和完全失败的区分，这些决定因素不再显著。
[11]多边谈判中，由于各方利益分歧，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发达国家难以达到自己的目标，最多只能达成就像最小公分母一样符合多数国家的协议。(www.xing528.com)
[12]例如在知识产权多边谈判中，有些国家结成联盟，联盟中的成员即使对于美国的经济利益不大，但是作为联盟中的一员可以搭便车相同享受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让步所带来的好处。
[13]美国出口到该国占美国对外全部出口份额越大，则其报复能力越强。
[14]包括GATT争端解决机制和WTO争端解决机制。
[15]包括低速发展的行业和高速发展的行业，其中低速发展的行业（钢铁行业等）指的是产品系列少、生产率低，而高速发展的行业（如电子行业等）是指产品系列多、生产率高。
[16]即双方协商到成立专家组再到专家组裁决等不断上升的阶段。
[17]WTO时期争端备忘录等规范的加强没有增加早期的争端解决。
[18]分为不让步、不完全让步、完全让步三种情况。
[19]包括裁决前双方磋商和组成专家组阶段的谈判过程。
[20]双边在争端行业贸易量的增加表示贸易自由度增加，意味着争端得到解决。
[21]指虽然在报告中提到案件，但是政府没有行动。
[22]包括双边谈判、WTO体制下的协商等。
[23]观众成本的概念最初是从国际危机研究中产生的。根据费伦的观点［参见Fearon，James D.（1994），“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88（3）：577 592.］国际危机中之所以产生观众成本，其重要的前提假定是：国际危机是一个公开事件，是在国内政治观众（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面前发生的。假设领导人选择退缩，或者没能够兑现自己的公开承诺或者威胁，那么就可能要遭受国内政治观众的惩罚，包括批评、谴责，甚至于被解除职务、罢免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国内观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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