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反战论与姑务羁縻政策的形成及优化探析

澶渊之盟后，战线西移。太宗后期及真宗朝，面对李继迁咄咄逼人的进攻，文人主政的宋朝廷中却弥漫着厌战情绪，高唱“以德怀远”“息兵安民”的反战论调，终致采取了“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对夏政策^[28]。如咸平二年（999），京西转运副使、太常博士、直史馆朱台符上言：

臣闻“蛮夷猾夏”，帝典所载，商、周而下，数为边害。其人无礼义，击之而无所用；厥土多泽卤，得之而不可居。圣王知其然也，或振旅薄伐，势不穷极，或和亲修好，意在信縻。历代经营，斯为良策。至于秦筑长城而黔首叛乱，汉绝大漠而海内虚耗，逞一时之心，为万代之笑，此商鉴不远也^[29]。

考察这种反战呼声的来由，可追溯至对辽两次北伐失利后，朝野高唱维持辽宋现状的论调。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张齐贤等人反战^[30]，又如淳化年间，太宗曾向御史中丞王化基请教边事，化基的回答：“治天下犹植木焉，所患者根本未固，则枝叶不足忧，今朝廷既治，则边郡何患乎不安。”^[31]这种以“修内待外，怀德以致远”为主旨的论调与传统儒家思想是高度契合的。当然，在宋太宗欲建不世之功，积极北伐之时，这还只是一种劝谏、一种议论，并不能对太宗的决策产生实效，及至太宗北伐失败，转而信奉黄老思想，并且在政治上转向守内虚外之时，反战论便成为朝野的一种主流思潮而得以盛行。这种思潮的发展最终导致了真宗朝对李继迁和李德明的“姑务羁縻”国策。这种“和”策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和”的政策带来了宋夏沿边较为稳定的和平环境；但一方面，由于以太宗、真宗为首的统治层胸无方略，在和战上举棋不定，让对方牵着鼻子走，导致西北局势不断恶化。(www.xing528.com)

由于重内轻外的国策，加上对辽、夏战事不利，太宗晚年日益保守。这也影响到了他对李继迁的政策。在实行以夷制夷政策的同时，他在军事上有意将边备向内地退缩。至道二年（996），当李继迁兵锋盛大，围困灵州之时，宋太宗已生放弃的念头。第二年（997）真宗上台后，不顾众人反对，采纳张齐贤“灵武孤城，必难固守”^[32]之说，行主动放弃之策，李继迁又被任为定难军节度使，管辖夏、银、绥、宥、静五州。这个决定使归属宋朝版图已达十五年以上的夏、银、绥、宥等州领土，落到了夏州李氏的手里。此时，夏已占有横山北麓的广大地区。李继迁深切了解到宋朝统治者的软弱无能，已经不肯满足于“故土”的恢复之后，于是他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灵州。北宋政府没有采纳何亮等人要求加强补给线、巩固灵州的呼吁，陷于“备战与弃地”的争论之中，最终导致了灵州的失守。咸平五年（1002）三月，李继迁攻陷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南），改称西平府。灵州位于黄河上游、河套以西，这里土地肥沃，农牧两宜，物产丰富；地势险要，位于夏州的西侧，倚重贺兰山，带引黄河，西接河西走廊，是唐、宋时代西北边疆的著名重镇。这样，李继迁为后来西夏的建国奠定了基础，而北宋则失去了横山天险，战略形势不得不内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