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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端平入洛:历史上的一场重要战役

时间:2023-07-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范用吉、徐敏子所率宋军进入洛阳,因汴堤决水,粮运不继,加之所复州县皆空城,军食告竭,只好采蒿和面做饼而食。驻军汴京的赵葵、全子才部粮草未集,闻讯南撤,“端平入洛”之役宣告失败。“端平入洛”的失败给南宋造成了很大损失,“兵民死者十数万”[199]。从“端平入洛”的战争过程来看,反对出兵者提出的军粮问题成为宋军的重要制约。[206]当然,即使没有“端平入洛”之役,蒙古也会发起对宋的战争,这是可以肯定的。

南宋端平入洛:历史上的一场重要战役

宋、蒙古虽然联合攻金,但对于灭金后中原的归属,似乎并无明确约定。[196]灭金之后,蒙古只还给宋陈、蔡二州之地,以刘福为河南道总管,便撤军北去。在这种情况下,是乘胜进占中原,还是固守原有疆界,争取与蒙古和平相处,成为刚刚亲政的宋理宗面临的首要问题。当时宋廷中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宰相郑清之,边帅赵葵、赵范、全子才等主张发兵中原,他们认为,应该乘蒙古军北还、河南空虚之机,北上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进而“据崤、函,绝河津,取中原地”[197]。边帅史嵩之、赵善湘、吴潜,参知政事乔行简等则反对出兵,他们认为,南宋军力财力不足,一旦蒙古反击,势必进退失据,难以善后。史嵩之、吴潜等还着重指出,荆襄连年饥馑,中原屡遭兵燹,军粮供给会遇到很大困难。尽管反对者甚众,但宋理宗陶醉于灭金的胜利之中,急于有所作为,最终决定出师中原。

端平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六月,宋理宗正式下诏,命全子才率淮西军万人从庐州(今安徽合肥)先期北上,赵葵率兵五万从泗州(今江苏泗洪东南)渡淮,相约会师汴京(今河南开封)。全子才军一路进展顺利,于七月五日抵达汴京,但此时汴京已宛若空城,“止存民居千余家,故宫及相国寺佛阁不动而已”[198],军队粮食供应已经不足。七月二十日,赵葵率军继至,不顾粮饷未集,仍命钤辖范用吉、监军徐敏子领兵一万三千先趋洛阳,又命杨义率兵一万五千继之,仅各给五日粮。

范用吉、徐敏子所率宋军进入洛阳,因汴堤决水,粮运不继,加之所复州县皆空城,军食告竭,只好采蒿和面做饼而食。蒙古窝阔台汗闻宋军北上,急命陕州、河南等地蒙古军南下。杨义所率宋军在洛阳东三十里处遭蒙古军突袭,以致奔溃。八月,蒙古军在洛阳城外立寨,城内宋军乏粮无援,突围而走,遭蒙古军追击,死伤惨重。驻军汴京的赵葵、全子才部粮草未集,闻讯南撤,“端平入洛”之役宣告失败。

“端平入洛”的失败给南宋造成了很大损失,“兵民死者十数万”[199]。洛阳军败,“凡器甲舟车悉委伪境,而江淮荡然,无以为守御之备”[200]。南宋出兵河南,也给蒙古攻宋提供了口实,蒙宋战争由此揭开了序幕。(www.xing528.com)

“端平入洛”是一次失败的尝试。端平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八年,1236),襄阳失陷,理宗被迫下罪己诏,诏书中说:“欲图绍复之功,岂期轻动于师干,反以激成于边祸,至延强敌,荐食神州,虔刘我西陲,蹂躏我襄土。……皆繇朕责治太速,知人不明,误信佳兵之言,弗思常武之戒。”[201]这份诏书部分揭示了端平之役失败的原因。出兵之前,南宋并未认清蒙古的战略意图,也未能正确判断敌我形势,更没有必胜的信心。在与蒙古军的不断接触中,南宋朝野对蒙古军心怀畏惧。金亡后,宋廷谋划祭扫祖宗八陵,因闻知蒙古军欲争洛阳,“众畏不前”,最后还是由孟珙与两名使者昼夜兼行,匆匆祭扫而回。[202]诸如此类的事件说明,南宋出兵河南,完全是为了乘蒙古北撤之机,而并非有战胜的把握。但是,这个机会是否可乘,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蒙古对中原的态度。如果蒙古对中原可有可无,这一决策尚属可行。事实上,蒙古以刘福为河南道总管,早在宋金战争时就开始经营山东,显然并无放弃中原之意,蒙古军主力北撤只是因骑兵不耐暑热而进行休整。诚如赵范参议官丘岳所言:“方兴之敌,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肯捐所得以与人耶!我师若往,彼必突至,非惟进退失据,开衅致兵,必自此始。”[203]蒙古军得知宋军北上后,马上在陕西、潼关、河南等地增屯设伏,与丘岳的判断完全一致。二是占领之后如何善后。按照主战派的设想,可仿金人之策,守河(黄河)据关(潼关),依托有利地势构筑防线。但是,即便宋军能够收复三京,占有关河之险,能否在蒙古军南下之前稳固地守住这条战线却是大可存疑的。吴潜在反对出兵的奏疏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他说:“自潼关至清河三千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忍如金人,乃可持久岁月。今南兵及忠义等人,决不能守。”[204]由此可见,南宋既无足够军力,军队又无坚强战斗力,这种情况下出战,即便占领了部分地区,也注定难以为继。

从“端平入洛”的战争过程来看,反对出兵者提出的军粮问题成为宋军的重要制约。中原地区屡遭兵燹,城垣残破,田野荒芜,就地筹粮的难度很大,而南宋淮河流域连年灾荒,军粮供应也面临巨大困难。主管淮西诸军钱粮的总领官吴潜所论最为切实,他说:“今姑以淮西论之,朝廷椿积之米,不过百万余石,往往三分虚数。……往年淮安之役,朝廷会诸道之兵至十二三万人,东总至用米一百二十余万石,乃克有济。若举师北向,费当十倍,窃计国力,决不能支。”[205]即便有粮可筹,粮运也困难重重,正如真德秀所说:“一旦举兵,方远漕浙米以入江,自江而入淮。汴既久堙,又须陆运,其为劳费,甚于登天。”[206]

当然,即使没有“端平入洛”之役,蒙古也会发起对宋的战争,这是可以肯定的。但如果宋理宗能够审时度势,不做不切实际的幻想,如吴潜所建议的,“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207],宋蒙战争形势当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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