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個衝撞傳説中，一個稍有可信的説法是，衝撞京兆尹劉栖楚。其事最初見於《唐摭言》卷十一:
賈島字閬仙。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浮豔，雖行坐寖食，吟味不輟。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志重其衝口直致，求足一聯，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之[3]。
這一條材料，已爲《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六所録，也應是流傳已久之説了。這次的衝撞事件中，賈島衝撞的人物是“大京兆劉栖楚”。《唐代墓誌彙編》收有《唐故桂管都防禦觀察等使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劉公墓誌銘》，署李逢吉纂，文曰:
初公爲左拾遺，嘗言事，未即用。後朝紫宸，進諫懇直，因頓伏文石之上，奮身連擊，自誓以死。余與奇章公方立侍左右，懼遂殞踣，遽前請罷，遣命扶而去之，猶蒙袂疾趨，朱殷四流。上駭甚，使醫奔視，則骨已糜而血方注。即日賜銀艾之服起居郎。公自度不起，移疾之洛中，居數月，聞其病已，以諫大夫徵。歲中，遷刑部侍郎。會京兆尹缺，議未有所定，上遂特命授之[4]。
關於此人，史家正負評價皆有。《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四有《劉栖楚傳》，亦詳述其因廷争一事而高升，與墓誌所述是一致的。劉栖楚(775—827)寶曆元年(825)十一月爲京兆尹，大和元年(827)春離任，賈島見他的可能性也只有在這二年里，引詩言秋，只有可能在寶曆二年秋。賈島有詩《寄劉栖楚》:“趨走與偃卧，去就自殊分。當窻一重樹，上有萬里雲。離披不相顧，髣髴類人羣。友生去更遠，來書絕如焚。蟬吟我爲聽，我歌蟬豈聞。歲暮儻旋歸，晤言桂氛氳。”[5]本詩應是寫於劉栖楚由京兆尹到桂管觀察使任後，從詩歌中傳遞的情緒來看，賈島與劉栖楚之間有著較深的友情。劉栖楚之祖曾爲德州司馬，自己也曾爲吏鎮州，應在河北一帶活動頗久，賈島(779—843)爲幽州人，年輩相近，早年可能有過交往。因此衝撞對方之後“被繫”一事，在真實生活中發生的幾率很低，顯然也是在賈島身後的傳説。
其次，劉栖楚當時也是一個有故事的人物，他是李逢吉親信，《舊唐書·李逢吉傳》言:“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者。”[6]劉當時處於一個非常特殊的位置，找他尋出路者自然不少。如他就曾推薦過前進士熊望，《唐會要》卷五十七:(www.xing528.com)
(寶曆)二年敬宗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䙝狎，乃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京兆尹劉栖楚薦前進士熊望文藝可充學士事，未行而帝崩。[7]
熊望，《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四有傳，亦述其參與劉栖楚朋黨及被薦送東頭學士之事。“東頭學士”是新設的詞臣之職，對當時文人一定有很大的吸引力，賈島求薦於劉，或有其事。
此外，劉栖楚任京兆尹時，確有繫衝撞之人之事:
《新唐書》卷一百七十九:“郭行餘者，元和時擢進士。……擢累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導從繫之。自言宰相裴度，頗爲諭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爲牧，故尹爲長史，司馬即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焉，未聞道路間有下車望塵避者，故事猶在。’栖楚不能答。”[8]
兩事相連，只是衝者換了賈島，與賈島因專注苦吟而無意衝撞不同，郭行餘爲自己的衝撞之舉辯護得振振有詞。以上這些因素就是造成這一故事形成的一個背景。“衝劉”之事不一定可信，但反映了當時重視詩才的價值觀念，以及科舉之士的心態:對詩才極度崇拜，爲得詩才，不惜冒犯長官。當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當時人對這類苦吟詩人創作方式的一個基本看法:“落葉滿長安”一句由景而生，但再求一對句，卻苦思不已，他們的詩就是這樣一句一句苦吟出來的，但表達上並無生澀怪僻之處。梅堯臣言:“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讀邵不疑學士詩卷杜挺之忽來因出示之且伏高》)王安石《題張司業詩》云:“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這一故事就是寫出了他們“造平淡”的“艱辛”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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