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恢复借贷记账法的名誉

一声春雷,宣告了十年浩劫的结束。然,思想禁锢的阴云仍笼罩于祖国大地。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客观上对会计界解放思想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会计界的思想禁锢显得尤为顽固一些,彼时会计界仍在不断地纠结于会计的阶级性与记账方法的阶级性——特别是借贷记账法的资本主义属性等问题。

实际上,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记账方法有无阶级性的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会计界的重要问题之一。譬如,1950年,《大公报》就发表题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章乃器,1950年1月29日),认为收付记账法是民族的、大众的和更科学的;而借贷记账法是非民族的(不符合中国民族的特性)、非大众的和不够科学的。作者的主要论证逻辑是,相比于借贷记账法,收付记账法可以将会计人员训练时间缩短三四个月、可以更容易使人看懂、不会记账的人很快学会记账^[29]。之后,围绕着记账方法有无阶级性的讨论从未终止。

十年浩劫期间,会计界一封公开信散布全国。在这封公开信中,指名道姓地指责先生替“资本主义的借贷记账法涂脂抹粉”。十年浩劫结束后,先生初出“牛棚”,旋即鼓足勇气,不怕再次被批斗,写了一篇驳斥该公开信的文章(长达万余字),并在厦门大学为“公开信”举办的“讨论会”(其实质为对先生的批判会)上宣读。公开信的作者并未到场,与会者听完先生发言后也鸦雀无声。会后,好心人为先生捏一把冷汗,生怕先生因此再入“牛棚”。先生凛然回答:“不怕,真理在谁手上,大家心中明白。任何时候,一个有良知的理论工作者都应具有维护真理的勇气。”先生的万余字发言,经过不断地推敲和完善,最后形成了《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帐方法”》一文^[30]。

得益于十年浩劫的磨难和思考,先生早在十年浩劫结束前后,就已关注并充分思考了记账方法是否有阶级性、借贷记账法究竟是否是资本主义的记账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十年一剑,顺理成章地,先生于1978年在《中国经济问题》第4期发表了《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帐方法”》一文,基于“大历史观”(复式簿记从中世纪到现代接近500年的发展),熟练运用演绎法,鞭辟入里地对强加在借贷记账法头上的阶级属性与“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帽子”进行了逐一批判^[31]。

《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评所谓“资本主义的记帐方法”》一文相关杂志封面及首页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先生旗帜鲜明地总结道:

总起来说,我的结论是:

(一)记帐方法是记录经济业务的技术方法,它本身没有阶级性。给任何记帐方法戴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帽子,都是不恰当的。

(二)强加在借贷记帐法身上的种种罪名,如果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除比较难学难懂这一点外,都不能成立。

一个已经经过时间检验过几百年、我国建国以后也采用了十多年,现今仍为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的借贷记帐法,是科学严密的一种复式记帐法。(www.xing528.com)

(三)历史告诉我们:不是别的记帐方法而是借贷记帐法,首先创造了复式记帐的技术。从此,才开始现代会计的发展史。

全盘否定借贷记帐法,实际上是割断会计发展的历史,拒绝学习和吸取外国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东西……

因此,必须为科学的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

《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极大地解放了当时笼罩在中国会计界头上的“姓资姓社”的疑云,而且从理论上解放了会计从业者的思想,被誉为“打响了会计界拨乱反正的第一炮”^[32]。《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起到的是“思想破冰者”(ice-breaking thinker)的历史作用^[33],足以载入20世纪会计发展的史册中。

该文一经发表,旋即在国内会计界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来函索要该文,直到杂志社加印方解决一时“洛阳纸贵”的问题^[34]。时至今日,反复重读《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仍感叹于先生在文中所体现的“大历史观”与对演绎法的熟练运用。但更重要的是,先生在字里行间体现出的勇气、超越特定历史时期的洞见及熠熠生辉的学术思想,才是需要集中关注、体会和揣摩的重点^[35]。

值得一提的是,《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对中国会计学者思想涤荡带来了重大影响。根据初步统计,先生的《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发表前,当时中国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讨论并阐述“会计的阶级性”“记帐方法的阶级性”“社会主义会计或资本主义会计”问题等。然而,先生的《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发表后,在中国学术期刊上讨论“阶级性”“姓社姓资”的文章锐减,几乎“绝迹”。譬如,先生的《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发表后,当时国内主要的会计学术刊物之一的《财务与会计》发表了贺南轩先生题为《记帐方法没有阶级性》的文章(1979年第2期),旗帜鲜明地指出,“借贷记帐法是没有阶级性的,企业、单位采用什么记帐方法记帐、财经院校会计课程以什么记帐方法进行教学,都不是政治路线问题、原则问题。至于各种记帐方法的优缺点,应该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事求是地进行讨论”。

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中国会计学术研究处于初始和起步阶段,参考和引用并不十分规范。为此,欲客观评估先生的《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对推动中国会计界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及对学术界的深远影响,直接采纳该文的发表时间(1978年,甚至于构思此文的1977年)作为“断点”,分析这一时点前后国内学术期刊中关于“会计阶级性”或类似主题讨论的变化趋势,远比该文引用情况更具有说服力。《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为中国会计学界找到了与西方会计学界互相交流的“桥梁”,推动了日后中国会计界学习、借鉴和吸收西方会计中的合理成分。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一文解放了会计思想,才有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对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的借鉴和协调。

时至今日,重读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这段历史时期的会计文献,仍能深刻感受到当年围绕着记账方法是否有阶级性这一主题的激烈的思想交锋。先生以其睿智、洞见和勇气,扫除了一直困扰会计界的记账方法有无阶级性的疑云,使得改革开放后中国会计工作迅速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发展轨道。作为有良知、担当和探索精神的知识分子和会计理论研究工作者,先生为后世做出了表率,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