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走进一带一路

战国时期，历史的趋势渐渐清晰，诸国争雄，一统中原。而能担负此重任者，无疑是善征战者、善迁徙者。战国时期最显赫的国家楚、秦、齐，都不是土著民族，均由异地迁徙而来。秦从东方来，齐自西方去，凌波微步，互换位置，秦、齐的迁徙路径基本都是直线，清晰可辨。相比之下，楚的大迁徙路径则令人叹为观止，从河南北部、中部一带开始，向西画了一个大圆圈后缓缓返回，迁徙范围、里程远超秦、齐。不管是在早期的黄淮海平原，还是后来的荆楚，楚人一直处于中原和蛮夷之间的文化交错带，时刻面对着强势共同体的挤压，只好以其灵活机动性、高度现实主义，不断地腾挪躲闪，因而反能因祸得福，找准历史的脉络，打通大一统所必备的“一带一路”，奠定帝国的地理版图和文化基础。古代社会中，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交错带人群往往是帝国的开创者，这也是交错带的楚人能担此大任的原因。

楚人的迁徙绝对是中国历史最令人震撼的宏大叙事之一，它比迁徙线路简单的《出埃及记》神奇得多，讲的是楚族历经艰难的迁徙后，从今河南北部、中部一带向西迁徙到了秦巴山地，在一位老人（鬻熊）的带领下，终于在中国的南海边立足。（《左传·僖公四年》，这年春天，齐桓公攻打楚国，楚王遂派使臣给齐国大夫管仲带话：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远古民族的远征气势浩大，悲壮雄阔。如果说最初（旧石器时代）的迁徙是跟随大型动物的迁徙而无意识地游荡的话，那么早期农耕经济的迁徙则更多和环境压力有关。芈姓季连部落恰好处于夏、商两个强大部族之间，势力强大的大邑商不断进逼着人口众多但是实力分散的季连部落，季连部落在部族冲突的旋涡中，只好不断地向商朝势力薄弱的地方逐渐迁徙。季连部落自居楚丘起，始称荆楚部族，楚人从楚丘迁至丹阳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据考证，楚人最早居于北楚丘（今滑县东），后迁至南楚丘（今山东曹县），其后向西南迁至熊（今河南新郑），接着是向南迁至熊山，继而迁至荆山（今河南禹县西北五十里），此后西迁至覆釜山（今河南灵宝市西南三十五里），又迁至北条荆山（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约在商末，楚人部族又由渭水以北的荆山，南渡渭水，经今西安市，再沿着灞水支流的荆溪河谷向东南迁，在今陕西商县楚山和楚水之间立国建都，后又迁至今河南淅川。

楚人多迁，当季连部落改名为楚时似乎预定了流浪的命运。“楚”，“出”也，意味着被异族欺凌和放逐，就像在埃及被法老奴役的犹太人。但是比《出埃及记》更为神奇的是，楚国千辛万苦来到南海后，并未如当时该地区的老大，后来被楚、秦、巴联手所灭的庸国一样，故步自封，而是苦心经营，锐意进取，北上、东进、南下寻找突破口，在北上、东进拉锯的情况下，避实击虚，南下发力，相继吞并了吴、越。行走天下，圈圈点点，楚人用上千年的时光缓缓地画了一个圈，将整个中原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都几乎囊括其中，以椭圆形的路径戏剧性地荣归故里。(www.xing528.com)

这还不是楚人迁徙的终点。秦失其鹿，天下大乱后，楚人揭竿而起，进入关中，在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等一批批楚人的进击下，终于完成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历史预言。楚人定都关中，只有平民出身的刘邦可以放下这个面子，以“三户”（屈、景、昭）为代表的楚国贵族由于历史眼光的局限，充其量只能和项羽相当。

“白登之围”后，汉民族和草原民族之间的大征战成为了历史的主体，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异军突起，他们的长线条攻击如乒乓球的直板打法一样赏心悦目，吸引了汉民族与其对攻，于是汉民族内部横向移动的迁徙、交流、征战，就退居其次了。一横一纵的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使得中国历史表格的外框线条越来越粗，隐去了帝国内部人群的大规模迁徙轨迹，直到中国历史的惰性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打破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