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亚书院被“收编”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成员书院，曾经引起不少风波。余英时介绍说，钱穆先生并不是反对新亚改组。教员要发薪资，学生要找工作，本来就是新亚的难题。如果香港政府另外成立中文大学而新亚不加入，面临的危机更大。倒是唐君毅等先生以为，加入中文大学会损害新亚的独立性。余英时说他自己不想责备某一方或者替某一方说话，每个人做的事，自己负责就是了。但是他指出，问题也不是一边是理想，一边是现实，一边是很脏很臭的殖民心态，另一边是伟大的儒家理想，是现实糟蹋了理想或者殖民破坏了传统那么简单。前两年，中文大学校方推行“国际化”战略，要求大部分核心课程要采用全英文教学，引起部分教师、学生和校友的激烈反弹，以为这是背叛中文大学双语教学的传统。其实背后还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孰优孰劣的纠结。余英时先生说，他在担任新亚校长和中文大学副校长的时候，正处于风暴的中心。如果没有那两年的经历，他自己对于“历史”可能没有像今天那么了解。
至于儒家，余英时认为其核心思想在当代只可能在个人的修身养性方面发挥作用，而不可能开出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他说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对儒家思想有了解，但不是儒家——连钱穆先生那样的儒家也不是。和我们同行的卢风教授非常认同余英时先生的说法，梁涛则对牟宗三等设想的“内圣开出外王”的思路深具信心。而王先生则关注于经典当中的重复、自相矛盾、不近人情之处如何处理，他认为中国的出路还是在于施行“礼治”。我们在往返的途中也对这些问题热烈讨论。我自己认为，分家分派是研究者的权宜之计，不必拘泥，自我标榜为“新某家”，于事无补。况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学派，都曾经是“新”的，如今也都“旧”了。不能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而只是打出什么“新旗帜”，或者发表什么“新宣言”，其实都是非常陈旧的伎俩。(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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