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专制皇权对学林之肆虐

以上几个文字狱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雍正皇帝对党争的防范，毕竟源于皇帝的精心设计。而到了乾隆时期，文字狱的处理则更加具有随意性。乾隆发动的文字狱，无论在数量还是在频繁度上，都大大超越乃祖乃父。

为什么乾隆帝如此热衷于制造文字狱呢？

一是出于对清朝统治的维护。由于清朝统治者出身满族，他们从自东北一隅入主中原、定鼎燕京开始，其合法性就一直受到汉族士大夫的质疑。对统治者来说，维护满族在中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清朝历代皇帝将此视为满族家法，越线者均格杀勿论。从维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这一安身立命的根本出发，乾隆势不能容汉族文人反清思想的蔓延滋长，甚至把部分满族大臣对汉文化的热衷也视为一种威胁。

例如，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处理了一件名为“《坚磨生诗钞》案”的案件。主角是一位叫胡中藻的清朝重要官员。胡中藻非常有背景，他是雍乾时期的名臣，号称是鄂尔泰第一门生，即“西林第一门生”（因为鄂尔泰号西林）。他写了一本《坚磨生诗钞》，而这本书被乾隆以某种方式得到了。乾隆翻看了一下，认为里面有很多诋毁满族人统治的诗句，比如“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这本书大逆不道，于是把胡中藻斩首。这还不算，乾隆处理这件案子时还抓了另外一个人—鄂昌，他是鄂尔泰的侄子。当时鄂昌做到了巡抚的级别。鄂昌虽然是个满族人，但是特别喜欢写诗作赋，和胡中藻一门的关系非常好，经常诗赋相和。乾隆抓捕鄂昌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认为，鄂昌作为一个满族人，竟然整天和汉族士人这样诗赋相和，还在诗中提及“胡”，丢掉了满族人本身的立场，于是将鄂昌斥为满洲败类并加以赐死。由此又牵连到鄂尔泰，但鄂尔泰当时已经死了，于是他把鄂尔泰的牌位撤出贤良祠。鄂尔泰的长子叫鄂容安，为两江总督，当时正在西北前线与准噶尔作战。这个案子爆发以后，乾隆皇帝下诏告知鄂容安，他杀了鄂昌、胡中藻，让鄂容安思过。由此可见乾隆发动文字狱的规模之大，手段之毒辣。当然，乾隆处理鄂昌、杀掉胡中藻，原因也不只这么简单，还包含了遏制鄂尔泰一党势力的政治用心。鄂尔泰作为雍乾时期的重臣，有很强的势力。乾隆上台以后，表面上仍然重用鄂尔泰，但是对鄂尔泰这些人，其实内心里非常提防，他一直认为他们势力太大。尤其是乾隆初年长时间存在着“鄂张党争”，即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人之间的党争，他们各成一派，互相攻击。在乾隆十年（1745），鄂尔泰死后，乾隆一直想方设法地削弱鄂尔泰一系的势力。他发动“胡中藻案”，其实很大程度上有借此打击鄂派势力的政治用心。

其次，皇权专制具有无法制约的随意性，肆虐士林成为皇权专制黑暗面的集中体现，尤其体现在对朝臣以及诸多疯汉文狱的随意处理上。对此我们可借用郭成康先生的一些论述来谈。

郭成康先生指出，乾隆朝的疯汉文字狱构成了血泪斑斑的清代文字狱史上最惨不忍睹的一章。他参考《清代文字狱档》、《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清高宗实录》及《文献丛编》等档案和官书，对疯汉文字狱做了一个统计：乾隆朝发生了130余起文字狱，其中疯汉以文字得罪的有25起，约占总数的18%。这25起文字狱是：乾隆十六年（1751）王肇基案，十七年（1752）杨烟昭案，十八年（1753）丁文彬案，二十年（1755）杨淮震案、刘裕后案，二十一年（1756）刘朝幹案，二十六年（1761）李雍和案、王献璧案、林志功案，二十八年（1763）林时元案、刘三元案、王宗训案，三十二年（1767）张廷用案，三十三年（1768）徐鼎案、柴世进案，四十年（1775）王作梁（即王坤治）案，四十一年（1776）张毅案，四十五年（1780）王铁山案，四十六年（1781）梁三川（即梁念泉）案，四十七年（1782）赵文言案，四十八年（1783）冯起炎案，以及年代不详的陈道铃案、刘文德案、赵九如案、李连秀案。上述案犯往往被其亲属、邻保呼为“疯子”“痴子”。如湖北恩施县民刘三元梦见“神道”对他说，他“是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于是写成字帖，到处散播，结果被乾隆帝下令凌迟处死。乾隆帝在皇权专制方面的肆虐鲜明表现在他对疯汉文字狱无原则的处理上。在乾隆朝25起疯汉文字狱中，定为逆案的有13起（丁文彬、刘朝幹、李雍和、王献璧、王宗训、王作梁、刘三元、梁三川、张毅、陈道铃、刘文德、赵九如、李连秀），这些案件里的疯犯一律依大逆律凌迟处死，除个别逆案经乾隆帝法外施恩不令缘坐外，疯犯的亲属大多俱拟斩或给付功臣之家为奴。除上述处以极刑的13例之外，斩决或杖毙的疯汉还有林时元、赵文言、王肇基、杨烟昭、刘裕后、柴世进6人。这也就是说，对因文字有所触碍的精神病患者，乾隆帝大都采取肉体消灭的手段。他对此类疯汉有着一种近乎疯狂的仇恨，丁文彬在刑讯的摧残下，已“语言气短，面带死色”，奄奄一息，乾隆帝唯恐其病死狱中，“逃于显戮”，特命无须等候部文，即凌迟示众。^[2]

乾隆帝对疯汉文狱的残酷手段，表现出他作为一个专制君主摧残人性、任意妄为的一面。中国古代帝王的专制，其实并不是表现在每个时候、每个事件上的，在很多时候，一些君主表现得非常英明，对臣下言听计从、从谏如流，他们对遭遇天灾的百姓进行大规模赈济的行为也并非虚构。古代君主如乾隆帝在追求和表现“仁德”方面总是不遗余力，此时的皇权也总是显得温情脉脉。然而，这些并不能掩盖皇权专制的阴暗面，一旦它肆虐起来，便不知会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各级官僚要么明哲保身，要么只能助纣为虐。乾隆处理的每一个文狱的背后，都是各级官员争先恐后的举报与高效率的执行。或许真的没有人能够阻止专制皇权的疯狂。(www.xing528.com)

乾隆时期，皇帝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把控，不仅表现在文字狱频发，而且表现在他对文学艺术领域的掌控上。现在很多影视剧都会表现乾隆的收藏是多么丰富。关于如何评价乾隆的收藏和御题，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乾隆收藏很多古今的艺术品，还到处题诗、题字，似乎非常肤浅，可见他是一位非常自私的皇帝。他们认为，乾隆以一己之私，阻碍了18世纪中国艺术的发展，使中国的艺术发展失去了源头与活力。也有人认为，乾隆对艺术品的收藏极大地保护了中国的艺术传承。实际上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乾隆的收藏来看，他收藏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在艺术领域的话语权。乾隆是一个狂热的艺术品收藏家，他的兴趣和收藏涉及书法、绘画、瓷器、玉器等方面，可以说无所不包。他甚至还修造了很多园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一种对园林的收藏，因为他把全国各地园林的美景都放到了他的皇家园林之中。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数据，了解一下乾隆的收藏。以书法和绘画为例，乾隆八年（1743），他就对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他将这些内府收藏的书法、绘画编成了几个集子，其中之一是《秘殿珠林》，后来他又编成了《石渠宝笈》，并完成了《石渠宝笈》的续编、三编共225册。全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收藏，仅书法、绘画就有一万件以上。其中晋、唐、宋、元书画有2000件，明代的书画有2000件，可以说，这在中国古典书画作品收藏中是规模最大的了，这是乾隆相当自豪的一件事情。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搜集书法名帖，其中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这三个书法名帖是乾隆的挚爱。乾隆十一年（1746），他将这三个名帖放在了养心殿西暖阁内，然后给西暖阁起了个名字叫“三希堂”。

当几千件、上万件魏晋以来的书法艺术珍品被收藏到乾隆的宫中时，就意味着社会上没有人能看到它们了。谁能看到艺术品？自古以来，谁拥有珍贵的艺术品，就等于拥有这种艺术品的话语权。所以掌握着海量艺术品的乾隆，其实也将艺术的话语权收到了宫廷之中。例如，清朝几代皇帝都特别喜欢书法，他们在书法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乾隆也是这样。他们都喜欢王羲之的书法，特别喜欢王羲之的《兰亭序》。虽然《兰亭序》的原本已经不在世上了，但是从唐代开始，很多人都临摹过《兰亭序》。乾隆帝也做了一件与此有关的事情。乾隆四十四年（1779），他把唐代柳公权所书《兰亭诗》并后序，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人摹写的《兰亭序》珍本，及明代董其昌仿写的《兰亭寺》，清代于敏中补柳公权的兰亭阙笔等分别刻在八个柱子上，立在圆明园中，称为“兰亭八柱”。其中最后一个刻上的，是乾隆自己临摹的《兰亭序》。敢把自己临摹的《兰亭序》也放在“兰亭八柱”之上，可见乾隆很有自信，因为只有他掌握了几乎全部《兰亭序》的摹本，可以向世人进行标榜和展示。

第二，从乾隆的收藏来看，他不仅仅收藏清代以前的书法、绘画、瓷器、玉器等珍品，还通过内务府制作了很多珍贵的艺术品。他的收藏之中包含了大量当时制作的珍贵艺术品。他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想重塑审美价值。

在乾隆时代制作的各种艺术品中，以书法、绘画为例，乾隆制作了大量仿古的绘画和书法，还仿照古人画了很多画。就临摹古人这一方面，他这样做是为了证明，他所创作的这些作品承袭了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不仅如此，他对中国艺术还做了很多发展和创造。其中一个最典型的表现是，乾隆用了大量西方的画师来作画。画师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郎世宁。郎世宁在乾隆的宫中画了很多绘画作品，如其中有一张乾隆的骑马图，乾隆在画中骑着马，穿着一身盔甲。郎世宁画的画有什么特点呢？那就是中西结合，用西方绘画写实的技巧，来表达中国画的意境。以乾隆骑马图为例，郎世宁画得非常逼真，不光是盔甲画得逼真，连盔甲上的丝线都一根一根地描绘了出来，一根不差。上述西方的写实技巧在画上运用得特别充分，但是此画整体看上去又是中国画的风格。再比如，乾隆打了很多仗，每次战争结束，他总让郎世宁等人绘制一组铜版画，如《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他为什么要让西方画师画这些战图呢？是为了把他的丰功伟绩记录下来，而记录丰功伟绩的战图本身又成了一种艺术品。这里面包含了一个重要的理念：重塑审美价值。

其实从康熙开始，清朝皇帝一直都重用西方传教士，让他们在宫中传授数学知识、天文知识，一直到乾隆时期仍然是这样。乾隆不仅任用西方的画师，而且用了大量西方地图的勘测技术来画中国的地图，用西方的天文技术来改进中国的日历、月历。这些行为其实包含着很重要的意图。在绘画上也是如此，他们希望把西方的技术、知识运用到绘画之中，来重塑审美价值，改变中国传统书法、绘画艺术的审美价值、审美趋向。这其中也包含了很深的政治用心。乾隆很可能不但要掌握意识形态，而且想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通过把西方一些绘画技术运用到中国画中去，来掌握艺术的最高解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