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长城：中国东北妇女抗战实录》：关内妇女支援义勇军

中国共产党发出全民抗战的号召后，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立即响应，妇女们也积极行动起来。1931年9月23日，上海务本女子中学1200余人通电国民党中央，请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她们表示，“与其隐忍待毙，不如奋斗图存”，“誓死前驱，义无反顾，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27]随后，400名女学生组成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北上抗日。[28]9月24日，上海23家日商纱厂的女工酝酿同盟罢工，工人们纷纷退厂，日商大上海橡皮套鞋厂女工誓不为日本人做工，不少在日本人家里当女佣的上海妇女也自动离去，不再为日本人服务。10月1日，上海妇女团体会同全市各女校共80余个团体（单位）2000余名代表，联合组织了上海妇女救国大同盟。10月4日，上海全市妇女界1万余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会上作出五项决议：通电国民政府，实行和平统一；请国民政府即日宣布对日具体方针；“通电全国女界，请一致对日经济绝交；组织女界义勇军及看护队”[29]；推广妇女抗日救国工作，会后进行了示威游行。11月24日，上海各大中学校男女学生6000余人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除声援外，上海女性还开展积极的实际行动。11月19日，交通大学女生毛之粲、邵卓然、吴世英3人组成救护组，随同东南医学院救护队去黑龙江为抗日军队服务。

在北平（今北京），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各界群情激愤，纷纷组织抗日团体，强烈要求政府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北平女界也闻讯而起，于1931年10月17日组织成立了北平市女界抗日救国会，出席者达800余人。

中华妇女救国十人团正式成立于1931年11月2日，通过了简章和誓词。誓词刊载在11月4日的《世界日报·妇女界》上：“谨以爱国至诚发誓，永远不购日本货，凡有可以与日人发生之一切经济关系，并皆决然断绝之。有违誓者，天人共弃。”

各界群众踊跃捐款，各地群众自动“义演”，广东一名未满20岁的女青年将先人所留遗产换成现金2.5万元汇交马占山，并致慰问电：“今将先人所授遗产勉筹2.5万元，电汇麾下，幸各将士饮战饭、加戎衣，永保疆地，某倘有寸丝粒粟之余，当继续为国家军事后盾。”[30]

天津各界群众积极抵制、查封日货，踊跃开展为东北抗日将士募捐。学生和工人分别组成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救国，爱国女学生积极缝制军衣，支援抗战前线。

华北妇女救国会于1931年11月29日在北平成立。该会为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发起，邀请当时军政要员的夫人和妇女界名流等20余人所组成，其宗旨是“决定募集巨款”抚慰因抗日死伤的将士及遗属，救济难民等。

北平妇女救国十人团、女青年会、妇女社会服务促进会还联合起来，组织举办救国游艺大会，发动募捐，为东北义勇军购置冬衣。妇女青年社要求本社社员各织国货毛线背心一件，并发动“北平和全国的姊妹，见义勇为，牺牲一点时间和劳动，人手一件，献给那塞外为祖国捐躯的无名英雄”[31]。(www.xing528.com)

著名的东北政界名流、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和慈善家朱庆澜和夫人徐雅志也积极为抗日救亡奔波。1932年4月，朱庆澜在上海创建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5月改为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同年11月，在张学良的支持下，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合署办公，并联合组建了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由朱庆澜任总司令。朱庆澜就筹措援助抗日部队款项问题，两次通电全国，呼吁全民族奋起抗日救亡。海内外人士大为振奋，群起赞助。有人还把现款、首饰、珠宝等捐献给后援会，广大人民群众节衣缩食，爱国至诚之心感人肺腑。

不应忘记的是，广大妇女也积极参与后援会工作，积极支援义勇军抗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社会各阶层广泛成立了慰劳军队的组织。妇女界以朱庆澜夫人徐雅志、米春霖夫人张诗箴、宁武夫人杨树先等众夫人携子女，在张学良夫人于凤至率领下，组织起了东北妇女抗日后援会，开展宣传、募捐、支援前线等抗日活动。为扩大国际影响，她们把支援长城抗战的东北妇女、学生掀起的抗日后援热潮，都拍摄成纪录影片，还翻译成了英文，并出版了英文画册，发往国外。这些行动使她们争取到许多同情、支持、帮助中国人抗日的外国朋友。

同时，她们还积极组织护理工作，动员妇女到医院慰问从抗日前线归来的伤员，送慰问信、慰问品，还进行宣传演讲，使伤病员得到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参加后援会的爱国知名人士包括这些女性，多是义务劳动，没有报酬，不发工资。

此外，流亡关内的学生、爱国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1月上旬，隶属于东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的黑龙江留平抗日救国会改名为黑龙江留平同学会，选举李时雨、刘靖、郑炳文、于九公（于天放）、李克诚、张文藻、杨淑安、李兴北等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为执行委员，其中杨淑安、李兴北是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