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采纳理论的发展，技术采纳的研究从TAM1到TAM2，再到UTAUT，其理论模型本身对个体技术采纳的预测能力不断提高，但理论本身对于现实操作的指导性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如信息系统领域的著名学者Alan Dennis就指出：你可以告诉管理者被采纳的系统必须是有用的、易用的，但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让别人知道什么是有用和易用的。因此学术界和行业界都提出，在IT实施过程中，管理者需要执行有效的干预以最大化IT采纳率。源于此，Venkatesh等人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接受整合模型——TAM3模型（如图2.6所示）。
相比于TAM2，TAM3最大的特点在于指出了易用性认知的决定性因素。Venkatesh&Davis（2000）在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即TAM2中指出，易用性认知与个体的自我效能信念和程序性知识紧密相关。在相应的理论模型中，Venkatesh（2000）依据锚定与调整法则提出了易用性认知背后的一般性决定因素，在这个模型中计算机自我效能（CSE）、计算机焦虑（CANX）、计算机可玩性（CPLAY）、外部控制认知（或便利条件）（PEC）属于锚点，娱乐性认知（ENJ）和客观有用性（OU）属于调整，概括为个体特征和系统特征。而易用性认知的影响因素则主要体现为个体差异和计算机使用的一般信念，包括控制信念、内部动机和情感。TAM3则完全基于上述的基本理论模型进行相应的拓展。这一拓展，是对原有的静态模型能够接受一定的动态性的技术接受问题，如调整可能会体现在不同的时间节点的认知，这种认知的差异会带来相应的易用性认知的不同。
TAM3的理论模型认为在Venkatesh（2000）识别的感知有用性的决定因素和Venkatesh&Davis（2000）识别的感知易用性的决定因素不存在相互的交互效应。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感知有用性本身的决定因素就不会影响到感知易用性的决定因素，同时感知易用性的决定因素也不会影响感知有用性的决定因素。同时，在相应的模型中还提出了使用经验等三个调节效应，认为使用经验会调节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计算机焦虑和感知易用性，以及感知易用性和行为意向之间的影响关系。
不过TAM3在研究如何通过干预的手段推动技术采纳的同时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调节变量的影响，虽然在研究中增加了新的调节关系如：（1）随着经验的增加，计算机可玩性对易用性认知的影响会消失，而针对具体系统的愉悦性认知开始影响易用性认知；（2）随着经验的增加，计算机自我效能和计算机焦虑转变为用户对系统客观可用性的评价等。但对于这个模型本身的拓展而言，对于易用性本身的前置因素的拓展以及相关核心变量的更改是整个理论系统的核心。(www.xing528.com)
对于TAM3而言，TAM原始模型主要以用户信念作为自变量，而影响用户信念形成、变化的因素并没有包括在整个模型中；尽管UTAUT中四个变量的概括面相对较广，但每一个变量背后的前置影响因素并没有包括在模型中；TAM2则包含了影响用户信念形成的变量；TAM3则更完善，包括了影响用户的系统信念的社会因素、控制因素、内外部动机和情感。在TAM3中，通过将易用性认知与UTAUT中的努力期望和便利条件相对应，提出不同的锚点和调整手段会影响计算机本身的易用性认知。这就将技术接受从一个相对静态的认知向一个相对动态的阶段进行拓展，因为在TAM3中，调节变量的考虑就体现了技术使用不同阶段易用性认知的影响因素的变化。
图2.6 技术接受整合模型（TA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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