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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俘虏之间的历史纽带——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遗址

时间:2023-05-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40年7月20日,从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选觉悟分子组建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总部,并开办和平村训练班。政治部第三厅派出管理员在各地日军俘虏收容所内推行中共中央“优待俘虏”政策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旧址,成为了中国与他们及其后人连接的纽带。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现存两处旧址均已破旧不堪,虽然主体结构仍然保持原样,但墙体已经十分残破,严重影响了遗址的继续存在。

中国与日本俘虏之间的历史纽带——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遗址

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旧址

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队羁押大多数日军战俘的场所,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刘家湾和鹿角两处,均建于1939年。

位于刘家湾的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旧址一角

位于刘家湾的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旧址,占地面积5980平方米建筑面积3900平方米,建于清末,坐西朝东,穿斗结构,以土墙为主,部分砖混结构楼房并存,小青瓦屋面,素面台基。原房屋为有8个天井的深宅大院,因自然因素、年久失修、人为改建和拆除,原房仅部分存在,但留存房屋大致完整、主体结构比较齐整。现住有44户117人。

位于巴南区鹿角的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旧址,距刘家湾旧址约十公里,占地面积2312.22平方米,建筑面积1812.2平方米,坐东北向西南,穿斗结构,小青瓦屋面,一楼为土墙,二楼以篾条墙为主。建筑原有3处共7间,因自然因素、年久失修、人为改建和拆除,原房仅部分存在,但留存房屋主体结构比较完整,与改建和新建砖混结构楼房并存。

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由邹任之少将任所长、沈启予上校任副所长。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成立后,由政治部第三厅对日军俘虏开展感化教育工作。1939年11月25日,日本共产党员鹿地亘根据周恩来郭沫若的指示,从桂林临时日军俘虏收容所中选取觉悟者,组建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西南支部。1940年7月20日,从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选觉悟分子组建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总部,并开办和平村训练班。政治部第三厅派出管理员在各地日军俘虏收容所内推行中共中央“优待俘虏”政策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

位于巴南区鹿角的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旧址

日军收容所没有铁丝网,被俘日军享受着中国上等兵的生活待遇。在管理员的带领下,可以外出买菜、游泳、写生,可以自制工艺品出售,可以办墙报、刊物、举行演出等活动。对在南京大屠杀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军队,中国人民没有简单地将仇恨施加到被俘日军身上,而是以儒家教义“仁”、“爱”之道的“礼、义、廉、耻”和佛教文化中的包容、宽恕,去感悟、教化冥顽的日军战俘们。1940年由政治部(第三厅)监制、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实影片《东亚之光》在重庆制作完成,影片拍摄了很多该收容所众多日军学习、生活的镜头,片中主要角色全由被感化、觉悟的日军俘虏扮演,电影公映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1942年,日本战俘管理机关从重庆市中区黄家垭口迁到巴南区刘家湾办公。随着战事的逐步扩大,关押的日军战俘日渐增多,刘家湾周家大院已经容纳不下了,就把新俘获的战俘送到离刘家湾约十公里远的鹿角场三圣宫和梁家边院子关押。1944年8月,贵州镇远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的战俘396人迁入梁家边院子。土桥场的杨家林是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重庆分所,关押着几十个日军战俘,其中有日本军官、士兵和飞行员国际红十字会、中外记者以及宋美龄曾先后访问过该收容所,郭沫若曾莅临战俘营作训话演讲。(www.xing528.com)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所有日军战俘会聚土桥场头,坐着大卡车沿着川黔公路朝贵阳方向走了。其中有20多名病死的战俘,其坟墓前均立有一块木牌,写着死者姓名和住址,并拍照。返回日本的日军战俘以及他们的后代,大部分都成为坚持日中友好的骨干力量,他们及其后代曾多次到鹿角战俘营回访。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旧址,成为了中国与他们及其后人连接的纽带。1965年,日本的群众组织——日本迎送骨灰协议会成员3人在重庆外事机构人员陪同下乘专车到鹿角乡,挖掘病死日俘遗骸,并带回了日本。

可以肯定,该旧址作为体现战时人道主义精神的载体,对弘扬中国文化、彰显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精神、推动中日友好关系,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旧址目前由巴南区南泉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使用、管理、维修以及合理开发利用等工作。2009年12月15日,该旧址成为重庆市人民政府第二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并设立保护标志。其保护档案有重庆市抗战遗址调查登记表1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文物登记表1套、重庆市申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材料1套等,还有历史文献资料,如《鹿角战俘营琐记》、《日本战俘在中国》、《鹿角战俘营口述史》、《自由村主管人》等,还有反映该旧址历史的视频资料,如《东亚之光》等。这些文献、照片、图纸、保护规划及保护工程方案等纸质和电子光盘形式的调查及保护档案、影像资料,均存放于重庆市巴南区文物管理所。

鉴于以上情形,我们认为,在今后对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旧址的保护与利用过程中,应该注重以下几点:

第一,文物本体修复。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现存两处旧址均已破旧不堪,虽然主体结构仍然保持原样,但墙体已经十分残破,严重影响了遗址的继续存在。因此,文物保护单位应该对这两处旧址进行适当修复。

第二,改善遗址周边环境。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周边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当地政府应该适时改善周边环境,便于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的开展。

第三,开展相关研究,尽可能做复原展览。目前,无论是政治史,还是军事史,对战俘的研究都很少涉及。事实上,据相关记载和口述言传,日军战俘当时在收容所得到了应有的待遇,其生活也较为丰富。因此,可以考虑将军事史、日常生活史结合起来,对日军战俘作研究。这对更好地揭露史实,促进今天中日交往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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