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商对于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

近代以来，“客商”成为客家人的优秀代表，继承和发扬了客家人爱国的优良传统。在历次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中，海内外“客商”及其子弟积极支持参与，不仅捐款捐物、宣传鼓动，而且到前线参战，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成为名垂史册的民族英雄，他们为民族的解放与革命事业做出了不朽贡献。

1.捐款赠物、宣传组织抵制日货，支援祖国抗战

1928年，日本以护侨为名派兵占领济南，杀害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及许多民众。消息传到海外，生活在南洋各国的“客商”便与其他华商华侨一起开展声讨日本侵略者的运动，并积极组织起来，捐款救济难民和发起抵制日货活动。在新加坡的“客商”及客属华侨还组织参加“山东惨祸筹赈会”，为难民进行募捐，两三个月间即募得国币120余万元，直接汇交国民政府财政部。至“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各地“客商”及客属华侨踊跃参加“抗日救国后援会”和“援助东北抗敌委员会”等华侨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大批“客商”与其他华侨一起积极筹募款项，努力在经济上支援抗日。据有关资料统计，仅“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在十九路军所筹得的抗日款项1068万元中，就有3/4为华侨捐款，其中的一大部分来自“客商”。“客商”领袖胡文虎更是前后三次汇款给19路军。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海内外“客商”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倡议和领导下，东南亚各国各地都纷纷成立许多抗日救亡社团。尤其是海外“客商”，利用客属组织，建立旨在团结海外客属侨胞为抗战服务的各种爱国援战团体。其中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马六甲客属公会、爪哇三宝垄客属公会、苏门答腊巨港客属公会、旅美纽约崇正会以及香港崇正总会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发挥了较大作用的客属团体。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是在新加坡客属总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会长胡文虎的领导下，明确提出以抗日救亡为宗旨，即“以团结的精神，一致的动作，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下，表现吾属人士救亡进行的热烈”。在这一宗旨指导下，该会积极开展抗日筹款活动，在短期内筹得国币30余万元，成为筹款最多的南洋华侨团体。同时，胡文虎本人还一如既往地在财力上支援抗日，仅在“七·七”事变至1939年4月间，所献义捐及认购国民政府发行的抗日公债即达300余万元。1941年回国慰劳义军时又慨捐国币200万元。海外媒体称他为华侨中个人捐款最多的人。此外，他在不同时期所捐献的物资、药品等更是不计其数。

梅县籍“客商”领袖丘元荣，抗战前夕被选任印尼巴达维亚中华总商会主席。1937年夏初，他已归香港料理生意，“七·七”事变后，他返回巴达维亚，广大华侨推选其兼任巴达维亚埠筹赈会主席，主持筹捐事宜。从抗战开始至1941年4月止，他发动广大华侨捐助祖国的难民伤员，策动侨胞购买救国公债，捐助购买救护车回国。当时，民国政府发行5亿元的抗日救国公债，丘元荣积极响应，当即以“荣盛公司”名义认购6万元，协助华侨司机回国。自己也亲力亲为，3年来共捐款10万元（旧币，下同），其母71岁诞辰收贺仪18万余元，也全部汇回祖国作捐款，受到国民政府蒋介石委员长的传令嘉奖，并题赠丘母匾额一面曰“景福遐龄”。1940年，祖国中南和西南一带恶性疟疾大流行，抗战前线战区急需奎宁丸。丘元荣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在巴达维亚发动捐奎宁丸的运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仅巴达维亚一地的华侨就捐赠奎宁丸1亿粒以上，足够500万人服用，寄香港中国红十字会转交祖国。1941年，他被重庆国民政府委任为“海外部委员”。

1942年，日本侵略军南侵，雅加达沦陷。日寇获悉丘元荣爱国抗日，便穷凶极恶地将他与全爪哇之侨领共500多人一起关入集中营拘禁，并将他主持及投资之4家公司、1间工厂强行接管，内中的存货、财物等全为日本侵略军掠夺一空，仅布匹一项就达1000多箱。在集中营拘禁期间，丘元荣与司徒赞（广东开平县人，曾任巴达维亚华校教师公会主席、荷印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文书主任等职）等多人，被日寇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普天同庆，举国欢呼抗日战争胜利。丘元荣与全爪哇被拘禁在集中营的500多名侨领一同恢复自由。他热心社会公益之精神，并未因日寇残酷打击而消沉，反而愈益奋发。在大团结的感召下，他积极联络雅加达的福建会馆、广肇会馆、华侨公会、洪义顺公会及新明会等各社团联合组成“中华总会”，他被推举为首任主席，领导全体华侨共谋福利而不懈努力。当时，印尼各岛交通尚未恢复，百业萧条，战乱频仍，各地动荡不安，受难侨胞流离失所，逃难到雅加达者甚多，亟待施救。当丘元荣目睹难侨流落街头的惨状心急如焚，当即放下自身生意，组织人力全力施救，在中华总会下属特别设立“救济股”，专办难侨救济事宜，经办食堂，寻觅住地，先解决流离失所的侨胞之温饱问题。同时，他向当时政府力陈建议，请求拨出专款救济，对难侨分发物资或现金，从而使两万余户、十多万难侨得到救济，或在雅加达居住，或返回原居住地谋生。

旅居南非的梅县籍“客商”刘浮初，当时已80多岁。以前他考虑到自己年老，需要一笔养老金，曾将私蓄买了标准银行（与香港汇丰银行联号）的汇票800英镑。刘老伯平日将汇票小心翼翼地卷成小纸条状，缝藏于西装背心中。出于支持祖国抗战，他便慷慨地将这笔款全部买了国民政府的“爱国储蓄”。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书“卜式输财”，南京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书“毁家纾难”条幅以资奖励。南非的梅县籍华侨林岳云等人亦购2000多英镑的爱国储蓄，支持抗战。旅居南非的梅县籍“客商”梁懋尹，“七·七”事变后也募得20余万元支持抗战。旅泰梅县籍“客商”领袖谢枢泗，1940年为抗日救灾捐资泰币一万铢（等于现在100多万铢）。

另一个客属团体旅美纽约崇正会，是在“七·七”事变后由“人和会馆”改组而成的，在成立宣言中开宗明义指出其“代表全体客家人名义的地位，筹款抗日救国，赈济祖国灾黎”。后来，该会又成立了筹募军需委员会，组织抗日救国示威大游行，并通过举行游戏、游艺等方式进行筹款，所得款项也悉数汇往国内。又如香港崇正总会，在1938年广州沦陷后大批难民南下时，也成立了救济难民委员会，向当地及海外募捐救济钱物，并组织战地服务团和救护队等回东江工作，进行战地救护或开办医院，直接服务于抗日救援行动；同时还认购救国公债百余万元，为祖国抗战做出了贡献。

旅居南非毛里求斯的梅县籍“客商”领袖黎子达组织华侨成立抗敌后援会，积极募捐支持抗日。1940年，黎子达捐献国币5万元给重庆中央政府作为抗日救国经费。毛里求斯华侨成立抗敌后援会，1943年10月捐2200英镑支持抗战。

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仅梅县籍“客商”及华侨捐款的数额就达到国币734350元，捐献的大米2400多包，以及枪支弹药等物品一大批。有资料可查的梅州籍“客商”及华侨捐资抗日的人士还有：

大埔县旅新加坡“客商”林师万，担任新加坡华侨筹赈会客帮分会主席，带头慷慨捐资，并积极倡导筹募资金支援祖国抗战和赈济难民。

大埔县旅新加坡“客商”刘登鼎、张进之、李德初、陈叔卿，也和林师万先生一起踊跃捐款。

1938年6月，丰顺县旅居越南、泰国、马来亚等国的“客商”，捐款80余万元，由该县邑绅丁培伦、丁培慈交给广东省各界募款购机委员会。

丰顺县旅居印度的“客商”筹集了一笔资金后，选陈霖初为代表，专程把捐款送到当时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手中。

泰国丰顺籍“客商”吴伊璜募集得十多万元捐给政府。

新加坡嘉侨救乡会主席、梅县籍的“客商”杨益麟捐款五万元、曾孔坡捐款两万元。

马来亚大霹雳梅县籍“客商”钟成才，抗战爆发后捐款四万多元以及金器21件。

泰国梅县籍“客商”陈澍荪为抗日奔走呼号，募捐资助抗战军费，其本人则按月献捐。

五华县旅马来亚“客商”李桂和，1937年为抗日和救济灾民捐国币10万元，获国民政府奖“积善余庆”横匾一块。[26]

“七·七”事变后，马来西亚“客商”领袖罗善庆（1875—1958年）组织筹赈会，在玻璃市各属筹募款项。

1938年10月10日，东南亚各地45个华侨团体的代表在新加坡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东南亚各属各埠的“客商”筹赈会都加入了这个由侨领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侨总会。“客商”与广大华侨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团结一致，支援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此外，“客商”还在侨居地广泛宣传并开展“不卖日货”运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加紧向东南亚各国进行经济扩张，把大量商品倾销到东南亚各地。面对这种形势，海外侨胞以民族利益为重，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不顾侨居国政府的种种禁令和刁难，不计较个人在经济上的损失，纷纷参加抵制日货运动。运动遍及东南亚各个城镇，特别是印尼的一些大中城市，如巴达维亚、万隆、棉兰等地，抵制日货运动更是开展得如火如荼，声势浩大。在“七·七”事变前夕，梅县旅居印尼巴达维亚的侨领、中华总商会会长丘元荣，就派员回国考察，并与上海工商界联系，将国货送巴达维亚展销，号召广大华侨使用和出售国货。梅县另一旅印尼“客商”侨领张鹏高，还专门召开会议，作出抵制日货的决定。由于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使日本在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大幅度下降，日本的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受到一定的打击。[27](www.xing528.com)

1939年4月，由“客商”组织参加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华侨国际宣传统一委员会。其他地区的华侨开办电台，对外报道中国的抗日情况，并组织救国宣传会、演讲会，印发传单，出版报纸等，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抗日。另外，他们还争取侨属地政府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援。各地客属侨胞自觉抵制日货，还成立了专门组织，制订《抵制仇货大纲》，开展“救国连锁运动”，相约禁买禁卖日货，也不卖货给日本人，不为日本人工作。在南洋的日矿华工还开展罢工运动，不为日本矿主采矿。在美国，客属侨胞参与了抵制美国废钢铁和战需物资运往日本的运动。凡此，尤其是各地华侨对日货的抵制，造成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量下滑，仅在南洋一地，“使日本对南洋的贸易输出1938年比1937年约减少38%，输入减少30%，贸易总额约减少39%”。[28]

2.办报出刊、组织文艺演出，宣传鼓动抗日救国

“客商”利用文化优势在南洋及其他侨居地创办华文报刊，宣扬中华文化是爱国的重要表现，是“声教南暨”的重要内容。抗日战争一开始，“客商”便利用在侨居地所办报刊，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呼吁全世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为祖国的抗日救亡大造舆论。

20世纪30年代末，胡文虎创办了《星华日报》《星岛日报》《星洲日报》等八家报纸，这八家报纸成为华侨救亡团体的喉舌，也是华侨宣传抗日的主要阵地。胡文虎利用自己的“星系”报纸积极报道国内抗战情况，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号召海外华人华侨积极迅速投入全民族的伟大抗战。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胡文虎的侨报《星洲日报》对日本侵华的罪行进行迅速报道，与此同时，《星洲日报》与南洋其他侨报一起动员侨胞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由于《星洲日报》等侨报的推动和新加坡总商会的组织，新马华侨的抵制日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华侨商人和华侨消费者便已经完全断绝了与日商的联系，不再买卖日货。《星洲日报》为方便侨胞输财出力，还直接参与祖国社会公益事业，如捐款购机、劝募公债、赈款义捐等。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胡文虎的《星光日报》大篇幅刊登当地抗日救国活动的新闻，如救亡歌咏运动、新诗歌运动、救亡戏剧运动及文化救亡协会的活动，深受读者欢迎。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胡文虎创办的“星系”报纸对祖国的政局、战局的发展极为关注，且聘请著名爱国作家郁达夫为《星洲日报》主编。1938年，南京、上海沦陷，东南沿海受封锁，香港成为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胡文虎于是投资40万元，在香港创办《星岛日报》，该报突出反法西斯的鲜明立场，把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告诉海外同胞和国际友人，取得国际间的声援和支持。

印尼首都巴达维亚的《天声日报》，是“客商”创办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任社长的吴慎机（蕉岭县籍“客商”侨领）、总编辑丘正欧（梅县籍“客商”侨领）等，以报纸为喉舌，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在巴达维亚一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马来亚“客商”梁燊南（梅县籍“客商”侨领）筹资创办并兼任总编辑的《马华日报》，在1938年元旦发表的《本报与国难》言论中指出“海外侨胞，愤倭寇之残暴猖獗，尤力主与一决雌雄，函电交驰，踊跃输将，誓为后盾”。号召海外侨胞“凡直接间接，可以断敌人之资源，削弱其国力者，应于无碍当地法律范围之内，尽量运用”，“只愿吾侨毁家纾难者，接踵而起，使战时国家之经济巩固，然后可以应付裕如，此种责任，为远处海外之侨胞所不能诿卸者”；并向读者阐明该报在抗战期间，“思以笔作枪，追随各地同业之后，增厚吾侨言论之力量也”。

此外，由“客商”谢英伯任主笔的加拿大《新民国报》，“客商”熊幼霖（梅县籍）创办的泰国《华侨日报》，梅县籍华侨谢佐舜任总编辑的巴达维亚《新报》等，在八年抗战期间，都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揭露日寇在我国的血腥暴行，号召鼓动华侨以各种形式支持祖国的抗战，报道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

东南亚各地的一些“客商”社团还组织文艺团体，进行创作和话剧、歌舞的演出，宣传和推动华侨抗日救亡运动。20世纪20年代中期，侨居马来亚的梅县籍“客商”郑天保，“八·一三”事变后又从国内返回马来亚的加影华侨中学任教，与梅县籍华侨胡一声组织了加影流动歌舞剧团。他创作了《中华魂》《合肥之夜》等戏剧，排演了《南岛风光》《忍受》《太平年》等，到马来亚各大、小城市巡回演出，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团结，抗日救国”的主张。20世纪80年代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广东省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孙儒，抗战侨居马来亚时，创作了大量抗日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组织剧团到广大华侨中演出，宣传祖国抗日救亡事业，以致1940年9月被殖民统治者当局逮捕押解出境回国。

一些“客商”华侨团体还在街头进行宣传活动，募捐款物支持抗战。据丰顺县马来亚归侨彭爱群回忆，他12岁在马来亚读书时参加了卖花募捐，当时唱的卖花歌歌词是：“先生买一朵花呀，先生买一朵花；这是自由的花呀，这是解放的花，买了花救你的家。先生买一朵花呀，先生买一朵花；不是要你爱花呀，不是要你赏花；买了花救了国家。”街头劝募歌歌词是：“募寒衣，请捐助，要募寒衣千万数；难民冬天无衣裳，寒衣募给难民穿。”

3.辍商回国、参加抗战

为了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复兴，海外“客商”及广大华侨与祖国人民一道，在爱国主义热情的驱使下，抛弃学业、停止经商，离开温暖舒适的家庭，组织各种服务团、义勇队、救护队，回到祖国战火纷飞的抗日前线，与广大军民一道冲锋陷阵、流血牺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

1940年，我国东南沿海的国际交通线被日军截断。祖国的对外交通只剩下西南崇山峻岭中的滇缅公路，国际上支援中国的抗战物资，仅靠这唯一的交通要线输送。所以此时国内急需技术熟练的汽车司机和修理工，而当时国内却十分缺乏。南侨总会得知后便号召华侨机工回国服务。他们先后分九批共3600多人回国，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客商”及其子弟，在泰国第一批回国服务的40人中，绝大部分是广东籍“客商”及其子弟。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各国的“客商”及子弟，与其他华侨青年一道，返回祖国，奔向抗日根据地，直接投身于抗日杀敌的洪流之中。据当年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的老同志回忆，抗战期间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客商”及子弟，仅梅州籍的就有：钟庆发、陈龙、廖冰（女）、丁拓、李介夫、温坚（女）、李德奇、余震、陈耕国、温洪、王谦、郭治新、李英岚、罗启章、张上明、潘伊梅（女）、刘水、朱慧莉（女）、张棣昌、刘复之等。

值得一提的是牙科医生李德奇（梅县籍新加坡华侨），带着药品奔赴延安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牙科医生，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曾多次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八路军高级将领治牙疾，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卫生厅厅长。

辍商回国到延安参加抗日的梅州籍华侨杰出人物还有刘复之（1917—2013），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约亭岗村人。少年时在本村的仰贤学校（今水白中学）就读。1934年后到香港当店员。1937年“七·七”事变后回国到延安参加革命。20世纪80年代末曾任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另外，比较知名的还有五华县的印尼“客商”曾庆崇，大埔县旅新加坡“客商”陈文德、陈树强、陈阮等，兴宁旅印尼“客商”罗亚耀等。

旅泰梅县籍“客商”钟镜泉，1940年6月送其子钟志坚随水客回国投军。梅县华侨互助社理事长张士平于1945年4月送其第三子张伟春入伍。旅泰丰顺籍“客商”吴伊璜于1943年5月送其子吴模参加远征军。梅县籍“客商”归侨陈木桂，其两个弟弟先后于“七·七”事变后入伍，一个在沪战中牺牲，木桂又主动报名加入远征军。梅县籍华侨回国投军的还有：旅泰的余华、陈金荣，旅毛里求斯的梁巨生，旅印尼的张丙林、黄仁昌，旅缅甸的陈绍群等。丰顺县籍旅泰“客商”及子弟组成泰国华侨青年参军志愿队，回国抗战，其中徐名有等人献出了宝贵生命。

1939年1月，东南亚各国的粤东籍“客商”及华侨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大部分团员后来都加入了广东抗日游击队。成立之初，由于要求参加的人数太多，不得不扩编为若干分队，结果很快有吉隆坡、两才、文森、加影、士毛月等几个分队建立起来，于当年夏天携巨款和药品、衣物等经香港进入东江地区。其中吉隆坡队有73人，主要说广州话和客家话，可知客家人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到前线后，这支服务队的大部分人被编入抗日部队直接参战，一部分人从事救亡宣传工作，转战于东江流域各地。在滇缅公路上从事运输和汽车修理的南洋机工，人数多达3000余名，其中不少是“客商”及子弟，他们担负着战略物资的运输任务，每天运输军用物资300多吨，并且经常要冒着被敌机轰炸、感染严重疟疾等危险，但他仍然义无反顾，有力地支援了抗战。该团增（城）龙（门）队副队长钟若潮（梅县籍）任广东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独立中队政委，在马山战斗中，为了保卫东江纵队司令部，保护曾生、杨康华等领导同志，与人数十倍于自己军队的日军展开血战，挡住了精锐的日军久留米师团，击毙日军指挥官加藤，他和突击队大部分战士都壮烈牺牲。[29]

1938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淡水、惠州、广州先后沦陷。12月，紫金“客商”及子弟和旅居港澳同胞成立了政治工作队，由黎孟持率领返回紫金古竹，以政治工作队的名义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政治工作队一到古竹，就与东江抗先队召开座谈会，共同发动青年过集体生活，参加集体训练。同时，到蓝塘协助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1月，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惠阳县淡水成立。春节期间，政治工作队在古竹与抗日救亡先锋队一起开展旧形式新内容的舞狮活动，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3月上旬，政治工作队被正式编为“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第四团”，团部设在古竹，黎孟持为团长，有团员李恒若、谭淑娇、张乃珍、梁剑红、黄骥、梁衍、黎淑芳、陈启柏、陈启锐、潘风、杨月居、杨琼瑞、潘祖岳、潘曼冰、周公拔、张雁如、方觉魂、黄锦荣等35人，下设古竹第一队、蓝塘第二队，一起动员东江群众协助军队与人民武装抗战，并拯救伤兵难民，辅导民众组织各种救亡团体，与抗先队密切配合，深入乡村，写标语、画漫画、出墙报、发传单和召开会议，控诉日本侵略军的罪行。举办识字读书班与民众夜校，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意义。并以古竹、蓝塘、紫城三大圩镇为重点，以抗先队为骨干，发动男女青年创办《抗先圩报》，建立大众剧社，排练了《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最后一课》《空袭》等几十个节目。除到所属各村演出外，还到龙窝、中坝等地巡回演出，鼓舞斗志，团结一切力量打击侵略者。此外，还利用节日纪念活动，扩大抗日宣传。农历3月29日，是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起义的日子。是日，东团第四团联合当地各机关、团体和学校，发起开展纪念黄花节起义的活动。参加人数众多，一面集会游行，一面发动学生卖花捐款，掀起前所未有的救亡热潮。蓝塘大众剧社人员还不怕艰难，一天跋涉30多公里至古竹公演三晚。两地人士举行联欢会，共同推进救亡运动。在纪念活动中，演出台上和圩镇中摆设了献金箱，人们各尽所能，市民献钱，商人献物，农民献粮，大富人家献金银，有的妇女把自己身上的金银首饰、金链都捐出来，仅蓝塘一地就捐献了价值白银5000多元的钱物，直接支援抗日前线。同年4月5日，东团第四团在古竹召开有各界代表百余人参加的大会。一致通过成立古竹乡民抗敌自卫协会筹备委员会，即席公推九人为筹备委员。同时，由大会拟定本团与抗先队协同筹委会深入各村的工作步骤。东团第四团还主动与国民党政府组织的抗敌后援会取得联系，使东团第四团组织公开化、合法化。从此，其他民众抗日团体相继出现，古竹、蓝塘、紫城、龙窝、中坝等乡镇先后建立了青年同乐会、青年读书会。《全国总动员》《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大路歌》《流亡三部曲》等歌曲的教唱随处可见可闻。有些学校还组织晨呼队，每天早上都引吭高歌，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情绪十分高昂。东团第四团还救援惨遭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的从汕头、海陆丰逃难到紫金的难民，并联合后援会组织，发动群众募捐。紫金各界人士积极行动救援受难同胞，艺人卖艺、画家拍画、菜农献菜、鱼贩捐鱼、学校师生捐献钱粮，使过境的上万名难民，基本上达到投者有宿、住者有吃、去者有费、落户者有安置、伤病者能得到免费治疗。[30]

另外，由“客商”及子弟担任的回国抗战飞行员和技师也有多人，在国民政府空军中占有较大比重，比如驾驶驱逐机的飞行员几乎占同类飞行员的3/4。他们分别来自美国、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加拿大等国，其中来自菲律宾的有62人，来自美国的超过100人。1940年国内招考空军，仅越南华侨就有145人报名。另外在美国，还有华侨创办的旅美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波兰特航空学校等专门学校。培养出来的飞行员和技师，先后有多批回国参战，“战绩卓绝，尤其蜚声于空军界”，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

4.参加侨居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做贡献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国也相继沦陷。“客商”除支援祖国抗战外，还积极参加侨属国的抗日斗争，其事迹也同样可歌可泣。他们与当地人民一起，在压迫面前毫不屈服，勇敢地拿起武器，与日寇展开殊死斗争。如新加坡的星华义勇军，马来亚的人民抗日军、华侨抗日军、136部队，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等，都是著名的抗日武装。同时，在美洲、大洋洲等地，“客商”及客属侨胞也积极参加了所在国的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其中在美国的华侨男性近1/5在陆军服役，空军第14地勤大队士兵几乎全是华侨。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客属侨胞始终不懈地以各种方式全力参与抗日斗争，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波澜壮阔的救亡运动，为祖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著功勋。他们与海外其他华商华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爱国整体，辛亥革命之后形成“第二次爱国高潮”，是“中国对日抗战的四大支柱之一”。当时的国民政府评价他们“为抗战建国力量源泉之一”，“是一万分地对得起祖国”。朱德说他们“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这些对全体华商华侨的高度评价，其中包涵有对“客商”及客属侨胞重大贡献的肯定。由于“客商”及客属侨胞在华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多又活动在支援抗战最为踊跃的南洋，这样的高度评价，对于“客商”及客属侨胞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贡献，也不为过。[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