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的重大贡献及尖端成果

陈垣（1880—1971），中国教育家、历史学家、新考据学的集大成者。字援庵，又字圆庵，笔名谦益、钱罂等，广东新会人。出身药商家庭。少年时，受“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曾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1905年，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影响下，他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作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1910年毕业于光华医学院。辛亥革命后，他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积极宣传反清。1913年，以革命报人的身份当选为国会议员，从此在北京定居，直至逝世。

史学大家陈垣

袁世凯复辟后，政局混乱，他潜心于治学和任教。他从教70多年，任过46年大学校长，热心教育，影响深远，造就了众多的人才。他曾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已经69岁。1959年，以79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前，曾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还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南宋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净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

1933年4月，法国著名汉学家、探险家伯希和来中国考察，他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唯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96]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毛泽东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97]

2002年9月8日，有两座铜像在北师大落成，一座是孔子铜像，另一座铜像是北师大老校长陈垣全身像。

陈垣继承乾嘉考据学，将传统人文精神与近代科学思想方法结合起来，以新考据学的卓越成就，治学考史，在宗教史、中国历史文献学和元史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举世公认的史学大师和学术巨匠。

1.“古教四考”和宗教史研究

陈垣的史学研究，是从宗教史开始的。他是宗教史专家，几乎是没有一门宗教不研究。1917年，他开始发奋研究中国基督教史，著有《元也里可温教考》，后来形成著名《古教四考》，即《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古教四考”使陈垣登上史坛，走向世界，也为民国学术史增添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光彩一笔。

《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年5月写成，曾经多次修改、印行，使陈垣开始蜚声史坛。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总称。过去以为此教资料多在海外，而本国典籍无征。该文则专以汉文史料进行研究，除《元史》外，还利用了地方志、金石录、书画谱等60多种材料，论证了隐晦七八百年，无人能道的也里可温教。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代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国际学者和宗教史研究专家的重视。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年11月写成。开封一赐乐业教即犹太教。该教在明清时所立的三篇碑文，对其何时传至中国，说法不同。陈垣用种种方法证明开封犹太教非宋以前所至，汉文典籍对犹太教的记载始见于《元史》，元以前无征。文中还详细考证了该教与回教之异同、教中人物之大略、寺宇的沿革、经文的内容和源流。

《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年4月撰。火祆教又名拜火教，唐初传入中国，颇见优礼。唐时外来宗教，除火祆教外，还有大秦、摩尼、回回三种。回教在唐代未盛，记载尚少；其余三教，因都来自波斯，唐宋学者分辨不清，记载每有错误。清代学者如钱大昕等也常把它们混为一谈。此文除叙火祆教的起源、兴衰外，还将典籍上三教混同记载的错误一一指出，予以辨证。

《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写成。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它由拜火、基督、佛教糅杂而成。陈垣取敦煌摩尼教经卷和其他材料，考明摩尼教于唐武周长寿二载（694）传入中国，历唐、宋、元、明数朝，在中国流行的情况。

“古教四考”陆续出版后，好评鹊起。此外，他还有《回回教入中国考》（1927）、《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净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等，加上后来问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基督教入华史略》《中国佛教史籍概论》（1955）等论著，以宗教史研究来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是陈垣对民国学术的重大贡献，也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推陈出新，与国际汉学界接轨的不可多得的尖端成果。

2.对目录学、校勘学和史源学的贡献

目录学是研究学问的门径，是掌握书目、书的内容、版本以及相关书目的一门学问。一个人要研究学问，必须掌握目录学。

陈垣在年轻的时候，就熟读了《四库全书提要》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提要》对清朝研究学问的人来说，确实帮助很大。张之洞《书目答问》写于光绪元年（1875），也是一部目录学著作。陈垣把这两本书读得很熟、很精，而且也要求学生好好利用。

辛亥革命后，陈垣到了北京，曾花很长时间研究“四库全书”。他研究“四库”与别人不同，别人只是要看什么书到“四库”中去找，他却是研究“四库全书”收编的书是如何写成的，它有哪些版本。于是著成两本目录学工具书，一是《四库书名录》，一是《四库撰人录》，为人们利用“四库全书”进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此外，他为了研究元史，还编出元朝六十家文集的目录。这书稿没有印行，北京图书馆藏有抄本。他在研究《册府元龟》时，一开始就先作有关《册府元龟》的工具书，然后再动手研究。

在研究“四库全书”时，陈垣对古书引用的文献，都一一溯源，找到它的原始出处，从而创立了“史源学”。

同时，由于刻印、流传的原因，中国古书往往有许多错误，后人不能理解，信以为真。所以，陈垣在研究历史文献的时候，非常注重校勘的工作。1931年，他写成《校勘学释例》一书。

陈垣出于讲授校勘学的需要，从《元典章校补》（10卷）所录的12万条谬误中择出1／10作为典型校例，并归纳出若干校勘的理论和方法，编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名《校勘学释例》，1931年由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印行，1959年中华书局重印。

《校勘学释例》将古籍产生窜乱讹误的现象归纳为5类：行款误例、通常字句误例、元代用字误例、元代用语误例、元代名物误例。每类又归纳出致讹原因，例如在“通常字句误例”中指出某些字句在读写时有易误因素，指出有“形近而误”“声近而误”等11种致讹原因。《校勘学释例》还在历代学说的基础上概括和归纳出“校法四例”，即对校法，以同书祖本与别本对校，其作用是可校各本的异同；本校法，以本书前后内容互证，抉摘差异，以知谬误，此法宜用于未得其他资料之时；他校法，凡著书均有采录前人或为后人所引用的现象，故可用他书校本书，这也是证明书有讹误的良法；理校法，凡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时，则应由通误者断于情理，故名“理校”。校勘是一种非常枯燥、繁重的工作，胡适说陈垣是“用极笨的死功夫”来做校勘工作。“校法四例”提出的4种校勘方法是对中国长期以来校勘工作经验和方法的总结，使中国校勘学第一次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对于文献校勘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www.xing528.com)

3.历史避讳学的成就

避讳是我国历史上特有的风习制度。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君主时代，古代书籍在书写君主或长辈的时候，就不能直接写出他的名字，要用其他的字来代替，这就是避讳。时间一长，避讳越来越多，大体有“改字”“缺笔”“空格”“替换”“抬头”等，使人们阅读古书造成了许多麻烦。

如唐代就需要避讳“世民”二字，而不须分别避讳“世”和“民”，但原来的民部却改成了户部。清朝避讳制度始于康熙年间。康熙帝玄烨，就规定，以“元”字代替“玄”字，以“煜”字代替“烨”字。“烨”字不常用，“玄”字却是个常用字。如《老子》一书，“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语，被改为“元之又元，众妙之门”。清朝避讳执行的最严的是雍正乾隆年间。雍正的名字胤祯，雍正兄弟名字中的“胤”字，一律改为“允”字；著名诗人王士祯，死后10年，还被改名为王士正，后又钦命再改为王士桢。就连明朝的亡国之君崇祯，也被改为的“崇正皇帝”；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居然被改为赵匡允。

陈垣总结了前人的成果，经过潜心研究，出版《史讳举例》一书，介绍自秦迄清，历朝的避讳制度和讳例。在该书第八卷中列出了我国历代的避讳表，每一朝避什么，如何避，使人们读起古书来十分方便。他指出，利用古文书的避讳，“可以解古文书之凝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盖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识，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史讳举例》一书，成为现代考据学中的避讳学的经典著作。

4.历史年代学的研究

读中国古代书籍的一件麻烦事就是年代问题，因为古史纪年大都是采用干支和帝王年号的方式，若干年就换一次，而且西历（公历）、回历、中历（农历）的纪年方法各不相同，为历史研究造成困难。为了把这些纪年方法统一起来，给研读历史者提供方便，陈垣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算历法，经过长时间研究，于1952年出版了《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两书，把汉代以来2000年间的纪年与西历、回历、中历一一对应起来，解决历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使历史事件和历史时间对应起来，让人一目了然。这两部工具书解决了中国史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对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使用。

陈垣编写这两部书，花费了很多精力，致使后来20多年不能正常吃饭，就是因为当时一天到晚坐在凳子上，废寝忘食地推算历法留下了胃病。

5.元史研究的突破

清朝学者研究元史的人很多，多少是看到清朝很像元朝。康熙年间，邵远平著《元史类编》，要把元史重新改编。乾隆间，钱大昕编撰《元史氏族表》与《元史艺文志》，对元史很有研究。鸦片战争前后，魏源编撰了《元史新编》，以后研究元史的人很多，直到清末，柯劭忞编著《新元史》，集有清一代元史研究之大成。

陈垣研究元史与前人不同，他着重搜集有关元朝民族的历史与元朝宗教的历史资料，参考了200多种书籍，采用新的方法，提出问题，深入研究，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元朝将臣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陈垣所指的西域人主要是色目人。他用了很大精力，进行考证工作研究这些人在进入中国后，如何被汉族同化，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陈垣认为《元史》保存了原始的材料，没有擅加改动。但研究元史，还要利用元朝六十家文集。他认为研究历史，不能只用史部的书，经部、子部、集部的著作都应加以利用。陈垣的《元也里可温教考》《校勘学释例》（《元典章校补释例》），都是研究元史的著作。

日本研究元史的学者，对陈垣十分钦佩，他们承认《元西域人华化考》《元也里可温教考》这两本书日本人是研究不出的。

6.《通鉴胡注表微》和考据学的方法

对日抗战时，陈垣一直身处沦陷区。1943年他开始撰写《通鉴胡注表微》，也就是阐发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隐藏在注文中不便明言的微言大义。胡三省（1230—1302），字身之，浙江宁海人。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他与文天祥、陆秀夫为同榜进士，曾担任过一些县级官职。宋亡后回乡隐居，以全部精力为《资治通鉴》作注。陈垣说：“这样一位爱国史学家是在长时期里被埋没着，从来就没有人给他写过传记。到清朝，有人认为他擅长地理，有人认为他擅长考据，才偶然提到他。至于他究竟为什么注《通鉴》？用意何在？从没有人注意，更没有人研究。”^[98]这部书1946年写成，成为陈垣最满意的著作，称其为“学识的记里碑”。这部著作前10篇论史法，后10篇论史事。既论校勘、避讳、考证、辨误等考证据学问题，也探讨了历代史家对历史事实的感悟、诠释和评价。

陈垣自称其学出于钱大昕，但新考据学与乾嘉考据学不同。乾嘉考据学“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为考证而考证，将考证视为史学的本身和目的，而新史学只是将考证学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务立大义，明不为破碎之考证也”。^[99]

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按照证据形式的不同，陈垣将考据分其为三种：理证、书证、物证。不论哪种方法，都要有确实与丰富的材料做支撑。所谓考据，就是要拿出证据，这与论述有着本质的区别。

有些史料，从道理上讲值得怀疑，但又无确凿的证据，只能根据逻辑推理来判断其正误，这就是理证。运用理证时，必须多讲道理，摆出事实，才能使论点站得住脚。理证难度较大，不好把握，除基本功外，还要有卓越的识别与判断能力。否则，不是发现不了问题，就是会犯主观武断的错误。

书证是指利用本书与其他各类档案资料以及各种书籍为依据，考证史料的正误。随着时代的发展，还可利用新发现的资料来证明，如先秦时代的竹简帛书、敦煌遗书、汉晋简牍、清宫内阁大库档案等，这就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物证是指以出土的龟甲、金石以及其他考古器物为依据，考证史料的正误。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就是用甲骨考证史事的最大成果。

陈垣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也没有海外留学经历，全靠自己的勤奋钻研，著作宏富，成就斐然。他在宗教学、目录学、校勘学、史源学、避讳学、文献学、年代学等方面均有很大的成就，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世界闻名的史学大师。20世纪20年代，他就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世界级学者之一，与王国维齐名，对后学产生“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的作用。1928年，傅斯年为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致函陈垣，以陈与王国维相比，称颂“静安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鹰扬河朔于后，二十年来承先启后，负荷世业，俾异国学者莫敢我轻，后生之世得其承受，为幸何极”。^[100]台湾学者严耕望（1916—1996）曾把陈垣与吕思勉、陈寅恪、钱穆并列为“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他所亲仰风采的前辈史学四大家。又把陈垣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两位先生都是当代历史考证学巨擘”。^[101]陈垣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外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

1957年，他在《通鉴胡注表微》重印的“后记”中说：“胡三省亲眼看到宋朝在异族的严重压迫下，政治还是那么腐败，又眼见宋朝覆亡，元朝的残酷统治，精神不断受到剧烈的打击，他要揭露宋朝招致灭亡的原因，斥责那些卖国投降的败类，申诉元朝横暴统治的难以容忍，以及身受亡国惨痛的心情，因此，在《通鉴注》里，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102]这样“表”胡三省作注之“微”，也正所以寓自己的心境，由此可见陈垣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